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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个论据包含着一种关于统治问题的不成熟的观点。当然，要撇开其他问题而单独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700万选民中每一个选民的可测量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做得到的。例如，英国人绝大多数都喝茶，较少人喝酒，要筹集一笔款项的话，是对茶征税呢，还是对酒征税？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喝茶的人都有一种可测量的利益，每个人性质相同，程度也大致相同；而多数投的票，如果能够单单就这个问题，并单单根据个人利益投票，可能被认为代表许多个人利益的总和。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请注意，虽然最大多数是考虑到了，最大的快乐都并没有考虑到。因为，要筹集一笔同样数额的款项，由于喝酒的人少，酒税势必比茶税高得多，为了多数喝茶者得到一点点好处，却使少数喝酒者蒙受巨大损失，这算不算公平，边沁主义是不清楚的。事实上，多数人可能专横地行动，为了本身占一点小便宜而硬要少数人吃亏。边沁主义原则绝对没有说这种专横行为是正当的，但是它确实似乎打算以一人的失来掂估另一人的得，这种平衡方法并不符合我们的正义感。我们可以说，如果真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话，这种秩序决不应该把一人的快乐置于另一人的不可避免的痛苦之上，也决不应该把4000万人的快乐置于一人的痛苦之上。这样做暂时也许得计，但是叫一个人为所有人去死，这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
还可以更进一步。上面提到的征税例子，用于现代国家的政治，是不真实的。政治问题不能这样孤立起来。即使我们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就某一项税投票表决，选民应该考虑的问题绝不单单是那项税的收入和归宿，另外还要考虑这项税的全部间接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而就上述例子来说，人们会被他们对于喝茶和喝酒的相对作用的看法所支配，而且支配得对。社会生活没有一部分是独立于其他部分的，正如动物身体没有一部分独立于其他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被正确地认为是有机的，一切公共政策必须从它们影响全部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虑。但是我们一把这个观点应用于政治，边沁主义者叙述民主问题的方式就马上看出是不充分的。每个人的利益最终无疑是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关系是极其微妙和间接的。再有，这样做需要时间，今天干下的坏事，其影响也许只有当干坏事的一代人谢世以后才会显示出来。因此，多数人的直接的和可估计的利益绝对不会同全社会的最终利益相一致；假定多数人必须在个人利益基础上为了全社会的利益而实行统治，实际上就是认为，科学家和政治家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的洞察问题的本领，大多数人是生来就有的。最后，所谓人完全被他们的利益所支配是个多方面的错误。人既不是太聪明，也不是太自私。他们受感情和冲动驱使，会既出于善意又出于恶意地热烈支持一项他们作为个人一无所获的公共政策。要了解民主政体的真正价值，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最后来谈谈自由问题。根据边沁主义的原则，个人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完全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边沁主义的原则中甚至有彻底的社会主义或专制家长主义的可能。但是这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环境。边沁本来是个性格有点保守的人，晚年由于统治阶级漠视或敌视他的改革方案，才被逼进了激进主义。在他看来，政府是属于与一种敌视公共福利的既得利益紧密结合的性质，他的著作是充满对权力的怀疑的。当时历史中有不少重要事情可证明他的态度是正确的。在那时候，很难相信一个普通的官员会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利益或团体利益之上，改革家们自然指望把个人主动精神作为进步的根源：第二（这是一个更富哲理的论点），个人被认为是最了解本身利益的，由于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此，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被普遍的选择自由最有效地实现。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存在着困难，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詹姆斯·密尔等人特别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认为这些困难可以用道德教育来克服。一个人从小就受到把他人利益同本身利益结合起来的教育，长大就会像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地关心他人的幸福。因为，归根到底，公共利益是和个人利益一致的。尤其是在自由经济制度下，每个人沿着最大个人利益的道路前进，就会完成对社会有最大利益的任务。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以个人利益自动起作用为基础的真正社会和谐，这种个人利益被知识开导，并被难驾驭的本能的纪律所遏制。
因此，虽然边沁主义者的出发点不同，他们获得的实际结果却同天赋自由学说的结果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总的来说，两种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在改革时期对英国自由主义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下面就来谈谈他们的工作。
第四章 自由放任主义
科布登学派在总的观点上既属于天赋权利学说又属于边沁学说。它和边沁主义者同样具有英国人钟爱的那种彻底的实干态度。它关于天赋权利说法远远不及法国理论家们来得多。另一方面，它满怀信心地认为个人行为不受束缚是一切进步的主要动力。①它的出发点是经济方面的。贸易依然受到重重束缚。最恶劣的老的内部限制确实已经取消了。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科布登也力求把曼彻斯特从领主权利中最终解放出来，这种权利在19世纪是没有地位的。然而，主要的工作是解放对外贸易。谷物法的着眼点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就连我们当代的关税改革者也不否认。统治阶级为了地主的利益悍然对人民大众的食物征税，而随着1760年以来发生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已处于一蹶不振的地位。科布登主义者认为，只要给每个人从最低廉的市场上买进和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卖出的权利，贸易就自然而然会蓬勃发展。商业应向有才能者开放，优秀的工人应要求从他的工作获得充分的金钱酬报，并且应能用这笔钱从世界市场以最低的价格买到食物和衣服。只有这样，工人的工作才能获得充分价值。为了维持政府的运转，税是非收不可的，但是我们如果研究一下政府的开支，就会发现它主要用于军队。我们要军队干什么？首先是因为保护关税制所引起和维持的各国间的对立。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往来会产生相互了解，并以无数工商利益的纽带使本来隔离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自由贸易意味着和平，其他国家一旦受到英国繁荣富强范例的教导，就会群起仿效，自由贸易将成为全球性的。国家危机的另外一个根源是干涉。我们挑起使其他国家走上正途的担子。我们怎么可以为其他国家判断呢？武力不是办法。应该让每个国家自己去拯救自己。我们自己处境不妙，应该放手让其他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妥当。要使个人自由臻于完美，必须有国家自由，另外还得有殖民地自由。殖民地不能再按照母国的利益来统治，也不应当有一支由母国维持的常驻军队。殖民地都在遥远的地方，只要我们给它们自由，每个殖民地都有它自己远大的未来，能够自卫，并逐渐自由发展成为真正的国家。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际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不干涉、和平、军备限制、紧缩经费、减税，这些都是与之相关的实际结果。从浪费的军事支出节省下来的钱不必全部还给纳税者。一部分钱可用于教育——免费、非宗教和普及的教育——这样获得的好处就和把钱用在枪炮和兵舰上产生的害处一样多。因为教育对于提高智力水准是必不可少的，教育能提供至关重要的机会均等，没有机会均等，人民大众就无法利用由于撤消立法限制而获得的自由。这里包含着一个更建设性观点的因素，对此科布登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总是获得充分的赞扬。
①“如果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两个学派之间的异同，我会这样说，曼彻斯特学派是亚当·斯密的信徒，而哲学激进派则是边沁和亚当·斯密和边沁的信徒。”（F·w·赫斯特，《曼彻斯特学派》，绪言第11页。）莫利勋爵在其《科布登传》最后一章中指出，科布登学派与边沁学派的不同在于与社会的经济活动有关的“总政策”观点。
但是，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无论在内部事务上还是外部事务上，主要都倾向于对政府的功能抱一种有限的观点。政府必须维持和平，制止人们实行暴力和欺骗，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不受内外敌人侵犯。人民受损害应给予赔偿，以使人民从播种得到收获，能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能够为了相互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作出各种约定。我们来看看科布登的同时代人以及事实本身是如何对这种观点进行批评的。在整个18世纪，旧的经济体制已经衰退。当反谷物法联盟形成时，工人已彻底同土地分高。绝大多数英国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工人，每周挣10或12先令的工资，往往比这个数目还要少得多。1760年以来机器工业的兴起破坏了老的家庭制度，使城镇工人沦为雇主手下的一名职工，雇主由于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两个世代内享有生产垄断权而大发其财。工厂早就一贯在恶劣条件下使用女工和童工，人民群众知道后极为愤怒，从而使问题趋于白热化。就童工而言，就连科布登本人也强调说，自由契约的原则早就被认为是不适用的。为了论证起见，姑且承认成年人能够最好地为自己讲条件，但没有人能说被贫民救济委员送往工厂当学徒的穷苦孩子能对规定他做的工作有发言权或作出判断。儿童必须受到保护，经验表明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自由契约并不解决无助的儿童的问题。它听任儿童被雇主为了自身利益加以“剥削”，个人对儿童的健康和幸福的任何关怀只是一个个人行善的问题，而并非是自由制度必要运行所争取到的权利。
但是这种论证还可以大加引伸。如果儿童是无助的，那末，成年男女的处境是否就好得多呢？我们假定，一个雇用了500个工人的工厂老板同一个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工人在讲条件。如果条件没讲成功，老板失去了一个工人，还有499个工人为他的工厂干活。在另一个工人来到之前，他最多不过有一、两天在一台机器上遇到一点麻烦。而在同一些日子里，那位失业的工人却可能没有饭吃，只好跟睁睁地看他的孩子挨饿。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到什么有效的自由呢？工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自由，所以从机器工业崛起一开始就力求组织工会来补救，老板当然是不喜欢工会的，信仰自由的人由于工会对个人施加限制也对它深表怀疑。但是工会通过1824年普莱斯和激进分子的行动获得了初步解放，这更多地也许是因为这些人把工会当作工人对一些被真正的竞争自由视为多余的压制性法律的回答，而不是因为他们把任何永久性的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工会主义本身。事实上，这种批判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工会在精神上可以是保护性的，行动上却可以是压迫性的。尽管如此，工会对工匠阶级保持工艺标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缺乏严厉立法保护的情况下，只有工会能够做些事情来纠正雇主与雇工之间的不平等。总的来说，工会给予工人的自由远比它夺去的自由来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学会了一个具有远为广泛的用途的重要教训。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双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这就产生了华尔克的一句至理名言，即经济上的损害倾向于使损害本身永存。一个阶级的地位越是被压得低，它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再度崛起的困难也越大。在立法方面，国家接受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