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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报考中国公学。他被录取以后，就在那年的秋天进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这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取缔”在日文是“管束”、“整饬”的意思。然而，在中文听起来就很刺耳。当时谣言极多，比如说，传言说取缔规则将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当时韩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殖民地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人和韩国人并列是一个侮辱。又加上这些取缔规则里面，还有对中国留学生住宿以及行为的管理，有侵害留学生权利之虞。在抗议无效之后，中国留学生便议决罢课抗议。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估计有八千人之多，其中，有三千人回了国。这些从日本回国的学生在该年12月底，在
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拟定了自治规则。1906年1月18日，各省代表选定了第一次公学职员。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起草了学校章程。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典礼。校址所在，在上海北四川路黄板桥之北。
中国公学是在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激荡之下成立的。然而，慷慨激昂过后，许多实际的问题就出现了。首先，罢学归国的学生虽然号称有三千人之多，然而，清朝政府当然不想让他们都留在上海。其命令是：“劝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此外，根据报载，驻日公使又威胁所有学生必须在一个月，最晚两个月内，回东京上课，否则官费生停费，自费生则不送入学。于是“印斩烧叽蟀耄铛舅纳⒄哂职胫保粼谏虾５模坏桨昭Щ毓氖种弧Ｒ虼耍泄ЭУ氖焙颍挥辛桨倭父鲅�
更严重的是中国公学的财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上海那时还是一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中国公学里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办学堂，都认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们是革命党，社会叫他们做怪物。所以捐钱的人很少，学堂开门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公学的干事姚弘业先生（湖南益阳人），基于义愤，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遗书几千字，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发表之后，舆论都对他表敬意，社会受了一大震动，赞助的人稍多，公学才稍稍站得住。”＇1＇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的条件之下，捐款和赞助都不是恒久之道。我们只要比较表2。1所列出来的中国公学1906和1907年的财务报告，就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公学第一年，也就是1906年，总收入是52，779元。其中，捐款收入是15654。53元，占总收入的29。66％。到了次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一万多元，达到64371。96元，但捐款的收入却骤降到4272。16元，仅占该年总收入的6。64％；与前一年相比，降幅几达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姚弘业的自杀，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同情，使中国公学得到了大量的捐款，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不是办学的人所能仰仗的。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国情大不同的一点。美国的私立学校靠捐款、靠投资维持；中国的私立学校则主要
靠学杂、膳宿费的收入。1906年，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是21，582元，占总收入的40。89％。1907年，由于学生增加，中国公学在学费和膳宿费的收入，增加到29741。22，占该年总收入的46。2％。如果我们在把该年制服费的收入也加进去，就将近该年收入的一半。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7681。＇2＇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学的财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中国公学在1906年12月向两江总督端方呈请补助，得其允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一万二千两。此外，中国公学又得到粤督张人骏批准，由广东批银三千两。这两个拨款使得中国公学在1907年的补助款项达到21606。73元，占该年总收入的33。57％。这个来自官方的补助，加上捐款，占该年总收入的40％。当然，我们在此也必须指出表2。1的统计并不是很精确的。首先，当时的钱币单位并不是统一的，比如说，端方跟张人骏的拨款是以银两计的，而社会通用的是银元。表2。1的统计所用的单位是银元，但并没有告诉我们银两与银元的兑换比率。其次，表2。1“补助”栏里的数目，也大于端方和张人骏拨款的总和，究竟这个差异是因为换算成银元的结果，还是中国公学另有其它补助来源。如果是后者，则表2。2的捐助名录里，并没有其他拨款的来源。如果把表2。1跟表2。2的统计数字拿来相比，我们就更可以看出这些统计资料是不精确的。比如说，表内胪列的捐款数目有几项是笼统的总数。捐款的总数也与表2。1的总数不符。当然，这除了可能因为是表2。2只列出超出百元或百两以上的捐助款项以外，也可能又是跟兑率有关。无论如何，端方除了拨款补助中国公学以外，还拨了吴淞公地百余亩作为新校址。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117143。＇3＇
1908年，中国公学得到大清银行贷款十万两为建筑新校舍之用。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新校舍还在兴建的时候，中国公学的大多数学生就因为与学校行政人员的争执，而集体罢学。退学的学生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了中国新公学，留校的学生，则于1909年搬进吴淞的新校舍。中国新公学坚持到该年冬天，终于以维持困难而解散，与原校合并。有关这点，我们下文还会谈到。
胡适在1906年秋天进入中国公学，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是这样总结他在中国公学的经验的：“在中国公学住了两年多，在功课上的进步不算怎样快，但我却在课外学得了几件东西。第一是学会了‘普通话’。我们的徽州土话是很不好懂的；那时上海各学堂全用上海话，所以我学会了上海话；中国公学是各省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取缔风潮’罢学回国创办的，各省人都有，而四川湖南人最多，所以人人都得学‘普通话’；我那时年纪轻，学话很容易，所以不上一年，我居然能说很普通的官话了。第二是认识了许多年岁比我大的各省朋友，不但学得了一点成人的习惯，还使我认得中国之大，从一个上海学生渐渐变成了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中国人。第三是学会了做中国诗词，使我渐渐走上文学的路上去。第四是学会了做白话文。一班同学办了一个白话的《竞业旬报》，要我投稿；我投了一些稿子，后来竟做了这个旬报的编辑人。这一年多的白话文试作，使我明白白话文是差不多可以‘不学而能’的一种工具；使我试用这种新工具发表我少年时代的思想，因此把我早年的一点知识思想整理出一点条理来，至少把自己的思路弄清楚了；最重要的是这点训练给了我不少的自信力，使我能在七八年后大胆的提倡白话文学运动。”＇4＇
就像胡适在这个总结里所说的，他在中国公学的收获，主要不在学科，而是在课外方面。事实上，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的程度很浅，特别是英文和数学。然而，即使如此，很多课程还是必须请日本教习来教，例如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博物等。这些日本老师用日文教授，然后再由懂日文的同学翻译。根据胡适的回忆，聘用日本教习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说，当时“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胡适在这一篇回忆里，还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当时中国教育的怪现象。比如说，以他后来最喜欢非难的文言文教学来说，他说：“我在上海（最开通的上海！）做小学生的时候，读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东话逐字逐句的解释，其实是翻译！做的是‘孝悌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义’、‘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外文跟外国史地则必须请青年会或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教员来教。更有趣的是澄衷所用的西洋史教科书。他说：“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5＇其实这个有关Peter Parley的回忆不很正确，详情请看下文。
中国公学的成立，既然是以留日罢学归国的学生为骨干，其所来自的省份与年龄自然极不整齐，不像一般地区性的学校有较高的同质性。胡适说他刚搬进中国公学的时候，看到各色各样的同学。许多人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着木屐，完全是一副日本人的样子；还有“一些是内地刚出来的老先生，戴着老花眼镜，捧着水烟袋”。＇6＇后面这一句话，显然相当夸张。中国公学的学生的年龄，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都是偏高，也不致于会像胡适说得那么离谱。表2。3的学生年龄分布，可以让我们知道学生的年龄最小十三岁，最大三十二岁，绝对还没有到需要戴老花眼镜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学生当中有“内地刚出来”，“捧着水烟袋的老先生”，则显然中国公学的成分极为复杂，并不像传言所说的尽是革命分子。
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中国公学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这句话不算夸张。胡适说中国公学，“学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学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7＇表2。4中国公学1906年学生省籍最高六省分布表，证明了胡适的回忆是正确的。1906年中国公学学生最多的六省依次是：四川、广东、湖南、河南、浙江、江苏。河南人在中国近代教育界的资源和地位所占的比率向来不高，而在中国公学则是例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人在为中国公学的捐输上，比起其他沿海更富庶的省份还要踊跃，虽然在捐款总额上其实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表2。4的学生省籍分布表只取了最高的六省。其实中国公学学生省籍分布表，一共列了十二个省，第七到第十二顺位依次是：广西、江西、陕西、安徽、湖北、福建。胡适是安徽人，该年中国公学的安徽学生有1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3。31％。在省籍统计表所列出的十二省里占第十顺位，亦即倒数第三名。此外，表2。4的统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推测胡适在中国公学究竟是上哪一班的资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只说他在甲班，但没有说明他是在高等普通预科甲班，还是普通甲班。表2。4显示这两班都刚好只有一个安徽人，根据表2。3，高等普通预科甲班最年轻的十七岁；普通甲班最年轻的十五岁。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提到他的年龄的时候，用的都是西洋的算法，但是，当时的算法是传统的，所以胡适说他1904年离开家乡到上海去念书的时候，他名为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用这个传统的算法来算，胡适1906年可以名为十六岁，所以，当年中国公学高等普通预科甲班唯一一个安徽来的学生，可能就是胡适。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87112。＇8＇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页85116。＇9＇
由于学生来自的省份这么多，中国又是一个方言极多的国家，于是就必须寻求一个共同的语言了。胡适在1931年写《四十自述》的时候说：“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教授，决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更有趣的是，因为中国公学的同学里四川人最多，所以胡适在上海所学的“普通话”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二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作四川人了。”＇10＇
不管是以今天或当时的眼光来看，中国公学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校。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即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
班长和室长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