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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也没有一定，都是跟好学好，跟坏学坏的。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要受过顶好的教育，方才可以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俗语说得好：“三岁定八十。”……在家都要受他们父母的教训，这就叫做“家庭教育”。但是做父亲的，总不时时在家，所以这事便是做娘的责任了……所以女子一定要读书才能够懂得些正大道理，晓得些普通学问。道理和学问都懂得了，自然能够教出好儿女来。人家都想有好儿女，却不晓得教女子读书，好像农夫不去种田，倒想去收好谷，哪能够想得到手呢？第二，大凡天下女子的心思比男子更细密，又没有那些应酬的劳苦，倘使他们肯用心去求学问，所成就的学问，一定比男子高些。有可以求学问的资格，却自己糟蹋了，就使我们中国人愚到这般地步，岂不可惜吗？第三，以上所说，多是读书的大用处，如今且说那些小事。就如乡村人家，买两担柴，记几笔账，看几封信，若是男人不在家，妇人不读书，那就不得不去求别人了，岂不是不便吗？这些小事也不会做，那还可以算得一个有用的人吗？真个是我所说的“废物”罢了。＇2＇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出来的论点，从“玩物”、“废物”、“保种”、“母教”，都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说过的论点。胡适所谓的“中国虽有了四万万人，内中那没用的女人倒居了二万万，那些男人赚来的钱，把去养这些女人”，不外乎是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里的说法：中国四万万人口，“妇女约二万万，分利者约十之六七”。＇3＇所谓“母亲的乳水”、“家庭教育”也者，不外乎是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里“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保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的白话版。＇4＇胡适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胡适没有直接读到梁启超的文章，这个说法仍然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女学的应兴与必兴，在中国从1900年八国联军的重创苏醒过来以后，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胡适的《敬告中国的女子》，必须从这个角度观之。
如果女学是必兴的，这个女学的内容应该如何呢？对年轻的胡适来说，这毕竟是太大的一个题目，同时也不是他会有时间与兴趣认真思考的。重要的是，就像同时代一些先进的男女人士一样，胡适也对妇德从事了现代的新诠释。他在《敬告中国的女子》的文后，附录了东汉蔡邕的《女训篇》。这种做法，当然是相当传统的。这也就是举古圣先贤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在正文里，把《女训篇》的论旨翻成简易的白话文，说：“人的心思，和人的面孔一样，面孔不修饰，就龌龊了；心思不修饰，也就变坏了。人家女子都晓得把面孔装饰得好看，却不晓得修饰她的心思。”最后，他用责备兼鼓励的话语来劝勉中国的女性：“今日我们中国的女子，为什么情愿费了许多工夫，丢了最要紧的学问不去做，却要去做这些梳头、缠足、穿耳、搽粉的事呢？可不是那《女训》上说的愚人么？可不是我从前所说的废物么？所以我说中国的女子，若不情愿做废物，第一样便不要缠脚，第二样便要读书。若能照这两件事行去，我做报的人，便拍手大叫着：‘中国女界万岁！中国万岁！中国未来的国民万岁！’”＇5＇胡适对女性只知外表的修饰，而不知内在涵养的批判，是有其社会的代表性的。随着西化的加速以及女子教育的勃兴，这种批判会越演越烈，卒使“女学生”、“新女性”成为奢华、堕落、寡廉鲜耻的代称。这是当时东亚传统社会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一个相当普遍的，把“女性”化约成衡量社会道德的度量仪的做法。＇6＇
蔡邕的《女训篇》毕竟是男性写的。很自然地，胡适必须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女德的女性发言人。就像当时有同样想法的男女作者一样，胡适找到的这个发言人就是班昭。在《敬告中国的女子》这篇文章里，胡适为了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传统观念，就在历史上找那些有才又有德的女性作反证，其中，有班昭，也有著有《女孝经》的郑氏。他说：“就如汉朝有一位班昭，是最有名的才女。他的哥哥班固，做了一部《汉书》，没有做好就死了，后来班昭竟接续下去做成了这书，又做了一部《女诫》；又有一个女子，叫做缇萦，他的父亲犯了罪，亏得缇萦上了一本奏章救了他；唐朝陈邈的妻子郑氏，著一部《女孝经》；晋朝有一个谢道韫，会做诗赋又会辩驳。这都是有才的女子，难道她们有才便无德么？”＇7＇
有趣的是，胡适对班昭的看法，不久就产生了根本的改变。胡适这篇《敬告中国的女子》是1906年的作品。两年以后，胡适在1908年11月的《爱国》篇里，写中国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时候，女界里，就只剩下了秦
良玉与花木兰。＇8＇一个月以后，胡适开始在《竞业旬报》里，以连载的方式，发表社论，展开他对班昭的总批判，《曹大家〈女诫〉驳议》：“我们中国女界中，有一个大罪人，就是那曹大家＇音：姑＇。这位曹大家，姓班名昭，她做了一部《女诫》，说了许多卑鄙下流的话。”年轻的胡适，已经知道以今非古，如果处理不得当，会犯有历史谬误的弊病。同时，他也知道《女诫》在历史上的读者泰半是男性。所以，他非常言之成理地解释他写这个批判的用意：
列位要晓得，她这部《女诫》，虽然我们的姐姐妹妹们，大半没有读过，然而几千年来，那许多男子，都用这《女诫》的说话，把来教育我们的姐姐妹妹，把来压制我们的姐姐妹妹，所以她那区区一部《女诫》，便把我们中国的女界生生地送到那极黑暗的世界去了，你想我怎好不来辩驳一番呢！有的人说：“铁儿先生，你何苦把几千年后的新思想，去责备那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我说：“是的，我并不敢责备古人，不过我要把这些道理辩白一番，好教那些顽固的人，不致借这《女诫》来做护身符，这便是我的区区微意了。＇9＇
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是逐句式的，也就是说，是逐句地批判。《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胡适批判《女诫》的社论，在连载到第三篇，也就是在《竞业旬报》的第39期，批判《女诫》的第五篇，也就是《专心》篇以后，由于他接着就辞去了《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而告终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女诫》的批判，在戊戌前后，是选择性的阐扬与批注。换句话说，是藉由表扬班昭的才，来选择性地诠释她所阐扬的女德，而让《女诫》在女学堂的课程里占有一席之地。二十世纪初年以后，由于“女权”概念的勃兴，与《女诫》所阐扬的“男尊女卑”的概念，两相扞格，《女诫》于是变成了负面的教材。夏晓虹说，在
当时对《女诫》持论最严厉的是女性。＇10＇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无政府主义、激进的何震直呼班昭为“班贼”，胡适则称班昭为“罪人”。在批判所采取的高姿态上来说，可谓旗鼓相当。何震称班昭为“班贼”的文章，是1907年7月在日本发行的《天义报》上发表的。胡适对《女诫》的批判，最早发表于1908年12月，晚了一年半。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看过何震的文章。以胡适当时读《新民丛报》的习惯来说，他如果读了《天义报》，而读过何震的文章，并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即使胡适读过何震的文章，我们只能说何震给了他灵感，英雄、英雌还是可以所见略同。更何况胡适所作的，是全面的批判。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地复述胡适对《女诫》逐句的批判，这毕竟是一个十七岁青少年轻狂却又未免幼稚的尝试。就举两个年少轻狂、自以为真理自明的例子。在评《卑弱第一》“常若畏惧”这句话的时候，胡适说：
这话更不通了，畏惧谁呢！天下的人，只有一个理字，是应该畏惧的。只须我自己行止动作，上不愧天，下不愧人，自己对得住自己就是了。何必怕人呢？所以孔夫子说：“君子坦荡荡。”坦荡荡就是无所畏惧的意思。大凡君子人，行事只求合理，自然坦荡荡的，无所畏惧，其实又何必畏惧呢？＇11＇
又，《敬慎第三》篇：“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胡适批注说：
上句“修身莫若敬”倒也罢了，下一句“避强莫若顺”，你想这不是卑鄙下贱吗？俗语道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些男子如果用强权来压制女子，就该正正当当和他抵抗，有何不可？何必避呢？如果女子不去和他抵抗，那么他们自然要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了。古人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可见古人是狠瞧不起这个“顺”字的，我从前说过的，天下只有一个“理”，是应该畏惧的，我
们只要依着理行去，还怕什么呢？又何必躲避呢？＇12＇
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复述胡适逐句批判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批判的基调，还是《女诫》里“男尊女卑”的概念。这与当时先进的智识阶级的批判没有什么不同。比较有意义的，是一方面勾勒出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同时，在另一方面指出胡适仍然是深深地浸淫于传统之中的事实。胡适与众不同的批判有二。第一，他开宗明义，批判《女诫》的第一篇《卑弱第一》，说“怪不得几千年来，总没有女权的希望”。然而，胡适的重点不在“女权”，而是班昭所犯的历史谬误。他说这是误把当时的民间歌谣，当成不可变异的哲理的谬误。因此，班昭所谓古人生女弄瓦也者，完全是食古不化，或者说读死书的结果。他解释说：
这一段文章，是曹大家引用《诗经》上说的话儿，那《诗经》上说：“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看官要晓得，那《诗经》一部书，乃是古时圣贤采访四方的风俗歌谣，因而辑成一部大书，即如这一篇诗所说的话，在做书的人本意，不过是教人晓得某地有这么一种重男轻女的风俗，他的本意，只有望人改良的意思，并不教人依着他行。譬如那《诗经》上说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难道他真个要人做这些淫奔的事吗？又如“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这二句诗，淫极了，难道他真个教人做这种“□□□□”，□□□吗？可见《诗经》上说的，不过说某处有某样的风俗罢了，不料这位曹大家，不懂诗人的命意，便以为古人都是卑视女子的了，可不是大错了吗？至于“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这句话，更容易明白了。你想古人最重祭祀，断不会使那卑弱下人的人去主祭祀，可见古人并不卑视女子，不过曹大家不懂得罢了。＇13＇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说《诗经》是经由孔子审订、保留下来的古代中国“社会、思想生活的见证”。＇14＇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卷）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15＇显然，胡适对《诗经》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的纪录的看法，在1908年就已经形成了。
胡适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批判，是从男女平等的概念，一面批判使用“男尊女卑”的语言，颇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要求；一面又进一步演绎到夫妻有平等诉求离婚的权利。《女诫》《夫妇第二》有段话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胡适说：
哈哈！曹大家也讲起平等来了。你想这两句话，不是狠平等吗？不是狠有点抵抗性质的吗？桀纣无道，汤武便去征伐他，为什么呢？因为“君不贤则无以临民”，所以便要讨他的罪，如今曹大家是承认“丈夫可以御妇的”了。看官要记得，那个“御”字，有驾御的意思，管理的意思，便和皇帝治民的治字差不多了。皇帝不贤尚且可杀可去，丈夫不贤，便失了丈夫的资格，做妻子的，可以抵抗他，所以这“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八个大字，正是泰西各国离婚律法的一大原理。不料曹大家这么一个卑鄙的人，也会有这种理想，这就狠难得了。但是上面用一个“御”字，就和马夫赶马，车夫推车一般，下面用一个“事”字，是服侍的意思，就和下官服侍上司，奴才伏侍主人一般，两两比较起来，还是大不平等，可见曹大家一定是一个没见识没魄力的女子了。＇16＇
同样地，《女诫》《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段话，又让胡适重申男女在离婚上的对等权：
看官须要认明这个“礼”字。这个《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