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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正要经过那段罗摩克里希纳先生还没来得及修理的扶栏时，我从后面向他冲了过去，猛力撞了一下他的后背，他随之撞向木头扶栏。栏杆本来就已松动，根本无法承受他的体重，于是在顷刻间砰的一声断开，裂成了碎片。桑塔拉姆失去平衡，一头栽向地面。
在电影里，坏蛋从摩天大楼的顶楼坠落下来时，看上去就好像漂浮在空气里。啊……啊……啊！他在半空中踢腾着双腿，舞动着手臂。但在真实生活中，情形完全不同。桑塔拉姆没有扑扇胳膊腿；他像石头般坠落，脸冲下撞到地上。他四肢摊开躺在那儿，像展翅的老鹰一样。
只有当我看见桑塔拉姆软绵绵的身体摊在地上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后果立即在我眼前浮现。
警察会驾着红灯旋闪的吉普赶到犯罪现场。他们用粉笔在尸体周围画个漂亮的轮廓，边拍照边说：“这是尸体落下的地点。”然后他们一抬头看见我在上面。警官指着我说：“就是那个男孩把受害者推下来的。抓住他！”我被带到监狱里，剥光衣服，遭受毒打，然后被带到法庭上。一个冷面法官坐在前面，身穿黑色长袍，吊扇在他头顶旋转。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落满灰尘的褪色的金色牌子，上面写着“SatyamevaJayate——真理永胜”。法官看我一眼后宣读了裁决：“罗摩·穆罕默德·托马斯，我裁定你犯了蓄意谋杀桑塔拉姆先生的罪行。根据印度刑法第302条，我判处你绞刑。”
“不！”我大叫，试图逃走，但我的腿上有脚镣，手上有手铐。我被蒙上眼睛带到行刑室。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行刑台上的控制杆已经拉起。我的双腿突然悬空，我疼得尖声喊叫，呼吸被堵在我的肺腔里。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天堂。
但天堂看上去与分租公寓一般无二，我朝下看去，只见桑塔拉姆的身体还是像鹰一样摊开在地面上。
现在周围已经聚拢了看热闹的人，有人喊道：“快打电话叫警察！”
我立刻清醒过来，一刻也不敢停留，仓促爬下楼梯，开始狂奔。我飞跑过大门，飞跑过牛奶亭，飞跑过整幢楼。我跑向车站，乘快车赶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我在每一个站台上搜寻我要乘的那趟车。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正在启动的火车，赶紧跳了上去。
我离开了孟买，离开了谷迪雅，离开了萨利姆，逃向我唯一知道的另外一个城市，德里。
从故事开始到结束，丝蜜塔都保持了完全的沉默。看得出，她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察觉到泪珠在她眼角隐隐闪动。也许，作为女人，她对谷迪雅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
“咱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吧。”我拿起遥控器，按下了播放键。
普瑞姆·库马尔旋转椅子，面向我说：“托马斯先生，你已经答对了两道题，赢到了两千卢比。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是否能答出第三个问题，奖金五千卢比。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回答。
“好。请听第三题。这个问题来自……”
正在这时，演播厅中央的聚光灯熄灭了，普瑞姆·库马尔和我陷入黑暗中。
“哎哟！休斯敦，我们有麻烦了。”普瑞姆·库马尔说。观众们会意地哈哈大笑。我没听懂这个笑话。
“你刚刚说了什么？”
“哦，那是电影《阿波罗13》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我肯定你不看英语电影。当你突然间遇到大问题时，可以用这句台词。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个大问题。得修好聚光灯以后比赛才能继续进行。”
技术人员检修聚光灯时，普瑞姆·库马尔通过耳机与制片人交谈。然后他俯身向前，在我耳边低声说，“OK，小子，你的好运已经持续了两个问题，现在就要到头了。下面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特别是对一个服务员来说。我倒是愿意帮你再多赢点儿钱，但制片人刚刚通知我，要我向前推进到下一个参赛者，一位数学教授。抱歉，世道就是这样！”他喝了一小口柠檬水，抿了抿嘴唇。
聚光灯修好了。演播室的提示牌亮出“鼓掌”。
掌声平息下来后，普瑞姆·库马尔看着我：“托马斯先生，你已经正确回答了两个问题并赢了两千卢比。现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你能否回答出第三个问题并赢得五千卢比。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回答。
“OK。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来自天文界。告诉我，托马斯先生，你知道我们的太阳系里有多少颗行星吗？”
“我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不是题目，托马斯先生。我只是问你是否知道太阳系中行星的数量。”
“不知道。”
“不知道？但愿你知道我们生活的星球的名字。”观众们大笑。
“地球。”我绷着脸，不高兴地回答。
“很好，这么说你确实知道一个行星的名字。OK，你准备好回答第三个问题了吗？”
“准备好了。”我回答。
“好。请听第三题。太阳系中最小的行星是哪个？A，冥王星；B，火星；C，海王星；D，水星。”
背景音乐还未及响起，一个声音已然从我唇间溜出：“喵！”
“抱歉？”普瑞姆·库马尔惊讶地问，“你说什么？等等！我想我听到一声猫叫。”
“我说是A。”
“A？”
“是的。答案是A。冥王星。”
“你确定吗，百分之百确定是A？”
“确定。”
鼓声渐强。正确答案闪出。
“完全正确，百分之百正确！冥王星当然是太阳系中最小的行星。托马斯先生，你刚刚赢得了五千卢比！”
我的知识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人起立鼓掌。
但丝蜜塔依然沉默着。
第五章 对残疾人的想法（1）
阳光渐弱，鸟鸣渐稀，空气愈加污浊，天空阴霾沉沉。
当你从可爱的、光线充足的花园洋房中被连根拔起，扔到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被迫与成打的小孩住在一间拥挤的宿舍里时，我猜你多少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就好像得了黄疸肝炎。
不过如果你真得了黄疸，那可不大妙。黄疸是种让人很难受的病，但它倒带来个很好的后果：你会从通风不良的大宿舍被转到单人房间里。我现在住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单间，里面摆着一张金属床，挂着绿色的窗帘。这里叫做隔离室。
过去的两周我一直躺在床上。自从蒂莫西神父死了，他们把我从教堂带到这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一直在生病。他们没有用红灯旋闪的吉普车来载我，而是开着车窗上装有防护网的蓝色面包车，就像那种用来围捕流浪狗的车子。不同的是，这一辆是用来围捕流浪儿的。如果我的年龄再小一些，他们可能已经将我送到一个领养家庭里，转手将我卖掉了。但因为我已年满八岁，所以被送到了位于土库曼门的专门收容男孩的德里少年之家。
少年之家只可容纳七十五个孩子，但那儿却住了一百五十个。里面狭窄、喧闹、肮脏。仅有的两个公用盥洗室中，洗手盆漏水，厕所污秽不堪。老鼠在过道与厨房间快速地窜来窜去。虽说有一间教室，但里面的课桌摇摇晃晃，黑板裂缝，老师们也不常教课。体育场里野草疯长，有三柱门那么高。稍不小心，就会绊倒在足球大小的石头上，擦伤自己。我们有一位体育教导员；他穿着皱巴巴的白色棉布衬衣和裤缝笔直的裤子。他将板球和羽毛球拍等运动器械保管在一个漂亮的玻璃柜里，从不允许我们去碰。
食堂的餐厅很大，铺着廉价地板，长长的木头桌子一字排开。但坏脾气的厨头把名义上该给我们吃的肉和鸡卖给餐馆，只拿炖蔬菜和又厚又黑的恰巴提对付我们。他不停地抠鼻子，责骂每一个要求再添一点儿饭菜的人。
院长阿格尼霍特利先生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很慈祥，喜欢穿用土棉布缝制的、浆洗过的库尔塔，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权力操在他的副手——诨名“恐怖土库曼门”的古普塔先生手中。他属于最坏的那类人，身材粗短，毛发浓厚，身上老是散发着皮革气味，嘴里一天到晚嚼着蒌叶槟榔。他脖子上挂着两条粗粗的金链子，走起路来发出刺耳的当啷声，到哪里都带着条竹片，动不动就抽打我们。私下里有传言说他在深夜将男孩叫到他的房间，但没人敢公开议论这事。我们只想谈论快乐的事情，比如每天晚上在公共休息室看两个小时的电视。我们围着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印度品牌电视机，挤作一团，看第五频道的印地语电影歌曲，还有印度电视台播出的中产阶级肥皂剧。我们最喜欢看周日播出的电影。
这些电影展示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一个孩子们有爸爸妈妈陪伴、有生日派对的世界；一个住在大房子里、开着大车、得到大包礼物的世界。我们见识了这个梦幻世界，却永远不会异想天开。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阿米特巴·巴克强或者沙鲁克·汗所拥有的生活。我们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那些有权力管我们的人。所以每当老师问我们，“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人回答飞行员、总理、银行家或演员。我们的回答是厨师、清洁工、体育老师，到头了也就是个监管员。少年之家把我们弄得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渐渐认识了很多男孩，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我跟他们私下里关系特铁。像穆纳、卡鲁、皮亚、帕万、乔希姆和伊尔凡。从蒂莫西神父的房子里被送到少年之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从天堂落到了地狱。当我认识了其他的男孩后，我才意识到，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天堂。他们有人来自德里和比哈尔邦的贫民窟，还有人来自印度北方邦的棚户区，甚至有人从遥远的尼泊尔来。我听到关于他们那些吸毒成瘾的父亲和当妓女的母亲的故事；我看到他们手上被贪婪的叔父与残暴的姨妈抽打的伤痕；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包身工和家庭虐待这样的事。我开始惧怕警察。他们就是负责将大部分男孩送到少年之家的人。孩子们有的是在路边小摊上偷面包，有的是在电影院兜售黑市票、被逮住后没钱贿赂治安警，更常见的是仅仅因为治安警不喜欢他们那张脸，便给他们随便捏造个罪名送到这里。
这些男孩大部分是这里的“回头客”，也就是说，有人通过少年福利委员会取得了对他们的监护权，把他们领了回去，但后来又送回到少年之家。穆纳是惨遭继母虐待后回到这里的；乔希姆被他残忍的哥哥赶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帕万则是因为领养他的亲戚让他在一个肮脏的汽车旅馆干活，被警察发现又送回来的。但即便经历过这样的遭遇，许多男孩还是渴望被“领回去”，准备着从一个已知的地狱走向一个未知的地狱。
没费什么事我就成了他们的头儿。并不是因为我年龄略大，也不是我更敢作敢当，只因为我会说英语。我是唯一能说能读这种神奇语言的孤儿。这事在长官们那儿产生的影响让人吃惊。院长会时不时问到我的情况；体育老师允许我在前院搭建一个临时板球场。在那儿我们举行了四五次挺像样的比赛，直到穆纳打碎了院长的玻璃窗，体育活动就此被全部取缔；苛刻的厨子偶尔会开恩给我加碗饭；古普塔夜里从不叫我去他的房间；我病了，医生没有像惯常的那样拖拖拉拉，他立即把我转到隔离室。这样我不至于传染整个宿舍。
我逍遥自在地独占隔离室两个多星期后，另一张床搬了进来。他们告诉我新来了一个男孩，他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是在下午的时候被一副担架抬进来的，穿着又脏又破的橘色背心和磨破的短裤，脖子上挂着条黄色的塔比兹。这就是我与萨利姆·伊利亚西的初次见面。
萨利姆的一切都与我相反。他有着麦色的皮肤，天使般的面孔，卷曲的黑发，笑的时候脸颊旋出酒窝。虽说他只有七岁，却有个充满求知欲的脑袋瓜。他用短促的、断断续续的句子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萨利姆来自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们住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庄里。村子主要由贫困的农民组成，也有几户富裕的地主。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但还有几户像萨利姆家这样的穆斯林家庭。萨利姆爸爸是做苦工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哥哥在一间茶亭干活。萨利姆自己在村办学校上学。一家人住在狭小的茅草屋里，就在地主的地盘边上。
上个星期，正当天寒地冻的一月，村子里的哈努曼庙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人在夜里闯进至圣堂，亵渎了神猴像。庙里的祭司声称他看见一些穆斯林青年潜藏在哈努曼庙附近。——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印度教徒们一听，立刻炸了。他们暴跳如雷，拿着砍刀、镐头、棍棒与火把袭击了所有穆斯林家庭。暴民攻击萨利姆家时，他正在茅屋外玩耍，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在屋子里喝茶。就在萨利姆的眼皮底下，暴民放火焚烧了茅屋。他听到母亲的尖叫，父亲的哭喊，哥哥的哀号，但是暴民不准任何人逃出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