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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糕走后，我便一个人上班。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坐在前台，有旅客来了就帮他们登记入住。不断地接电话，“喂，你好，这里是夫子庙青年旅舍。”“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没有标准间了，只有床位了。”“嗯，好，我已经帮您预订了，到时候凭着您的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入住了。”……每个晚上，都重复着这些话，却没有感到过厌倦。
住青旅的，几乎都是背包客，他们背着大大的行囊，钱很少，梦想很多。他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住在这个小小的旅舍里，共用着一个小小的房间。晚上，他们坐在旅舍的客厅里，喝啤酒、聊天，我喜欢坐在前台，静静地听他们说话。
等到凌晨1点多，客厅里的客人基本上散尽了，我就关好大门，锁好抽屉，把客厅里的电灯都关掉。这个时候，我可以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
不过，通常睡不过10分钟，就会被敲门声或者电话吵醒。
有的时候半夜里突然下暴雨了，我就要走到阳台上，把旅客们晾在外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收进来。手忙脚乱一阵后，坐在空空的大厅里，望着窗外安静的秦淮河，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点儿落寞。
有一个北京男生，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南京。抵达旅舍已经是凌晨3点多，但是他不回房间睡觉，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喝酒，他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直到天亮才上楼回房间。后来的几天，白天他在房间里睡觉，晚上就一个人在大厅里喝酒。
还有一个韩国人，在大连读书。中文说得不好，却很喜欢和旅舍的人聊天。不上班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们走进了一家很普通的餐食店，我点了牛肉饭，他吃卤肉饭。最后付账的时候，他一定要帮我付钱。我不好意思，他说：“我比你年纪大，应该我来。”
后来，我们去南城墙附近散步。日落黄昏，很多老太太在城墙下放着录音机跳舞。她们放的曲子是《大长今》的主题曲。
最好的夏天（4）
“大长今？大长今！”他激动地叫了起来。
“呜啦啦，呜啦啦……”他手舞足蹈地边唱边跳起来。但是，他唱着唱着，就哭了。他说，他在中国读书，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现在，他一听到韩国歌，就会哭出来。
我傻傻地站在旁边。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理解他的那份心情。但我知道，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秘密吧。那个秘密，可能是一件事，也可能是一个人。那个人站在他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件在自己心里珍藏着的事情，或者一个人，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辛苦地通宵工作，但还是出了差错。有一天早晨，和玉姐交班的时候，在核对账目的时候，发现少了两百块。算了好几遍，还是少两百块。没办法，只有自己掏出两百块补上。可是，我也没有两百块钱啊，只能先记在账上，从后面的工资里扣了。
后来，我越想越郁闷，越想越气，明明都按照程序走的，怎么会少两百块呢？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法。
青旅里有两台电脑，那两台电脑上网是要收费的，4块钱一小时。但是很多旅客都只上几分钟，所以就不问他们要钱了。其实即使他们上几个小时，如果他们没有自觉地付账，我也不会去问他们要钱。
但是后来，只要有人用电脑，我就盯着，留意着他们的上网时间，然后向他们收钱。那些钱，我不记到账上，自己私藏起来，补到那两百块里面。不到一个星期，那两百块钱竟然就存满了！
我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感到窃喜。补回的这200块钱，无论王叔怎么查账都查不出来的。
后来我打电话给雪糕，告诉他这件事，他惊讶地说道：“原来你也想到了这个方法？！”
旅舍里有一台咖啡机。如果旅客要喝咖啡，前台就给他们磨。那咖啡豆一般般，却要10块钱一杯。除了一些鬼佬，很少会有人点旅舍的咖啡。
一天晚上，旅舍里来了三个毕业旅行的大学生。我和他们在大厅里聊得很开心，一直聊到凌晨。他们点了咖啡，在大厅里面喝。最后结账的时候，他们付钱给我，我一开心，就摆摆手说：“不用啦，我请你们！”
本来想算啦，如果不记到账上老板也不会发现。后来作了很大的思想斗争，还是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30块钱加到营业额里。
后来，那些聊得好的客人，每次去收他们的钱，我都下意识地想说：“不用啦！我请！”我暗暗嘲笑自己，真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一个晚上才赚那么点儿钱。但是，那份心情是真的，那种，想和他们分享快乐，想带给他们快乐的心情。
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我领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资，860块。
王叔数钱的时候，我的心怦怦地跳，大气都不敢出。他点好钱，把钱递给我。我接过钱，手还有一点儿颤抖。
拿到钱的那个中午，我连午饭都没有吃，就兴奋地拿着钱坐公交车去商场里，打算给爸妈买一份礼物。在公交车上，我还在想，到底买什么呢？我越想越兴奋。但是，等下了公交车，我的手一摸口袋钱包没了！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还是没有。我掏出另一个口袋里仅有的几个硬币，重新坐上公交车，回到了出发地，低着头来回找着，还是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刚才挤公交车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钱包里，不光有我的第一份工资，还有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我愣愣地站在车站里，站了好久，才万念俱灰地走回旅舍。走到了阳台上，忍不住哭了起来。边哭边骂，越哭越伤心。
李奶奶看到我，就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钱被偷
光了。”她说：“在哪里被偷的啊？”我没有回应她，又捂着脸哭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完蛋了，现在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了。
过了好一会儿，王叔走了过来，说：“走，我带你去报案。”于是我就跟着他去了夫子庙派出所，作完笔录后，走出派出所，王叔突然说：“你等一下。”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饭店旁边的火车票代售点。
他买了一张第二天回杭州的动车票给我，然后说：“你先回家再说，不要着急。”
我说：“我会把钱还你的。”
他笑了，说：“没事没事。”
我们走着，他突然又说：“你回去，总得带点儿东西吧，好不容易来趟南京。”他又带着我去了一家咸水鸭店，买了一只咸水鸭给我。“你先放心回家，派出所这边一有消息我就会打电话给你的。”他边走边说着。就这样，落魄的少年，两袖清风，提着一只咸水鸭，回家了。
【2009】 我上大一那年，有一个朋友要去南京旅行，让我帮他预订青旅。我答应了，于是就从网上找到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嘟嘟”声响了好久，才被接了起来。“喂，你好，这里是夫子庙青年旅舍。”是一个陌生男生
的声音。
“喂……”话才刚说出口，就莫名地哽咽住了。
“喂，你好，喂？还在吗？”
“在在，不好意思……我想预订后天的一个床位……”
我们讲完，挂了电话。突然，我脑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一个瘦小的男生，穿着背心坐在前台，左手抓着话筒讲电话，右手拿着一张报纸使劲地扇着。南京的夏天，气温逼近40度，窗外的秦淮河似乎都泛起了蒸汽。梧桐树上的蝉鸣，一层又一层地在城市上空回响。
那个男生，是18岁的我吗？
想着想着，就湿了眼眶。
。。
是我不是梦（一）
文/野象小姐
光一下子涌入，趴在玻璃柜上午睡的徐智博吃力地睁眼。
“喏，”西瓜风铃被撞得叮叮响，女孩将一只冒凉气的碗啪地搁到玻璃柜上，“阿嬷叫我拿给你。”转身离开，旋起一小股热风。
这是谁？
揉揉眼睛，木门扇几下“吱嘎”扣回来。屋里空气暖融黏稠，端起碗，薄荷凉茶味儿扑面而来。
傍晚，地面余热未散尽，站在门口伸懒腰。见隔壁凉茶铺的阿嬷在木桩上支起圆板，另一只手掖着碗碟。两个小孙子在一边绕着筷子和黑狗嬉闹。
“阿嬷开饭好早，今天什么菜？”
“芋头蒸排骨啦、豆腐捞饭啦……”
“这么好！”
“想吃就动作快点儿，”阿嬷挑眉，“年轻人懒死了整天不做饭。”
“智博！今天阿康伯炖鸡了。”摆台球生意的阿康伯赤膊坐在榕树下，朝他招蒲扇。他“嘿嘿”笑两声，回屋把空凉茶碗拿出来还给阿嬷，拎把竹椅凑过去。
“宋家阿嬷，那是小英吧？”阿康伯筷头指向不远处。树荫下，女孩长头发圆脸，一个人坐在青蛙凳上埋头吃饭，是中午送凉茶那个。
“回来过暑假嘛。”阿嬷忙着招呼另两个顽童。
“哎呀！小时候在这儿也念了好几年书，有七年吧！怎么生疏起来了，吃个饭跑那么远。”阿康伯瘪起肚子，扯起嗓子喊，“小英！来阿伯这儿吃鸡肉。”
原来是宋小英啊。智博碗里被阿嬷摁了好几块排骨，三两步又辗转到阿康伯饭桌前。望过去，女孩背影脆落，猛一伸腿吓得悠闲踱步的鸡乱窜。
天黑了，石桥上亮起灯。帮阿康伯收拾碗筷，听到大娘们的碎语。“学建筑哦，大学二年级。”“好像是得了什么病吧，脑子里的病，被劝退学。”“不是，听说是和老师好上了。” “哎，别说了别说了，阿嬷听到该伤心了。”
是我不是梦（二）
刻着“徐记钟表”的牌匾挂在门额上，繁体字的写法和力道，足见历史久远。店面经过祖辈三代，的确旧了。工作不复杂，无非修表卖钟，偶尔替人鉴别古董表。爸爸去世后，徐智博一人经营。
又是正午。整条街被浓重树荫笼罩，枝条拂入门前的溪水中。知了热闹，声音却遥远得很。金色光斑跳跃，风掀得树叶“哗啦”响。
钟表店半掩着门，门板上挂着把长柄伞，几支顽童随手撂下的风车斜插在上面。玫红色的九重葛从屋顶垂下。屋角弃置着台绿冰箱，被碎石和藤蔓包围。这高温多雨的季节，盆栽长势奇好，大大小小的瓷盆摆满门庭，堆上小石桥。
“哐！”徐智博被惊醒，推开纱门探头瞅。原来倚在木梁上的自行车被风刮倒了。走过去扶起来，转身看见长头发女孩，穿浅绿背心短裙，坐在门边长椅上，手里冰棍只剩最后几口。
“生意惨淡啊。”女孩清朗一笑。“嗯，天太热。”徐智博还没从午睡中完全清醒，头晕，“进来坐。”
满屋形态各异的钟表，墙上挂的、地上摆的、橱窗里码的，争先恐后咔嗒响。“我记得，初中早自习大家都背书，你老爱躲在书后面哼歌。”小英坐在椅子上笑起来。
“是吗？”
“你坐我后面嘛我记得可清楚了……八年，咱俩八年没见了是不是？”小英伸手拨电扇格罩。印象中，他是对世界怀有淡淡敌意的少年，“你经常哼那歌是什么？”
“忘记了。”
“徐爸五年前过世了？”
“嗯，跟我弟。”徐智博眉目如浅墨，轻描淡写得不可思议。小英默默点头，抬眼看他。头发嘴唇薄薄的，模样跟初中差不多，除了个子拔高了些。他自小妈妈就死了，听阿嬷讲，后来十六岁那年弟弟落水，徐爸跳下水救他，最后两人都被大水冲走了。
阿嬷是小英的祖母，在这条街上卖了几十年凉茶，小英从小被她抚养，和徐智博是邻居。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初二那年她被做生意的爸妈接回城里便再没回来。分开时两人才十二三岁。
屋里有许多钟，指针跳得不整齐，每一秒都能听到好多咔嗒声。于是一秒似乎变成好多秒。
小英每天捧碗凉茶给智博，有时是薄荷，有时是荷叶，或者酸梅、雪梨、玫瑰花、桑葡，用青花大瓷碗盛得满满的。人一熟，话便多起来。没过几天，两人又如小时候般热络。
一次，电视里放台湾偶像剧，小英在智博家握着遥控器自顾自抱怨：“编剧五十岁、导演四十岁、演员三十岁，拍一个他们想当然的二十岁就是偶像剧？两个长相好看性别不同的人凑一块儿就叫爱情？批量产出的都市爱情能感动谁呀？能取悦谁呀？当观众全是白痴啊？无聊。”接着转头对智博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挺愤世嫉俗的，一张不理人的死脸，几年不见怎么变这么温吞？”
智博说：“我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自打我爸和弟死后，老是做噩梦，吓着吓着就豁然开朗了，对人对事有了全新的态度。”接着又补充道，“虽然还是经常被噩梦吓醒。”
小英啧啧两声，说：“难为你了，做噩梦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徐智博冷笑两声，对这娘气的形容表示不屑。
小英腾地爬起来，在凉席上盘腿摆出苦口婆心的姿势。她说：“缺乏安全感很正常啊。你首先得正视自己，你不用对生活负全责。没安全感的人总觉得必须要做点儿什么，或必须处于焦虑状态才能应对未知的变化。你得学会承认一个事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安全的，即使你没有经历失去爸爸和弟弟的不幸，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