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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人家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总算叫他们尝到了中国人的铁拳。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慰。志愿军官兵替中华民族出了口恶气。当然，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崽娃，就不应该牺牲。
他作为一名普通军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你们和朝鲜方面商量一下，就把他葬在朝鲜吧，不要弄回来了，免得老老小小，满朝文武，都来哭泣。葬在朝鲜，作为中朝人民的血肉友谊，做个长久的纪念。」
对于毛泽东的宽阔襟怀，义薄云天，彭德怀感动得五体投地。
接下来，毛泽东换了另一种口气，公事公办地说：「老彭，听讲你为了岸英的事，侮骂了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这是不允许的！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为这个，中央倒真是可以处分你。但你功大于过。这次算初次，下不为例。你回到朝鲜后，要亲自去向金日成同志道歉，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就说是我毛泽东叫你这幺做的。要记住了，志愿军是去帮助人家的，不是去当救主，更不是去做太上皇。想想看，如果你不尊重金日成同志，也就不会尊重我，性质是一样的。」
彭德怀回到朝鲜，没有去向金日成道歉，而是部署、指挥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中朝联军于第三次战役中攻越了三十八度线，又占领了汉城及南方的大片土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将军为联合国派遣军新总司令。美军新总司令上任，力图挽回颓势，重新组织起战略反攻，并欲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一举将中朝联军截成两段。
正在该战役的关键时刻，彭德怀识破了李奇威的图谋，当机立断，下令三十八度线以南部队作战略撤退，放弃汉城，移师三十八度线以北，组织起隐固防线。金日成却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身分，下令部队坚守汉城，以保持政治、军事、外交优势。前线大军接获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是北朝鲜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按兵不动，等候统一军令。在这同时，彭德怀和金日成亦分头电告北京，请毛泽东裁决。这次，毛泽东却支持了金日成，同意中朝联军不放弃汉城，但应全力防阻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就在中朝双方来回电报扯皮的时日里，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的二万四千人马，因孤军深入陷落重围，无法撤离。彭德怀毕竟是只军事老狐狸，当机立断，密令两个装甲团于黑夜突破一个缺口并坚守数小时，同时密令上述师的排以上干部以出席誓师大会为名，紧急集合，集体乘车冲过缺口，回到三十八度线自己一侧。于是这个师总算救下了全套干部，保留了建制番号。只可怜那二万四千余名志愿军士兵，兵不见官，群龙无首，而很快被联合国派遣军歼灭了，两万多人马当了俘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最大败绩。
事后，汉城仍未保祝金日成自知闯下大祸，亲自赶到志愿军司令部，以图向彭德怀致歉并解释。彭德怀盛怒之下，下令自己的警卫排将金日成扣压二十四个小时，以示惩戒：「他个高丽草包送掉了我二万四千人马，老子扣押他二十四个小时，出出这口鸟气。」另有一说彭德怀当场掌了金日成两大嘴巴，似不大可信。
彭德怀在中共军中向以爱兵如子、上严下宽着称。他脾气暴躁，动辄训人、骂人、吼人。但被他吼骂的多是属下的高级将领，官越大他越骂得厉害，不管对方受不受得了，他自己总是骂过就算了，从不往心里去。他的理由是：你的阶级高，责任大，成千上万人马的性命捏在你手里，我不骂你骂谁？常被他责骂的大多数将领如王震、王平、杨得志、杨勇、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等，越被他骂倒越跟他亲近，视他为兄长、大英雄。
也有被他责骂后与他结下私怨的，如谢富治、罗瑞卿。彭德怀从不责骂连、排以下官兵，对士兵，他像父兄般和蔼可亲，知暖知冷。他曾对人说：「我骂士兵做什幺？每次战打下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见不到了，我不忍心！」
对于彭德怀在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陷落美军重围之际，果断而秘密下令，及时将排以上干部悉数救出一事，中共内部一直褒贬不一。有说他不愧为志愿军杰出统帅，能想他人之不想，能为他人之不为，保住了全套干部，那两师就保住了番号编制，不算全军覆灭。有了干部，何愁士兵？中国人民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兵源呢；也有人指他平日爱兵如子是句空话，虚伪得很，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要官不要兵了。他平日爱骂将领也是假，他内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将领不是士卒。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北京发出电报，承认自己被丢失了二万四千人马一事气晕了头，下令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是无法无天行为，请求党中央解除自己的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个仗他实在指挥不下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给彭德怀复电，称胜负乃兵家常事，朝鲜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很好，仍是我军大赢。彭德怀指挥得当有大功，一俟第五战役完成，战局稳固下来，即同意德怀同志回北京休息、工作。电报只字未提彭对金日成无法无天一事，只是留下了伏笔而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哭笑不得：「老毛啊，你死了个儿子，你悲痛，我也伤心，岸英是个好儿子。可你也支持了金日成的胡搅和，瞎指挥，使我方丢失了二万四千士兵啊，这个代价，太重太大了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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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爱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埃」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束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