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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姑婆住在旺川村。有一年轮到旺川作庙会，胡适跟母亲到旺川的姑婆家去看庙会。江冬秀的父亲早逝。可是，这一年旺川的庙会，江冬秀的母
亲去了。据说江冬秀的母亲看见胡适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就请了胡适的叔叔胡祥鉴做媒。胡祥鉴在江村教私塾，也教过江冬秀念书。然而，胡适的母亲有几层顾忌：第一，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绩溪有一句俗谚：“宁可男大十岁，不可女大一年”；第二，江冬秀属虎，八字硬；第三，江家兴旺，胡家中落，有门不当、户不对的顾虑。在胡祥鉴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胡适的母亲于是答应让他先把江冬秀的八字开来。八字开来以后，命也算过，两人的生肖很合，不犯冲。接着，胡适的母亲就把江冬秀红纸写的八字叠好，放在竹升（量器）里，摆在灶神老爷面前。这竹升里，同时还放了别人送来提亲的几个八字。过了一段时日，家中平安无事，既没有丢一只筷子，也没打碎一个汤匙，六畜平安，人丁无事。于是，胡适的母亲就虔诚地把竹升拿下来，用筷子夹出其中的一个八字，打开一看，就是江冬秀的。显然是缘中注定，于是就决定了这桩亲事。
可惜胡适在为他自己所拟的自述的第十一章《我的订婚与结婚》，＇13＇他从来就没有时间去写。更可惜的，是唐德刚所看过的江冬秀所写的“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的自传，现在可能已经不存。＇14＇胡适在1917年12月30日跟江冬秀结婚以后，写了几首《新婚杂诗》，其中两首是他结婚几天后，跟江冬秀“回门”到江村写的。这两首中，有一首专门纪念他已过世的丈母娘：
回首十四年前，初春冷雨，中邨箫鼓，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只剩得荒草新坟，斜阳凄楚！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15＇
胡适这首诗跟他父亲日记里记他结婚的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简洁扼要，不带痕迹。写这首诗是在1918年1月，往前推十四年，就是1904年。在那年初春一个下雨天里，有个人来看女婿，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当然，胡适在这首诗里没有提到媒妁之言、算命、八字等等传统提婚必经的手续，但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种种，两家都按照礼俗做去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是究竟传闻是否属实？真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先选中了准女婿，再请胡祥鉴做媒？还是这件亲事，实际上是胡家主动的呢？无论如何，我们所能确知的，是江冬秀的母亲在1904年初去“相”了胡适。满意的她，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给他了。这时，胡适才刚满十二岁，江冬秀也才刚满十三岁。
1904年农历二月，也就是阳历三月，胡适订婚不久，他三哥的肺病已经到了末期，决定到上海去医病。胡适陪着他三哥上路，顺道到上海去上新学堂。
＇1＇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1。
＇2＇ 这句话在《当代名人哲理》以及《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的出处，请参见《胡适全集》，36：504；37：175。
＇3＇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
＇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244。
＇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
＇6＇ 胡适，《无题诗一首》，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0300010，“胡适的杂记小本：无年份”。
＇7＇《胡适全集》，36：503；37：174。
＇8＇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446。
＇9＇《胡适全集》，36：503；37：174。
＇10＇《胡适全集》，36：504505；37：175。
＇11＇ 以下这段的叙述，请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4750。
＇12＇ 以下有关江冬秀跟胡适订婚的叙述，是根据石原皋，《闲话胡适》，页4547。
＇13＇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491。
＇14＇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185186。
＇15＇ 胡适，《新婚杂诗》，《胡适全集》，10：7778。
第二章 新学堂，新世界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1＇
这是胡适描述他1904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去求学的一段话：简洁、隽永、清丽，而又有那婉约又深沉的感染力。它谱出的，是一幅“易卜生式”的个人，昂首走向社会的图像。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是“孤零零的”、“人海”、“寻求我自己的”；它所释放出来的，与其说是担心没有同志和依傍，毋宁说是一种不求同志和依傍、特立独行的气概；是那种“天地一沙鸥”，我自翱翔的气魄。当然，一个十二岁的乡下小孩子，到当时最西化的大都市去受教育，虽然有二哥在那里经商，虽然有去治病的三哥同行，那人海茫茫令人望而生惧之感，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也正因为这段话是被易卜生的思想洗礼过后的胡适所写的，它提醒了我们《四十自述》里所描述的青少年的胡适，毕竟是他用后来的眼光去重塑的。
《四十自述》里感性的话语用得很多，很能让人感动得滴下几滴清泪。在这游子临行别母的一刻，他用的文字是那么地隽永，他诉说的情怀是那么地刻骨铭心：“我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也正由于他写得这么隽永、沉重而又不失其清丽，它更显得真实。看！“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有多少读者，在吟咏、玩味这段隽永、清丽的文字之余，会去怀疑它的真实性？胡适到上海去求学的行囊里，装着“一个慈母的爱”和“一点点用功的习惯”是绝对毋庸置疑的；然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则是四十岁的他，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倒灌回去给十二岁的他的。胡适开始喜欢谈“怀疑”的精神是1922年以后的事。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提的是笛卡儿，后来最喜欢用的才是赫胥黎。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即使提到笛卡儿，尚且还没有提到“怀疑”的精神。甚至在他回国以后，他的口头禅还只是“批评”和“研究”。换句话说，即使在胡适回国以后的四五年间，他还是处在动辄祭出“拿证据来”的利剑的“史前史”时代。十二岁时的胡适，连笛卡儿、赫胥黎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更遑论什么是证据，什么是赫胥黎式的怀疑了。
胡适1904年到上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在《四十自述》里描写得再生动也不过了。他说：“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焕纶——梅溪学堂校长＇先生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2＇至于他当时的思想和世界观如何？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描述得最为贴切。他1915年在美国写的一篇残稿里说：“我1904年离开扬子江南边群山里的家乡。当时，除了美国美孚公司的煤油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西方文明在这些重山里留下任何的足迹。我们没有邮局、电报，也没有报纸。我永远忘不了我到上海第一个晚上的感觉，那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上海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当时早已成了中国一个教育中心。在那里可以找到最好的学校、报纸和出版社。政治犯在那儿可以
找到避难之所。那里也充斥着革命的印刷品。当我十二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对那些早已叩上中国大门的新潮流是全然懵懂的。哥伦布、拿破仑或俾斯麦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认为我那时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完全被改造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跟上海的孩子比，我有一个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3＇
事实上，胡适这个“乡下人”能到上海去进新学堂读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首先，这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尽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一再呈现的是他家境的窘困，然而，他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实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试想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多少人家有能力把孩子送到上海去求学？胡适一家到上海求学的还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二哥、三哥都去上海的梅溪书院读过书。这梅溪书院，也就是胡适在上海所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梅溪学堂的前身。不但如此，他俩还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当然，胡适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二哥、三哥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以前，他俩在上海念书可能有父亲的支持。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让他们能生息下去的几千两银子，虽然后来被倒账掉了，他们所分到的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的营收，显然并不可小盱，否则胡适他家如何能负担他到上海去读书的费用呢？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中学的学杂费，以当时人的收入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根据高哲一（Robert Culp）的统计，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在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在52到130银元之间，我们如果以一百元作为中数，以1927年美金与银元1比2。24的汇率来计算，是相当于当时的美金45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美金560元的币值。相对于当时的收入来说，那些有能力让儿子上中学的，大概只有都市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最高收入阶层，＇4＇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经济现实之下，无怪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中学生的数目偏低。根据教育部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nbsp；191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的总人数只有93，933人，即使在沿海最富庶的江浙两省，也只有12，414人，以大家人云亦云说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的数目来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0。023％，江浙学生的数目则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3。22％。即使到了193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也还只有522，625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13％，江浙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则有100，203人，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9。17％。＇5＇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中学，不但学杂费偏高，而且也可能由于新式教育发展的缓慢，处于新旧教育的过渡期，学生的年龄也偏高。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学生的年龄大，有的居然是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中国公学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很多学生是由于抗议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管束中国学生政治活动，而归国另组学校的，他们的年龄偏高是可以理解的。梅溪、澄衷，胡适没有特别提起学生的年龄，可能是因为学生年龄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没有造成特别的印象。然而，根据高哲一的研究，从1912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学生的比率为高。比如说，在1918年，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高达83。5％。1923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为84％。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学生的平均年龄虽然逐渐降低，然而，年龄仍然偏高。比如说，1928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仍然高达63％，这个比率在1933年降到了31％，然而，即使到1936年，仍然高达29％。＇6＇
在当时的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只要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取得了可以谋生的文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在教育基层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更少部分的人则在都会或城镇新兴的公司、行号、银行、出版社等地方找到安身之所。那百分之五十左右能继续升学的中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能继续念大学的，则握有了跻身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敲门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大学及
其他专业的部门。＇7＇换句话说，胡适到上海去上新学堂，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