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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一辆红色卡车的后部拉走，每个人都一路小曲儿而去。
一只田鼠，死在一只可爱的家猫的颚下，是我看到许多回的场而。那情景曾常
常令我不忍。一开始，我总要朝猫扔一根棍子，使它放下老鼠。可早就不这么干了。
因为放下的老鼠照例跑一段路然后还得死掉，但我总还要朝那只猫喊叫一些愤怒的
声音，教它知道它这样做就成了怎样的畜生。我想，大自然，乃是可恶的东西。
最近，我就那只鼠的事作了些思考。我想到，它的死难道跟我们那棵榆树的死
一定有什么不同吗？如有不同，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那疼痛的事。我不信榆树拥
有痛觉感受器，可饶是这样，我还是想，假如树有神经末稍——它当然没有——枯
萎病还是较少痛苦的完结方式。可话又说回来，在一只大灰猫的利齿下尾朝下耷拉
着的那只小鼠却是另一回事。你会认为，难以忍受的疼痛，痛彻它小小的身躯。
现在，已有了一些言之有据的理由，让人认为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愿意，
关于那只小鼠以及它的死，你可以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被捕倒并用牙齿穿
透的一瞬间，下丘脑和大脑垂体细胞释放出肽类荷尔蒙；这些被称为内激素的物质
即时附在另一些专管痛觉感知的细胞的表面上；这些荷尔蒙有鸦片一样的药理性质；
于是没有痛苦。于是，小鼠似乎总是懒洋洋地耷拉在猫的颚下，被放翻时总是那么
安静地躺在那儿，不经挣扎就死于自己的创伤。如果能够抽动，小鼠就会抽动的。
我不知道这一说是不是真的，即使它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证明它。也许假
如你能足够快地赶到那儿，施用那路克松（Naloxone），一种特异性吗啡对抗剂，
你就可以阻断内激素，从而观察到疼痛的重建。但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作，也不愿意
看到。我想，对此说我还是听之任之，作为关于让猫吃掉的小鼠的惬意的猜想，或
许还是关于死亡的普遍猜想。
关于死亡，蒙田有一个想法，是根据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的事的详细回忆作出
的。他伤得很厉害，同伴们都以为他死了。大家哭着把他抬回了家。“浑身是血。
涌出的血染遍全身“。他记得那整个插曲，只是不记得”死了两小时“那一段。他
的记忆充满好奇：
我的生命似乎就悬在我的唇间。我按部就班地合上了眼晴，似乎便于
把生推出去，甘愿地沉于怠惰，放自己走。那个想法只浮在我灵魂的表面
上，像其他的一切一样脆弱，可当真不但没有沮丧，却是混有那甜蜜的感
觉，那是曾让自己滑入睡眠的人们有过的。我相信这是许多人都有的同样
状态，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是在死亡的痛苦中一命呜呼。我坚持认为，我
们怜悯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习惯死的念头，我发现没有比接近它更
好的方式了。
后来，在另一篇随笔中，蒙田又回到这一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死，可别麻烦自己；大自然会一下子完全足够地
教给你；她会准确地为你做那事；不必为那事烦心。
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场面是在冲绳。那是在登陆的早期。一辆吉普车撞了辆运兵
卡车，几乎把自己撞扁了。吉普车里有两名宪兵，被弯曲的钢铁卡住了，都受了致
命的伤，只露出头肩部还能看到。在人们用合适的工具试图把他们撬出来的时候，
我们交谈了几句。出了事很抱歉，他们说。不，他们说，他们感觉还好。别人都没
事吧？其中一个说。那好，另一个说，那就不用急了。然后他们就死了。
疼痛有助于规避，在有时间逃开时有助于逃开，但如果事情已到终局，又不能
悔招儿时，疼痛就很有可能被关闭，而做到这点的机制绝妙地精确和迅速。假如要
我设计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必须依彼此为生，而死亡又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来控制这件事。
远 游
我未曾有一分钟相信过，人类的惊奇已到了尽头。只有极其见多识广的科学家
们才反复争辩说，在有了分子生物学和宇宙物理学之后，关于物质，是没有多少好
了解的了。仅有的例外，他们总是补充道，是人类意识的本质。而他们总是又补充
道，那个嘛，由于测不准原理，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此处
于生命的核心，于是，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它不可能安坐不动。
可是，或许有什么门路能超越这些。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意识这一机制可能广
泛得多，不但我们有，生物圈互相联系着的其他生物也都有。这样，由于我们或许
不那么绝对处于中心，我们说不定能够看看它，但对于这种神经生物学，我们将需
要一种新的技术；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很可能发现，还有无穷无尽的惊奇延伸在我
们前头。当然，永远假定，我们还在这儿。
为排近忧，须依赖科学家们的帮助。但为谋远虑，却只好仰仗诗人。我们应该
学会更逼近地询问他们，更仔细地倾听他们。说到底，诗人是某种科学家，但致力
于一门定性的学科，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度量的；他生活于其中的数据是不可
数的，而他的种种试验只能作一次。按照定义，一首诗里的信息是不能复制的。诗
人的试验牵涉到辨别撞入他头脑的事物。他的技巧包括迅即决定哪些该保留，哪些
该摒弃的能力。他检查和挑选撞入头脑的东西，寻找遥远的相似性标志，寻找远距
离的联系点，找到一些小小的不规则，表明这一个实在就是跟那一个一样，只不过
更重要些。在作这些时，他跟科学家是等同的。他精确地度量诗节，把一块块宇宙
准确地拼起来，拼凑成的几何构形像品体一样美丽，一样均衡。音乐家和画家聆听，
然后把听到的誊录下来。
我希望诗人能够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回答。但是，这就做要求宇宙物理学家
扳着指头计算，而由我们在一旁观看那计算过程。我想知道的是：在当今时代，我
对大地应抱有怎样的感觉？旧日的大自然哪里去了？世界那浑莽的，翻滚扭动的，
不可理喻的大块生命现在何处，我们旧日的惊恐震怖的兴奋如今何在？不过50年的
工夫，从我是个郊区小镇的小男生到今，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钢铁和塑料的结构，明
白易解，在往小里榨；我的天地，曾是纽约城郊一个迷魅的枫林中的小村，现在是
整个儿地消失了。树什么的，都没了，现在，它是一个由公寓楼组成的合胞体，绽
发出一个水门汀的母体，横被充塞了那一地区，那地方本来有二万五千人走在草地
上。现在，我住在别一个，更遥远的市镇，街道旁有树也有草坪，而到夜晚，我却
听得见水门汀的声音，像上涨的潮水一样涌来，沿朝晖公路从纽约逼来。
如果你飞绕地球并一直朝下看，你会看到我们已无处不在，到处插足安家。所
有土地都已耕耘，所有山峰都已爬遍，而且正在被覆盖以钢筋水泥和塑料；有些山，
像阿巴拉契亚山系，干脆像树一样被伐倒了。鱼类被全部网罗起来，加以驯养、被
养殖在水下围起的渔场上。至于走兽，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塑料袋装它们的尸体；
不久，唯余的幸存者将会是用以喂养我们自己的午羊，屋子里的阿狗阿猫——在尚
有鲸鱼肉可食的时候，它们靠鲸鱼肉喂养。还有耗子和蟑螂，外加数种爬虫。
有翅能飞的昆虫正在消失，还有鸟蛋里的钙质，连同鸟类。
我们已征服、支配了自然。从今以后，地球是咱们的了，成了我们的果园菜园，
直到我们学会自己制造叶绿素，把它们放进塑料的膜里放飞到阳光里。我们将在珠
穆朗玛峰上建造斯卡斯代尔城（Scarsdale）。
我们会将一切都置于控制、管辖之下。然后我们作什么呢？在那些个长长的星
期六下午，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对话者，那我们还能作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今才忙着加紧细察火星那黑暗的两侧，探测那因看
上去没有生命而面目丑恶的不毛之地。我们就像在察看导游图册的一家子。
此事未免有点过分之处。由于我们的庞大数目，还由于我们这么快地发展了能
让全球的人彼此亲自听到看到的人工器官技术，我们越来越顾影自怜。听到我们思
想，你会认为，地球上除了我们，别无有意义的东西了。
或许我们应该尽力离开这地方，至少离开一会儿，换一换场景或许能给我们带
来老大的好处。
可麻烦在于，近处的所有行星都是不毛之地，说不定我们的绿拇指会很不走运，
不能够在火星上或泰坦（Titan， 土星最大卫星）上创造或维持顶顶微弱的生命。
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到别处，更远处寻找？假如我们能学会御太阳风而行，我们就
可能在那儿扬帆，抢风掉向，驶到风息处，练练自由降落，整天练，寻找重力，追
逐幸运，碰碰运气。那会像是从前的日子。
论瞎鼓捣
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
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作是
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
一。 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
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
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
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
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
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针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
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起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
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
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
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
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
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
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
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
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
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
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
心， 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 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
“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
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作过的那样。
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
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
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
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作到这一点，
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
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
方面而。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
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作，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
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
地出毛病吗？ 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
活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