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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透过实地试验，把英诗的体例成功地拿来挪用转借的人，在走上“作诗如作文”的道路，都还须要挣扎、都还须要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才作得到，那就更遑论他那些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朋友了！在胡适提出这个口号以前，他的《老树行》就因为末尾“作诗如作文”的两句，逗得他那批友朋笑得前仰后翻。胡适虽然了解三句转韵体不是他的发明，但他显然因为这个诗体比较自由而喜欢上了。这首《老树行》，他录在1915年4月26日的日记里，也是三句转韵体。胡适虽然自谦，但也放出豪言：“虽非佳构，然末二语决非今日诗人所敢道也。”＇1＇那最后两句是：“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
胡适所自傲的这两句正是他的朋友忍俊不禁的所在。他在6月23日的日记里说：
前作《老树行》，有“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之语。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杨杏佛（铨）一日戏和叔永《春日诗》“灰”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杏佛尝从余习英文也。今晨叔永见芙蓉盛开而无人赏之，为口占曰：“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无人而不开”，亦效胡适之体也。余谓不如“既非看花任所能媚兮，亦不因无人而不开。”此一“所”字、一“而”字，文法上决不可少，以“兮”字顿挫之，便不觉其为硬语矣。＇2＇
胡适体的诗，嬉笑为之，他的友朋可以共乐之。然而，作为一个文学主张，就不是他们所能苟同的了。胡适这句“作诗如作文”的誓师宣言，是他在1915年9月20日晚从旖色佳到纽约的夜车上写的。然而，由于他和梅光迪都是刚刚转了学，所以战火一直要到次年的二月才展开。梅光迪在信中对胡适说：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为革命，则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也。＇3＇
胡适当然反对梅光迪把诗、文分途的说法。他认为“诗之文字”并不异于“文之文字”，就好像诗之文法也不应该异于文之文法一样。胡适更进一步地说：“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
胡适把他对梅光迪的反驳同时寄给了任鸿隽。只可惜任鸿隽也不赞成。他说：“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任鸿隽在这封信里着重于批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说法是舍本逐末，而他的看法跟梅光迪一样，认为“文之文字”是不可以入诗的。
胡适的问题是他当时所说的“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都还停留在文言的范畴里。就像他在《逼上梁山》里所回忆的：“我那时的答案还没有敢想到白话上去，我只敢说‘不避文的文字’而已。但这样胆小的提议，我的一班朋友都还不能了解。”然而，胡适很快就有了新的看法。在《逼上梁山》里，胡适回忆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胡适这段回忆，把他的新觉悟定在1916年二三月间，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他在4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中国历史上不只有诗国革命，还有“文国革命”：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无可疑也。
顺着胡适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理应是世界上国语文学——以别于已死的拉丁文学——兴起的潮流里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中国的白话文学——胡适在这则日记里称为“俚语文学”——受到明初反动之害，而顿然中挫：
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学＇，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这一则日记的重要，在于它是胡适白话文学革命思想成型的纪录。他的文学革命古已有之论、文学进化论、“活文学”取代“死文学”的世界潮流论等等，都可以在这则日记里找到踪迹。我们可以说，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理论于焉形成。接下来的，就是透过他跟他在美国友朋论辩的激荡、他自己的阅读和思索，来进一步地理出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既然奠定，豪气干云的他，就在4月13日填了一首《沁园春》，作为他提倡文学革命的誓词。胡适这首《沁园春》前后修改约有十次，最后还是觉得初稿最好。这首词云：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敦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4＇
有关《沁园春》，胡适又在4月17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说：“吾国文学大病在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膺鼎？……三曰言之无物。”胡适说他所填的《沁园春》其实就是“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5＇在往后两个月的日记里，胡适记录了他对文法与中国历史上“活文学”的阅读与省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5月间有关“谈话文学”的一则日记。在这则日记里，他已经认定了某些文体是中国“活文学”的样本：“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6＇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理论一旦奠定，他与友朋之间的笔战其实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就向他的那一批友朋，包括梅光迪在内，发表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在旖色佳八天，常和任鸿隽、杨杏佛、唐钺谈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有趣的是，当时梅光迪也在旖色佳，胡适也跟他讨论过。但在此处，他独独漏列了梅光迪。胡适说，这时候他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日记里记有他谈话的九点大意：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如说：“赵老头回过身来，爬在街上，扑通扑通的磕了三个头。”若译作文言，更有何趣味。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3，文法由繁趋简……
4，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从这九项白话优于文言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理论的渐趋成熟。胡适在同一则日记里说：“此一席话亦未尝无效果。叔永后告诉我，谓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决然作此实地试验，可喜也。”相对地，他在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梅光迪“大攻我‘活文学’之说”。＇7＇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任鸿隽虽然表明他“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但那并不表示他赞成胡适其它的文学革命纲领，特别是胡适诗国革命的主张。
把胡适和任鸿隽的根本分歧点凸显出来的，就是凯约嘉湖（Cayuga Lake）翻船事件。胡适在《逼上梁山》里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旖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7月8日，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在凯约嘉湖上泛舟，近岸时翻了船，又遇着大雨，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任鸿隽作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批评任鸿隽诗中所用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前者是二十世纪之活字，后者则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还批评了任鸿隽的诗句：“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笑任鸿隽：“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8＇
胡适的批评引来了梅光迪的路见不平。他去信对胡适说：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也。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胡适说他过后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打油诗打趣梅光迪，模仿梅光迪生气的神情，“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我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其中有诗句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