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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道理似乎使个人过分屈从于社会了了但这是忘记了原来的设想的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完全由个人组成。它不具有同其成员的人格分离并比它们优越的独特的人格。诚然，社会具有某种集体生活和特性。英国是一个有它自己生命的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是由某些使全体英国人结合起来的纽带构成的，这些纽带是思想观念、爱国精神、同胞情谊、共同的骄傲以及其他无数种把讲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历史、能相互理解的人结合起来的更精微细致的情感。英国不是一个超越四千多万居民住在一起、遵守共同法律的生灵之上的神秘的实体。它的生命就是他们的生命，它的幸或不幸就是他们的幸或不幸。因此，每一个人的权利所服从的共同利益乃是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的利益。这种分享在于充分发挥他感知和热爱的能力，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而在充分发挥这些能力和力量的过程中，他就在社会生活中尽了他的本分，或者用格林的话说，在公共利益中我到了自己的利益。
必须承认，这句话当中包含着某种假定，可被看作有机的社会观点的先决条件。它意味着个性的这种实现或充分发展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切实做到的。必须有一根线，每个人都能沿着这根线和其他人一同和谐地发展。充分意义上的和谐不仅意味着没有冲突，也意味着实际的支持。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不仅允许而且积极促进他人发展的可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们假定一种天然的和谐，认为每个人的利益如果被彻底理解，并且不受外界干涉的限制，就必然会引导他做对他人并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事。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过分乐观了。我们现在得到的概念并没有作出这么了不起的假定。我们的概念并不假定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和谐，只要谨慎和冷静地判断，就可以使它有效地运行。我们只假定可能有一种道德上的和谐，这种和谐通过纪律以及改善生活条件，也许能够实现，社会理想就存在于这种实现之中，要系统地证明这个假定，就进入了重要的哲学原理领域。政治哲学就是在这一点上和道德哲学发生关系。这里只消说一句：正像在思想界努力建立条理清楚的体系是存在于科学和哲学根基的理性冲动的特征一样，在感觉和行为界建立和谐的冲动——这种和谐必须包括所有那些能思想和感觉的人——也和实践领域里的理性冲动属于同一种性质。向和谐迈进是理性的人持久不变的冲动，即使这个目标永远也达不到。
这些原理似乎十分抽象，远离实际生活，对于具体教导无甚价值。但是这种远离是属于接受基本原理而扔掉把这些原理同经验连接起来的纽带的性质。要找到这些纽带，我们必须再一次捡起老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按照有机观点或我们现在可称之为的和谐观点来看它们。首先，我们将看到老的平等观念是有道理的。因为共同利益包括每一个人。它建立在个性上，要求让社会每一成员有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这不仅是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基础，而且也是所谓机会均等的基础。它不意味着原始的权力平等，①也不一定意味着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对待。我认为，它确实意味着，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里，在实际待遇、收入、社会地位、职位、报酬等方面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依据不是受到优待的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利益。如果一方面存在着百万富翁，另一方面存在着乞丐是公正的，这必然是因为这种悬殊差别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结果，这种经济制度总体上为共同利益服务，百万富翁的利益和乞丐的利益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切有关方面的幸和不幸都认真考虑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能更好地为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方法。这里我既不是在攻击任何经济制度，也不是在为任何经济制度辨护。我仅仅指出，按照有机或和谐的社会观点，要为财富分配中的严重不均辩护，就只能维持这个局面。的确，就平等而言，说也奇怪，似乎和谐原则能完全接受甚至扩大1789年所系统阐述的各种“人权”中的一种：“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上”。如果甲在金钱或权力或地位上比乙优越确实是公正的，这仅仅是因为当一切有关方面（其中包括乙）的利益都考虑到以后，这种格局与我们所能设计的其他任何格局相比，能获得一笔纯利。
①一种荒谬的错误想法，抱这种想法的主要是那些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反平等的人。
如果我们从平等转向自由，总的论据方法是已经指明了的，各种困难则必须留待下章详细讨论。这里只需重复一句：按照和谐原则，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利益”本身的性质，无论我们是考虑社会的利益还是考虑个人的利益。利益是一样由于发展个性的各种基本因素而获得的东西，这种发展是通过扩大观念、激发想像力、发挥感情和激情、加强和扩大理性控制而进行的。由于在每个人身上发展这些因素使他不虚此生，因此正是这些因素的和谐的相互作用和反应，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活的整体。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解释的自由是不能没有限制的；可是，限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个目的的要素之一便是扩大自由。
但是，社会的集体活动不一定要靠强制或限制来进行。社会越是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和自愿同意的基础上，就越是能自由地取得一切成就，在这些成就中，个人是软弱或无能为力的，联合行动则是强有力的。人类的进步，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进步，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合作的结果。在这个结果中，自愿联合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是许多种联合中的一种，其不同在于国家行使强制力，在于国家至高无上，在于国家要求对所有居住在其幅域内的人实行控制。这样一种联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我们将结合其他已经提出的问题一同讨论。但是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可以正当地把国家当作是人类维护和提高生活的许多种联合中的一种，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老的自由主义相距最远。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不少理由，认为经过认真研究，老的学说能导致一个比表面上看来更扩大的国家行为概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以证明我们已经得出的“积极”的国家概念不仅不与真正的个人自由原则相矛盾，而且对于有效实现这个原则还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原则是和我们目前的国家概念完全符合的。上面解释过的共同利益概念只有通过共同愿望才能充分实现。当然，一个慈悲为怀的专制君主或慈父般的贵族领导下的好政府，也有若干价值因素。任何一个和平秩序下都有使许多好事情欣欣向荣的余地。但是社会进步的丰硕成果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摘取，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不仅是消极的接受者，而且是积极的贡献者。因此，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变得真实和充满活力，并且在社会条件许可下尽可能把它们扩大，就是有机的社会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民主原则的正当理由。就民族主义建立在历史的真实解释上来说，这也是民族主义的正当理由，因为，由于真正的社会和谐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并利用亲属关系、邻居关系、性格和信仰一致以及语言和生活方式一致这一切天然纽带，因此，最好、最健康、最有活力的政治单位就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感情被强烈吸引的那一种。任何破坏这种团结的行为，无论是通过暴力的分裂还是强迫引进性质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法律，都会破坏或至少限制社会生活的自动发展。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是从同一个根生长出来的，它们的历史联系不是以意外事件而是以思想概念的最终一致为基础的。
因此，在有机的社会概念中，历史上自由主义的每一种重要概念都起作用。理想的社会被设想为一个整体，它依靠各部分的协调生长而存在并繁荣昌盛，每个部分在按照自己方式和性质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其他部分的发展。每一种能够自立的社会生活都带一点这种和谐，因为如果各种相抵触的冲动占上风，社会就会崩溃，当它们确确实实占上风时，社会也确确实实崩溃了。从另一方面说，真正的和谐是个理想，这个理想也许非人们所能实现，但它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承认这点，就等于承认每个人（或者用个更概括的名词：社会秩序每一构成者）的可能的发展是无限的，不固定的。存在着许多可能性，最后达成社会和谐的可能性只有一个，而不和谐和冲突的可能性倒有许多。因此，社会的进步像个人的进步一样，最终取决于选择。这不是一条自然法则是天然的那种意义上的“天然”，亦即从一个阶段自动前进到另一个阶段而永不倒退，永不向左偏或向右偏。它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是天然的，即它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力量的表现，这种力量只有通过极其缓慢和麻烦的相互调整过程才能有所建树。每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学说都以人类进步概念为基础。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懂得进步不是一个机械装置问题，而是解放活的精神力量问题。好的机制必须能提供渠道，让这种力量通行无阻，不被它自己丰富的产品阻塞，使社会结构生气勃勃，加强头脑的生命力，并使之崇高尊贵。
第七章 国家和个人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自由主义概念的基本原则及其各种应用，现在必须提出一些考察性的问题。这些不同的应用能彼此相容吗？它们能一起工作来创造那个极容易用抽象词汇来谈的和谐的整体吗，它们本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真正协调一致的吗？比方说，个人发展的范围是与平等观念一致的吗？人民主权是个人自由的切实可行的基础，还是为普通群众的专横跋扈开辟了道路？民族感情能否同和平观念调和一致？热爱自由是否和充分实现共同意愿相容？如果这些理想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在实践上会不会冲突？历史上有没有确凿的事件可以证明一个方面的进步意味着另一个方面的倒退？如果是这样的，又怎样来结算得失的平衡？政治进步是否仅仅使我们对各种弊害进行选择，或者我们能否有一定的信心，相信只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最终就能够更好地克服紧接在后的困难？
我将尽本书篇幅的可能来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要谈自由问题以及作为一切事情关键的共同意愿。对于这个题目已经说得相当多了，因此可以缩短讨论。我们已经懂得社会自由是以限制为基础的。一个人只有在他人无法防害和干涉他的情况下才能自由地指引自己的生活。就这一点来说，它没有真正背离个人主义的最严格的原则。的确，我们已经有机会研究过把这个学说一方面应用于契约自由，另一方面应用于联合行动，并且已经懂得，在无论哪种情况下，名义上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法律限制，可能会产生损害真正的自由的结果，也就是说，允许强的一方压迫弱的一方。我们也已经懂得，联合的效果可能是双重的，它既能限制自由，也能扩大自由。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的论点很简单：我们应该受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理由的指导——我们在每一情况下都应该问：哪一种办法能产生有效的自由——而我们在每一情况下都已经发现自由和平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是在处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或者一批人与另一批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社会看作是他们之间的仲裁人，其任务是主持公道，防止滥用高压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把很大一部分现代社会控制的发展看作是追求更有效自由的愿望所造成的。当我们发现个人的愿望与全社会的愿望相冲突时，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当这种冲突发生时，我们似乎必须对两件事中的一件作好心理准备。要未我们必须承认强迫的合法性，这种强迫公开宣布不是为了自由的利益，而是置自由于不顾，力求促进社会认为良好的其他目的。要未我们必须承认限制，这些限制可能妨害共同意愿的发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