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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
那个想法我始终就没对周围的人说出来。十几天的时间里，我拼命地抑制着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开了口，事情就会复杂化。我真的不想对任何人提到小扬子那个人。
情况从一开始就有点儿让人为难。人们都以为我是那种怀旧的老知青，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到农场来闲逛，顺便寻找青春的豪迈与昔日的辉煌。北大荒人每年都会慷慨地接待一些远道而来的访问者，然后大伙一起趴在丰盛的酒桌上喝得烂醉。
我也许是一个例外，是一只在秋天从南方启程飞回北方的大雁。反季节飞行的大雁，早晚是要冻死在雪地里的。我用自己疲惫的脚爪，使劲地翻捡着寒霜下的土疙，企盼着能找到一丁点儿同小杨子有关的记忆。一个人在走了五十多年的路之后，那些年轻时心里珍藏的往事，就像枯黄的头发那样，正在一根一根无声无息地脱落，你若是偶尔扒到了其中的半星游丝，它立马会在你的脚趾下发出惊天动地的断裂声。
那是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到老到死，那些可以被称作秘密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失效的。我不能向人们打听小杨子的去处，作为惟一遗落在大杨树农场的一个杭州知青，有谁会不知道她在哪个生产队呢？我不愿意开口，只不过因为在我看来，一开口就意味着泄密，也破坏了我和小杨子之间多年的默契。我确实想为自己在这个秋季悄然返回北大荒农场，保留心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私人色彩。
其实我知道，这几十年时间里，她一直就住在那儿——在离开公路主干线很远的地方，靠近松花江支流的一条河汊边上，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翻过低缓的丘陵，老远就能望见坡下那一片茂密的沙果树林，春天开花时节，沙果花就像一片片粉色的云从天而降。自从她找到了她所谓的父亲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那个只有几间草房的畜牧业作业点。在60年代后期，大杨树由劳改农场改为知青农场之后，那儿曾是一个专门喂养病马弱马的破马厩。安置着几个劳改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老弱病残分子，知青们管那地方叫“病号队”。
小杨子就是在这个离开分场部十几里地、偏僻而破烂不堪的“病号队”，奇迹般地遇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她居然对那个老杨头自称是她亲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且在当天傍晚天还未黑尽时，便急不可待地向我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一刻我感觉从隔江的老毛子领空，倏地发过来一枚重量级的氢弹，将我在瞬间击成齑粉。而那个细眉细眼细腰细辫儿的小杨子，竟然从漫天黑灰色的烟幕与雾霰中，挥洒着喜极而喷的泪水，变成了一个拇指姑娘一般矜贵、精灵一般娇嫩的小女儿，真是让我惊诧万分万分痛心。
我近于恶毒地对她说：不可能！他不是你的父亲！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个骗子！
她拼命地反向拧着自己的手指，淤血的指尖在暮色中一截截变得深紫，她低着头反驳我：不，你不晓得，你有很多事情不晓得的。老杨头真是我父亲。他姓杨，我也姓杨；我的户口簿上填的祖籍是浙江萧山，你听他的口音，萧山腔很重呢；我是1951年出生的，他1952年出的事，刚好来得及把我生下……
我打断她：这个世界上姓杨的老头多了，可是你杨红樱只能有一个爹呀。
我有证据，真的。你不相信，我早晚会给你看的。她的声音轻下去，却透着一种拼死抵抗的执拗。
我冷冷地说：你最好还是把你妈从杭州叫来，同这个爸认一认，就不会错了。
一提到她妈，红樱顿时就蔫了下去，把个脊背转过去冲着我。
我一直觉得杨红樱决定到北大荒来寻父的事情，是有点荒唐的。
这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肯定只有一个。那个人若是丢失了，岂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么？何况杨红樱的那个父亲，既不是一条显赫的河，更不是一座雄伟的山，而只是一粒被扫帚追打的灰尘。
当飞驶的车轮确已把古旧的杭州城留在了身后，她怀揣着那个巨大的秘密，在车厢的过道上跌跌撞撞地不断走来走去。她的目光始终跟踪着我头上摇晃的两把刷子，到了暮色暧昧时分，她在车厢的连接处，气喘咻咻地将我截住，我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只鼓胀的气球，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即将弹破爆炸了。她是这样开场的：哎，我告诉你算啦，你肯定猜不到的，我报名去下乡，原因和目的都和别人不一样，我去北大荒，是为了找我的爸爸。
我万分惊喜地问：
你爸是58年的转业官兵吧？起码是个师长？
不……是。
哪怕是个团长，也够厉害的啦！
也不……是。
那……难道只是一个连长吗？总不会是个排长吧……
2．杨红樱的身世
她把身子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折篷缝缝里，忽然伏在我肩头嘤嘤地哭了起来。在她混乱的叙述与啜泣声中，我大概听明白，她的爸爸连个排长也不是，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原国民党留用人员，高级会计，三反五反后期被查出挪用公款，1952年被捕后判刑，1955年送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尽管他挪用公款是为了给妻子买一件价格昂贵的海孚绒大衣，事发后，红缨的妈仍是很快就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在1965年刑满释放后，因杭州城里无人接收，萧山老家也无直系亲属，只好调到大杨树农场留场就业。有人曾把这个消息带给她的妈妈。她妈就对红樱说：你不是要下乡嘛，那正好，你上北大荒去跟着他过吧。
在那一列昼夜兼程开往东北平原的晃晃荡荡的火车上，在沿途经过的城市火车站欢迎欢送的人群和口号声中，红樱对我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身世。红樱说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关于父亲的印象，哪怕是气味和声音，全都像透明的空气一样，你明知它在，可就是触摸不到的。她觉得那个所谓的父亲，很像月光下的一个影子，只要乌云一涌上来，地上的影子就倏地不见了。她说她如果不赶紧去找父亲，这个父亲也许就永远找不到了；她不敢想像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就算父亲的成份再不好，等找到了，再同他划清界限也是来得及的。哪怕到最后只寻到一座父亲的坟墓，她也不会白白去了北大荒一回……她那种口无遮拦的坦率，令我隐隐地怀疑，似乎从未有人教给她，哪些话是不该对初次相识的陌生人说的。她的故事泡在劣质饼干的气味与厕所的尿味中，被无数次的原因不明的临时停车切割得支离破碎，但我已被她那样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动得一塌糊涂。想想吧，这压得铁轨都矮下半截去了的成千上万北上反修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滚滚洪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杨红樱身上，竟然就可以如此地与众不同——她怀揣着与我们不同的志向，她去北大荒是为了同她的父亲会合，同她的父亲团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秘密呵。我怎么可能不为如此绝密的动向守口如瓶呢？尽管那个父亲的身份确实不够光彩，但她要的仅仅是一个父亲，就像每个知青上火车前都得领取御寒的棉靴棉帽棉大衣一样。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错，也许，正因为她有可能会错，这秘密才显出了不寻常的意义呵。虽然我无法认同她脑子里那些散乱而荒谬的逻辑，我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疑虑都一口口咽回去。
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在月台上下人群汹涌的哭声中，我和她仅仅只是偶尔目光相接，竟如电光火石猛然撞击——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眼泪，这在哀嚎四起的车厢中是两个稀有的例外：这一个19岁的女孩心潮澎湃，是以为前方有文学在等待；而在17岁的杨红樱，眉眼中都是欢笑，只因她望尽前方的万水千山，一眼看见了千百次由梦里回来亲吻她的父亲，正抱着她在金色的麦田里翻滚……
她和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快乐，快乐注定了要产生友谊，我和红樱从此无话不谈。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岁月就像那些破旧不堪的车厢，一旦被那冒着白色蒸气的火车头拽上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
八月的漫岗，如今是铺到天边绿得浓稠的大豆地，不见一丝儿麦黄。
我明明知道小杨子就呆在那个叫做“守望”的生产队，后来这二十多年，她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住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说服她放弃那个父亲，就像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父亲一样。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越来越离奇古怪了，但在70年代，没人懂得或是没人有钱到医院去做“亲子鉴定”，我对此更是毫无办法——我越是反对她就越发来劲，我越是赞同便越发身陷其中不可自拔。以我19岁自以为是的肤浅智力，想要说服杨红樱自然是十分困难的。我每次到马号去找她，只能可怜巴巴地高举着一面生锈的小圆镜，跟在她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你照照呀照一照吧！你看看老杨头长得什么样儿，你长得什么样儿？你的眼睛抹上狗屎啦？你哪哪都是细细的，眉毛牙齿眼皮儿，是柳叶儿那样的；你再看看老杨头，肩膀头额角头鼻头哪哪都是方方的，方方的人，怎么能生出长长的、细细的人来呢？你见过一只猫生出一条蛇来么？见过一条带鱼生出一只刺猬么？我向伟大领袖保证，老杨头不是你爸！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阴谋……
小杨子夺下我的镜子，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凶巴巴地叱儿我说：你知道个啥，我从小就长得像我妈……
3．近乎疯狂的寻父情结
杨红樱被人叫成小杨子，是在到了大杨树农场之后。她似乎对小杨子这个称呼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但在我看来，当她被人叫成小杨子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东北妞。东北妞的小杨子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杭州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时，那么些人“阿英阿英”地叫着送她。火车开动了，窗前还有人塞进来一个笔记本儿，我看见了“送给革命战友杨红樱”那几个字。我心里是希望她叫红樱的，我想像着对面这个瘦弱的女孩，极有可能出生于一个樱花烂漫的早春，或是红樱桃成熟的初夏季节。然而，我的目光落在她扁平的胸前别着的知青证上，那上面竟然写着“杨红鹰”三个大字。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红英红樱还是红鹰？听起来一样，写起来是不一样的。她冲着我羞涩地一笑，把那张知青证翘起来给我看，说：从现在起，火车一开，我就是杨红鹰了！天高任鸟飞啦！
红樱娇艳的花瓣与芳香，被急速的车轮碾得粉碎，一片一片地随风飘逝。我被风呛了一口，忿忿地发表意见说，我觉得她的名字改得太多也太乱了，何况红鹰那样一种红色的大鸟，看上去一定很吓人。你听听，斜对面那个男孩改名叫“反修”，窗口那个女孩改名叫“咏梅”，还有叫“革命”、“奋斗”什么的，光秃秃的都没有姓氏，很多知青都把姓改掉了，那样才干脆彻底。你干嘛还叫个杨红鹰，真是难听得要死。
红鹰的面孔，忽而变得苍白透明，像一只中弹后流尽了鲜血，从空中栽下来的雏鹰。
那一夜漫长的车轮声中，我们困倦无聊地相偎相拥窃窃私语，红鹰的呢喃与呻吟，随着口腔里扑出的热气，一阵阵萦绕并围困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肃然变脸的江北平原的荒凉中醒来，我听清了她絮叨半夜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她是绝对不会把那个“杨”字改掉的。那个“杨”字，是她和父亲之间惟一的联系，如果她把姓改了，她从此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她也注定会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能预见到整个事情的结局，或者，至少能及时发现杨红鹰寻父在本质上的某种荒诞性，然后及早加以阻止与引导，那么小杨子就不会至今还留在北大荒的某个农场连队，成为一个远离都市文明、拖家带口的邋遢农妇了。假如我在1969年6月到达大杨树农场的当天起，就能把杨红鹰脑子里那样冥顽不化的寻父情结，刨根究底地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二十多年后的这个秋天，我也用不着如此费劲费神地来寻找小杨子了。我的愚蠢或者说单纯，使得我当年仅仅只是一次次反复地向红鹰揭露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亲身父亲，她的父亲不会是这样一个衰老而窝囊、俗气又丑陋的老头儿。我不断地为红鹰设想着她的亲身父亲，即便在恶劣环境中仍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模样，然后把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杨头贬损得一无是处。我惟一有点儿心虚的是：我只能说他不是，我却无法证明他不是。
1969年刚满19岁的我，把她在黑暗的车厢里透露给我的北大荒寻父计划，看成是我们之间无私的合谋与钢铁同盟，我对此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