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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客观上讲，河水深很难确定是因为采沙造成的，在水下，操作系数很难，没法管。既然采沙，肯定有所影响，只是大小问题。如果挖得深些，有可能形成潭，河底高低不平，人走着走着，忽然有个潭，一个大旋涡，下去肯定不见了。
反过来说，你就是不挖沙，不管它，河水也在演变，水力的冲刷，都会改变水下的情况。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仅仅归结到过度开采上也是不合理的。再说，原来没有大量采沙的时候，河里不也常淹死人吗？
你看河里的水质好像稍好了些，清了许多，但是上游的造纸厂又要开工了，这个造纸厂是邻县的支柱产业，它停了，县里少了许多税收。所以，一直是开开停停。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你也没办法，每个县都是这样。那些治污设备也进了，根本不用。设备运行费用太高了。上面检查了，开几天，排污达标了，走了，又停了，检查团心里也像明镜似的，看透不说透。
实际上，这几年环保力度在加大，咱们县化肥厂不也停了吗？也是因为排污的问题。上面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水污染防治法，主体是环保局，水利局配合。排污口的设置需要水利部门安排，根据污水量的大小，还要保护水源地。现在体制改革，按功能管，大部委，统一化，一体化，从整体看是好的，方便了许多，减少了职能重叠和交叉。
但是，河水污染并不意味着地下水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并不一定就直接联系。农村地下水污染问题并不严重。但咱们这里是含氟量比较高的地区，原有的地下水形成过程中含氟量比较高，容易黑牙根，骨质疏松。还有几个地方的地下水含砷，含氟多，还是高盐。我们县前年普查，一百五十万人中有五十三万人是氟齿。
这几年县里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去年解决三万五千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打井比较深，地下两百多米，在村里办自来水厂，把管道拉到各家各户。城里的水都加氯，但是到两百米就不需要加氯。
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十六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现在农村家长，包括城里家长绝对不让小孩去河里洗澡。像原来，洗澡是每天晚上的乐事。城区这一河段人口比较密集，一直到铁路桥那地方，水也比较深，每隔一段，我们就放一个警示牌。但是，没用。小孩子不听话，一到夏天就往河边跑。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
＇1＇ 吹猪：非常生气。
第三章 今天的“救救孩子”
引言
近年来，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数及犯罪人数呈双上升趋势。2007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3件81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15件18人；2008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9件83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27件35人；2009年全年共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69件133人，其中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38件53人。
——《穰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新闻资料》
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
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经将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村调查案件也已经有九个月。那九个月，村里的气氛紧张、恐怖，其中几个重点排查对象，包括村里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因反复被查问而吓得神经错乱，疯掉了。王家少年，依然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得知这个消息后，梁庄的人们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可能是这个小鳖娃儿＇1＇？！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挺面善的，也不像村庄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王家，在梁庄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一案件的曲折判案过程和之后被卷入的其他人更是在梁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04年4月2日，梁家建昆婶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多起来做饭，和两个孙子吃完后，把剩下的饭焐在炉子上，骑三轮车送孙子到镇上小学上学，然后到镇上的女儿家站一会儿。回到村里，去叫老母亲吃饭。建昆婶是从另一个县嫁过来的，她的母亲刘老太就她一个女儿，老了，成了五保户，女儿就把母亲接过来，住在梁庄。老太太极其要强，不愿意住在女儿家里面，说是怕外孙媳妇嫌弃，怕闺女夹在中间难受，就一个人住在路边一个小屋里，那是建昆婶看菜园时建的一个小屋。
建昆婶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想着饭还在锅上热着，怕糊了，到路口就喊着：“妈，妈，吃饭了。”没人应，她想着是不是老太太一个人先回去了，就回到家里，家里门也锁着。建昆婶又回到小屋，门锁着，但感觉有些不对头，鸡还在屋里叫，人要是出去了，鸡肯定会放出来的。建昆婶赶紧找人撞门。门一打开，人们被屋里的景象吓呆了：老太太身子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赤裸着，地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头旁边有个砖头，再一看，头上被砸了一个大窟窿，鸡还在旁边啄来啄去地觅食。
公安局来调查之后，确定为强奸案件，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精液，在房间里还发现了带血的锄头、碎了的骨头渣子等等。梁庄村像炸开了锅，人人都义愤填膺，人人都想抓住那个伤天害理的强奸犯。
不久，公安局宣布这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应该是过路人所为。但是，乡村临着公路，又是夜晚作案，怎么能查出是谁路过村庄？最后，案件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建昆婶到镇上派出所告状，到县公安局告状，公安局也不说不管，只是证据不足，难以破案。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建昆婶又一次去告状，很快，县公安局派驻了几个人过来，住在村长家里，并把调查重点集中到村里。
梁庄村的男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起初，重点排查对象是村里的几个老单身汉，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常有不轨行为，站在公路边向过往的女子调笑、骚扰、裸露生殖器等等。他们一遍遍被传唤，不久，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就神经了，一个光着屁股在村里、镇上到处跑，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见人就吓得浑身发抖。
后来，警方把调查范围扩大，开始排查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每个人都抽血、做DNA检验，看与从刘老太身上提取出来的精液是否相配。直到王家一个老人的DNA验出来，公安局才把目光集中到了王家人身上。在调查村庄里的人时，刚开始几乎没有人把王家人列入嫌疑对象，他们在村庄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王家少年被抓了，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村庄里。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黄碟看。哥哥在家买了许多影碟，他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黄色的影碟，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我回到村庄的时候，案件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王家少年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一审已经判王家少年为死刑，王家哥哥和父母回来上诉，认为王家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还未满十八岁，不应当被判为死刑。他们找了钱家人、周家人和张家接生婆作证。于是，案件重审，又在村庄调查取证，遂判王家少年为死缓。建昆婶认为王家哥哥是在花钱疏通关系，而那些证人做的都是伪证，于是，重又上诉。
而王家少年本人，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王家少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谜。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少年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如此安静，如此淡然，难道真的是本性如此？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王家，找了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就隔着一条公路，每次下地干活我们都会经过王家，然而，我们对王家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我不知道小孩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
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这件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就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他们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被人看不起。
坐了好长时间，王家婶才开口，要说这娃，很早就有毛病，从不说话，就是一个闷葫芦。从童年时代起，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1993年，王家少年还只是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了，他们又被托付到了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后来，在外地做网吧生意，生意还不错。
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学习倒是一直不错，考上了吴镇第一中学。上了初中后，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回来住哥哥家。2000年哥哥回村结婚，自己盖了新房，还有全套家具家电。他被抓时，已经上高三了，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安静，沉稳，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
从王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莫名的心痛，从王家婶的言谈中，从和王家少年高中老师的交谈中，看不出王家少年有任何犯罪的兆头。相反，这是一个略微内向、温文有礼、有上进心的孩子。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一事件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但又的确是他，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古稀老人。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找到建昆婶时，天已经微暗了。她正朝小学方向去，一看见我们，就踅回来，让我们到她家里坐，说：“我正说过完年就上北京找你去，我要到北京告状，我不信我告不赢。”
建昆婶，皮肤微黑，生有三男一女，我小时候就对她有莫名的亲切感。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充满情感地瞅着我，感叹，要是她那个闺女活着，就像我这么大了。她年轻时候，和我母亲极好，我母亲生我之后一个月，她也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在五岁的时候那孩子拉肚子死掉了。
建昆婶现在住在大儿子万中家里，带俩孙子上学，万中一家在深圳打工。万中家的新房就盖在打麦场上，非常气派，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铁门，两层高的楼房。然而进到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墙壁刷的石灰大块地脱落，就像一个个大疮疤。屋里空荡荡的，一个长椅，上面放着几个破布套，一个落地扇，落满灰尘，好像从来都没有用过。左边里屋是一张大床，放着几床被子，这是建昆婶平时睡觉的地方。右边是一个楼梯，通向二楼。坐在屋里，有一种莫名的凄凉。建昆婶倒上茶，又拿出几个已经发皱的小橘子，热切地叫我们吃。然后，她坐下来，给我们讲她的事儿。
这个事没有了结，我死都不瞑目。我给那个检察长说，你要是胡判，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都六十五岁了，我还往哪儿活，我也活够了。我死在这儿，你这检察院也不会安生。
你知道你大外婆死得多惨，谁见谁都哭，骂是谁恁狠心。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一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查那个啥DNA才查出来。
街上来人给我说，是王家娃。当时，我听了心一凉，恁小个娃儿，平时也不说话，咋会去害贱人。你说，他是不是害贱人？多毒，多狠哪。梁庄村那几个月都不安生，村里人都吓得颠三倒四，这小鳖娃儿像没事人一样，每天还去上学。
刚开始他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