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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胡适说这是写实主义者所说的话。白居易引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话来作为文学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在济世。因此，任何诗词，不管再美丽、再情动于衷、再发之于情，如果没有济世之用，则只能算是独善，没有流传的价值：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胡适称白居易这封给元稹论诗文的信为：“可作实际派文学家宣告主义之檄文读也。”他说唐代的写实主义文学，当以杜甫与白居易为泰斗。不同的是，杜甫是天才，他可以随所感所遇而为之，不期然而自然地作出写实的文学。白居易则是有意于“扶起”“诗道之崩坏”。他毕生的精力所注，以及他希望能传世不朽的就是写实的文学。＇3＇
胡适认为白居易这种写实主义的观点有点过分偏颇。他在8月18日的日记里又进一步地引申。他反问说文学的优劣真能够用“济世”与否来作标准吗？他说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所为而为之者；另一种是无所为而为之者。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超功利的；前者是以讽喻、或以规谏、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后者则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他的结论是：“作诗文者能兼两美，上也。其情之所动，发而为言，或一笔一花之微，一吟一觞之细，苟不涉于粗鄙淫秽之道，皆不可不谓非文学。”他用这个结论一方面来批评白居易“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另一方面也用来反省自己年少时跟白居易一样的偏颇：“吾十六七岁时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语见《竞业旬报》中所载余所作小说《真如岛》），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4＇
尽管胡适超越了他青少年时期狭隘的文以载道的理念，但他对写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信念是不移的。他不但认为写实主义是文学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进化的更高层次，而且认为写实主义本身也是继续在进化的。比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里说：
赴“巨册大＇误。应为：小＇版会”＇Tome and Tablet＇，会员某君于下列四书中选读若干则：
一、Theophrastus（B。C。？287？）＇狄奥佛拉司特斯＇：Characters＇《人物论》＇
二、Sir Thomas Overbury（15811613）＇欧佛伯里＇：Characters＇《人物论》＇
三、John Earle（16011665）＇俄尔＇：Microcosmography＇《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类》＇
四、Samuel Butler（16121680）＇巴特勒＇：Characters＇《人物论》＇
皆写生之作（写生者，英文characterization）。此诸书皆相似，同属抽象派。抽象派者，举一恶德或一善行为题而描写之，如Theophrastus之《谄人》＇“The Flatterer”，《人物论》（The Characters）中的一篇＇，其所写可施诸天下之谄人也。后之写生者则不然，其所写者乃是个人，非复统类。如莎士比亚之Hamlet＇哈姆雷特＇、如易卜生之Nora＇娜拉＇，如Thackeray＇撒克里，18111863＇之Rebecca Sharp＇贝姬·夏普，注：《浮华世界》（Vanity Fair）里的女主角＇。天下古今仅有一Hamlet、一Nora、一Rebecca Sharp，其所状写，不可移易也。此古今写生文字之进化，不可不知。＇5＇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梅光迪所不能接受的。梅光迪在1916年8月9日的一封信里批评胡适：“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如politics＇政治＇，economics＇经济＇），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 Poetry＇意象派诗＇，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足下于文学、美术乃深有研究者，甚望出言稍慎，无贻知者以口实则得矣。”＇6＇
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自然必须放在他试图矫正中国文化的“崇古”或“尚古”的脉络下来看。然而，胡适对写实主义的服膺绝对不只是工具性的，而完全是心悦诚服的。比如说，他在1921年6月3日的日记里说：
赴卓克（Zucker）＇A。E。Zucker，当时在燕京大学教英文＇的午饭。饭后闲谈甚久。卓克说，易卜生的《娜拉》一剧写娜拉颇不近人情，太头脑简单了。此说有理。但天下古今多少社会革新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做革命家。娜拉因为头脑简单，故能决然跑了；阿尔闻夫人＇《群鬼》里女主人翁＇因为头脑细密，故一次跑出复回之后，只能作虚伪的涂饰，不能再有跑去的勇气了。易卜生的《娜拉》，以剧本论，缺点甚多，远不如《国民之敌》、《海妲》等剧。
我们又泛论到三百年来——自萧士比亚到萧伯纳——的戏剧的进步。我说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悲剧＇，其实只当得今世的平常“刺激剧”。如Othello＇《奥塞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剧！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哈姆雷特》，胡适自己的分析详见下文＇，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此话卓克初不以为然，后来他也承认了。
戏剧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十九世纪中欧洲文学受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虽有神秘的象征戏如梅特林（Maeterlinck）的名剧，也不能不带写实主义的色彩，也不能不用写实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人以为写实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该“新浪漫主义”了！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7＇
不但写实主义是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胡适还认为文学的体例也是顺应着现代人类生活步调的加快以及繁忙，而由长趋短、由繁趋简。他在1918年写的《论短篇小说》里说：
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简”与“略”不同，故这句话与上文说“由略而详”＇注：指情节＇的进步，并无冲突——诗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抒情短诗”（Lyrical Poetry，或译“抒情诗”），像Homer＇荷马＇、Milton＇弥尔敦＇及Dante＇但丁＇那些几十万字的长诗，几乎没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纪尚多此种），也很少人读了。
戏剧一方面，萧士比亚的戏，有时竟长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哈姆雷特》＇也），后来变到五出五幕。又渐渐变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独幕戏”了。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如Tolstoy＇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竟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剧”、“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新的趋向。
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8＇
＇1＇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全集》，1：30；《胡适日记全集》，2：400。
＇2＇ 胡适致陈独秀，《胡适全集》，1：1。
＇3＇《胡适日记全集》，2：176181。
＇4＇《胡适日记全集》，2：189192。
＇5＇《胡适日记全集》，2：51。
＇6＇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19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45。
＇7＇《胡适日记全集》，3：7677。
＇8＇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全集》，1：135136。
西洋近代戏剧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对十九世纪的西洋戏剧情有独钟。他在1916年秋天致《甲寅》编者的信说：
适在此邦，所专治者伦理、哲学，稍稍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而已。学生生涯颇需日力，未能时时作有用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随笔迻译，不费时力，亦不费思力故耳。更有暇晷，当译小说及戏剧一二种。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字最有势力者，厥唯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Ibsen＇易卜生＇、德之Hauptmann＇赫仆特满＇、法之Brieux＇白里而＇、瑞典之Strindberg＇施吞堡＇、英之Bernard Shaw＇萧伯纳＇及John Galsworthy＇高尔华绥＇、比之＇Maurice＇Maeterlinck＇梅脱林克＇，皆以剧著声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Ibsen之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或An Enemy of the People＆nbsp；＇《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1＇
胡适在这封信里所说的戏剧都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西洋近代戏剧。最有意味的是，这些戏剧大概都是他在课外（特别是在暑期当中）读的。然而，胡适在课外选读的这些戏剧，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指导的。从胡适的《留学日记》，我们知道有许多戏剧，他都在学校或旖色佳的剧场看过了，如白里而的剧作。此外，康乃尔大学有着各式各样的演讲，除了下一节会专门分析的易卜生以外，我们知道胡适对其他近代戏剧巨擘的了解，也得益于学校老师的演讲。比如说，英语系在1914年的春季班就举办了诗歌、小说、戏剧的朗诵欣赏会，每星期四次。该学期主持的是英语系有名的威廉·斯特朗克（William Strunk）和胡适常去请益的散蒲生教授。斯特朗克朗诵的是现代诗；散蒲生选读的是现代戏剧。＇2＇
我们知道散蒲生教授在1913年10月18日，就在胡适所住的“康乃尔世界学生会”演讲过“现代戏剧”（Modern Drama）。＇3＇年2月10日，散蒲生教授又在“康乃尔世界学生会”演讲梅脱林克。＇4＇我们不知道胡适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德国剧作家赫仆特满的。然而，我们知道艾尔司特（Ernest Elster）教授在1914年3月27日的演讲，讲的就是赫仆特满。艾尔司特是从德国来的访问教授，他在康乃尔的访问期间开了两门课：“诗人海涅”以及“十九世纪德国主要剧作家”。＇5＇艾尔司特教授的课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去旁听了。然而，最有可能的是，胡适是在1914年春季班“现代戏剧”课上接触赫仆特满的，该课由散蒲生教授讲授。我的推想是，他在听了散蒲生教授的导读和诠释以后，就在该年的暑假，也就是7月18日、20日，连续读了赫仆特满的《东方未明》（Before Dawn）、《织工》（The Weavers）以及《獭裘》（The Beaver Coat）。他在7月29日的日记里记了散蒲生教授对赫仆特满几出戏剧的分析：
闻英文教长散蒲生（M。W。Sampson）讲赫仆特满所著剧之长处。其论《獭裘》与《放火记》（The Confagration）也，曰：“此二剧相为始末。前剧之主人Mrs。Wolff＇伍夫夫人＇今再嫁为Mrs。Tietitz＇梯提慈夫人＇，老矣。虽贼智犹存，而坚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叹息。赫氏长处在于无有一定之结构经营，无有坚强之布局，读者但觉一片模糊世界，一片模糊社会。一一逼真，无一毫文人矫揉造作之痕也。”此种剧不以布局胜，自赫氏始也。
其论《织工》也，曰：“此剧有二大异点：一、全剧不特无有主人＇翁＇，乃无一特异之角色。读《獭裘》及《放火记》者，虽十年后，必不能忘剧中之贼婆伍媪及巡检卫而汗（Wehrhahn），犹读《哈姆雷特》（Hamlet，萧士璧＇莎士比亚＇名剧）者之不忘剧中之王子也。此剧《织工》则不然，读者心中但有织工之受虐，资本家之不仁，劳动家之贫饿，怨毒入人心之深，独不见一特异动人之人物（此言确也。吾读此才数日耳，而已不能举书中之事实耳），盖此书所志不在状人，而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其中本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也。二、剧中主人既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