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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二三十年了，1978年宗教政策一开放，我就信了。因为患难而信，家庭常年没办法生存，最后才走这个路。信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精神变化大。过去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太过功利，心中要强，信了之后，觉得可以当一个善人，好人。从文化角度是一种修养，从宗教上，它也有利于社会。教会初期开放，1978年以后才落实。穰县一百五十二个堂点，大致有三四万信徒。与其他县市比，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人口基数大，体现了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大门一开，不仅仅是患难信，而是精神需要来信。过去的理解是因为愚昧无知，现在很有层面的人，像国家退休干部也有很多人信。自己改造自己，真正做到表里如一。
在农村，信主的弟兄少，姊妹多，老年人多。这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另外，国家规定，不到18岁不允许信主。但是，18岁之前也不允许入党，还是公平的。这些年，信徒在不断增加，现在没有到处跑着去信主的，国家也不允许有家庭教会，必须到指定的教堂去聚会。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镇上教堂的堂长一直都很用心地听着，一边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堂长，镇上教堂和教民是怎样的情况？
咱们镇上，这个教堂，星期天来礼拜的有四五百人，管八个行政村，这是有规定的，不允许串，各在各的教点。夫妻一块儿来信的比较多，年轻男子还是比较少，都打工去了。现在农村是“3860部队”，38指妇女，60指老人。闹矛盾的也有，有哩软弱，有哩刚强，这是理解程度不一样。他们信的灵性都在逐步学习，完善。经是好的，是否能念好，看个人。这是不断改造的问题。所以，也允许他是坏人。为啥六天劳动，一日闲，这一日就是改造自己。才信就像小孩子，大的原则上的罪过在基督教徒很少，小毛病还是有的。他是个人，不是个神，基督教徒也是人，只是追求一种信仰。譬如想偷而没偷，也是犯罪，动了意念。宗教是法律的补充，宗教是现实的，讲究心灵的束缚，善事不去做，这就是犯罪。
要服从在上掌权的，他们是上帝配备的臣，那是神批准的。
神是慈爱的人，号召人们做好事，譬如《圣经》说，你们要从上到下服从国家。当官的也是神的仆人。信教的人自己要走到前面。个别人不理解。譬如有人讥笑说天不下雨，你们可祷告一下，让神下点雨。下雨不下雨，是神的安排。当官也是一样，都是神的安排，公益善良。教一个普通教徒如何顺从社会，如何以身作则，多做善事。
信教是辅助国家的。教会的奉献随个人意愿，想捐多少都行。主要用来修缮教堂、买教材，有时候哪里有灾难，响应国家号召。没有贪污受贿的，奉献还来不及呢。多一个信徒，就多了一个公民，少了一个信徒，就少了一个好公民。
与人接触中，宁愿吃亏。河东陈集有一条大沟，娃们上学不方便，基督徒主动集资，弄一些预制板修桥。基督徒行的是善事，收获的也是善。有的教民，在开堂的时候，把自己家喂的猪杀了，给大家吃。爱国爱教。
在堂长的回答中，可以感觉出，他试图把信教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以增强它的内在合理性。我又向一直在旁边给大家服务的大嫂问了一些问题。
大嫂，你为什么来信主？家里大哥支持吗？
我信了三十几年，我是平安信，没有理由，没有条件。以前没有信，邻居有信主的，她们讲信主的好处，对社会都有益处，做善事，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能改造自己的脾气。一信主，自己有个约束，想发脾气的时候，《圣经》的话语一对照，就不发了。我们家里那个人不支持，不过也没有吵过。我在六天内把自己的干好，腾出一天来教堂，他也没啥说的。真有事也可以不来。不能来，非要来，那样神也不喜欢。双手劳动得来，神也是喜悦的。
你认识明太＇3＇吗？
咋不认识，我就是明太经常骂的灵兰的姊妹。几十年了，可了解他们是咋回事。明太的性格不是个性，太暴躁。他说灵兰这不好，那不好，灵兰可是没说过他一句坏话。你想想灵兰一家，就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他们闺女、儿子都在北京买房子，谁有这能力？明太不信，灵兰是神的好儿女，不争不辩，所以他才吵。灵兰那里有神的爱在里面，明太不骂爹也不骂妈，光骂神，这她最受不了。他就是找碴，说话就打人。明太其实是太脆弱，他不是想她在信主，他光往坏的地方想。
那明太虐待灵兰，打她，脾气来了就骂，还不叫反驳，你说灵兰咋爱他？他光猜测，不往好处想，光往坏处想，说灵兰天黑了也往外跑，不干好事。灵兰也不对，一打她就跑，男哩没智纺棉花，女哩没智回娘家。说不顾生产，都只是借口。信主也不是天天来，就星期天。再说，现在家里也没多少活儿，地少，一到农忙时有收割机，还有短工队。
我又问会长，有没有不顾家，或有病不吃药的信主人？会长说，也有信迷的。不顾家了，不劳动了，成专业了。最后成邪教了。“东方闪电”已经是邪教了。有病不吃药是少数。但是，也有一种现象，医院判了死刑的，在教会里好了。会长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宗教有超自然的行为，这才是宗教。像明太爷和灵兰大奶奶的事情，会长认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基督教徒，本来就是两个信仰，容易产生冲突。但同时，还都是劳动者。
在村庄里面，能够感觉到，人们对信主的人有一种普遍的轻视，她们的行为、语言及方式经常被作为一种笑料谈起。譬如父亲就认为，信主的人都是又傻、又闲、又穷的人所为，啥也不懂，跟着瞎跑。在问起我们的现任村支书是否让自己老婆信主时，他非常干脆地说：“那不行，我不想让人笑话。那信主的人都是那些老婆儿们，闲哩没事干。只是作为一个精神支柱。至于啥信念，谁也不懂得。再说，作为干部，我不可能叫她信，我非叫她随大流。”那几天一直跟着我们的司机，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信主的人，他既觉得可笑，有点傻，用他的话说：“日他妈，真不知道那些人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心劲儿，一群人傻傻的，跪在那儿念念有词，那都是闲哩没事干的人。”但同时，又非常尊敬他们，譬如他们村头的一座桥塌了，那些信主的人看见了，一商量，分头捡石头、找木头、和泥灰，几天就把桥修好了。他说，那团结劲儿，比单位的人不知好多少倍。
似乎不能用“愚昧”两个字来简单评价明太爷对老婆及其“信主”的那种态度。这里面既涉及到乡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也还涉及到一个文化习俗的问题和中国乡村如何看待精神空间的问题。在乡村，夫妻合作、家庭式分工协作是生活的基本前提，如果舍弃生产而去从事什么精神活动，会破坏这一模式而使家庭陷入困境，就像明太爷所面临的问题。从文化层次来看，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高雅的、超出世俗的文化生活是被排斥的，或者说，不属于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异质文化被另眼相待，多少有点“精神病”、“不正常”、“怪异”的味道。灵兰大奶奶在村里面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要强的明太爷绝不允许自己的老婆成为村里被取笑的对象，就拼命阻拦大奶奶去“信主”。表面的原因是大奶奶不帮他干活，实际上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老婆的行为使自己无法在村里挺直腰杆。一个村庄，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和有机的网络，身在其中的每个村民都会为自己定位。在这其中，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某一角色，这一角色是他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的确立，一旦这个形象被破坏，他就会失去基本的心理平衡。
农村的大部分教民，对自己所信的宗教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现象非常广泛，我和身边一些信主的亲戚谈话，有时特意问她们《圣经》和宗教上的事，她们的回答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但她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尊严、平等和被尊重的感觉，找到一种拯救别人的动力和自我的精神支撑，这是她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所以，中国人信教，尤其是北方乡村的信教，并非是对信仰有多少了解。许多时候，它只是她们为生活的压抑和精神的贫乏所寻找的避难所，这也是乡村里女教民的比例高于男教民的原因。在村庄生活里面，她们并不敢公开表达，更不敢舒展自己的感觉，因为她们往往被看做是一群没事干的人，脑子出了问题，或者，干脆就是一群傻瓜。
其实，在许多时候，“信主”与生产并不那么必然有冲突，但当事人都会夸大其与劳动、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以此为理由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地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精神需求、夫妻情爱往往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嘲笑、戏谑、回避是通常的相处方式，很少从容、正面、严肃地去叙说或交流。这种压抑、扭曲精神空间的现象不单存在于家庭内部、夫妻、父子之间，也是邻里交往的基本模式。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整整下了两天的雨。雨水洗刷下的原野清新、干净，树叶、庄稼都绿得发亮，灰暗的天空形成了一个封闭、安静而又辽阔的世界。而我们就在这时大时小的雨雾中穿行。世界那么小又那么无穷无尽，我们像在孤独中漫游，又像在无限神秘的大地中探索。公路两旁的水沟在多年的干涸之后终于又获得了新生，河流翻出了巨大的波浪和旋涡，在树林间游戏。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湿润的童年，雨后在小沟渠捉鱼，踩水的欢乐和对自然无邪的亲近，每个人在此时都是最纯洁的。
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会有十几天在连续下雨。我喜欢这样的雨天，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的、发亮的天空辽阔、肃穆，给人一种庄严与阔大之感。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长出足够覆盖地面的草。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砂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而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人们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了许多西瓜和花生，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耍。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经济积累，他们在天津郊区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被村民们视为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头晕，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起了她生孩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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