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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得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轻省话：不关自己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圣剧：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短小戏剧。
＇3＇ 明太：即上文提到的“明太爷”，大嫂与明太爷是同辈，因此这里称为明太。
＇4＇ 背背他们眼：他们没有看到。
＇5＇ 泼烦：麻烦，缠。
＇6＇ 背时：倒霉。
＇7＇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葬礼上要特别讲礼数，安排座次是一个很有讲究的活儿。因此，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第八章 乡村的未来梦想
引言
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我总有一种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觉，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虽然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让我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我们不处于同一立场，也没有情感的交融。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但结果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在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