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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人家到死，尚不肯忘记国家，我们呢？）”“凡人得资于分外者，即奇富亦不足为荣显矣（中国那些梦想发横财的听着！）”；“伯尔亚将死，尚呼其步卒，扶之倚树而立，力回面斥敌师曰：我虽死，终不示汝以背也（这句话的意思，说大凡逃走的人必定把背脊朝着人，如今我虽死，终不肯逃走）（中国的兵听着！）。”＇15＇
另外一个例子更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领悟到胡适读书之广。胡适在上海时期所读的宣扬维多利亚美德的书，显然不限于《国民读本》与《真国民》。他1909年8月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翻译短篇小说《国殇》，是从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所著的《心》（Cuore）翻译过来的。《心》是1886年出版的，是一本风行世界，被译成多国文字的畅销青少年读物。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巨匠包天笑，据说是第一个把这本书由日文转译成中文的，时间在1909年，跟胡适所翻的《国殇》是同一年。由于包天笑有一个儿子叫可馨，故该书取名为《可馨儿就学记》。1924年夏丏尊对照日、英两种译本，又将该书译成中文，取名《爱的教育》。据说民国时期的翻译小说里，《爱的教育》的再版次数与印刷数量是创纪录的。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郎巴德（Lombardy）的一场战役，是意大利迈向统一的一个里程碑，时间在1859年。故事所描写的是一个少年，爬上树梢为意大利前哨军侦测奥地利军队，结果不幸被敌军发现，中弹而亡。为了表扬他为国捐躯，意大利官兵以国旗覆盖在死在槐树下的少年身上，举起指挥刀向少年的尸身致敬，其中一名军官从溪旁的花丛里摘下两朵花撒在他的身上。于是，所有向前线行军的官兵，在经过的时候，都摘下了花朵，撒在覆盖着国旗的少年的尸身上。不一会儿，他的尸身就全被花朵覆盖住了。“那些士官们，军人们，走过的时候，个个都朝着他行礼。口中喊着：‘勇敢的郎巴德！永别了！我尊敬你，好孩子＇英译是：金发儿＇！呀！光荣！永别了！’”胡适在文后附了三个译者后记：
译者曰：读者须知死在槐阴之下，以国旗裹尸，以万花送葬，较之呻吟床褥之间，寂寂郊原之下，何者为苦？何者为乐？祖国青年，尚祈念之。
又曰：大佐说：“这孩子死的和军人一般，应该我们军人来葬他。”此即孔子“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之义。屈子《国殇》篇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故亦以“国殇”名之。（《小尔雅》：无主之鬼曰殇。）
又曰：这孩子说：“我是郎巴德人，今儿为的是咱们自己的事。”我愿我祖国青年，三复斯言。我尤愿我国无数之卖国贼，日夜讽诵斯言也。＇16＇
尽管胡适苦口婆心，尽管胡适用激将法，他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完全悲观的，完全相信他的话都是白说的。他当时悲观的心境，流露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他所写的诗。胡适在上海时期写的诗很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1907年开始写诗，到1909年赴美留学为止，他作了两百多首诗。＇17＇可惜，现在所能得找到的只有将近四十首。这些诗有意义的地方，除了让我们看到胡适留美以前对爱国的执著以外，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毕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他当时写诗的风格完全是留美以后，开始提倡白话文学运动的他所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白话文学运动，不但是对传统文学的体例、文风的宣战，而且，更确切来说，是他对昨日之他的自我批判与超越。
胡适对诗产生兴趣是在1906年底。那时他才进中国公学不到半年。他在《四十自述》里说，＇18＇由于他得了脚气病，就向学校请假，到他家在上海南市开的瑞兴泰茶叶店里养病。养病期间，他偶然翻读了清末桐城派吴汝纶选的古文读本，其中第四本是古诗歌，即乐府歌词和五七言诗歌。胡适读得兴致大起，每天读几首，不久就把这一册古诗读完了。他觉得这些乐府歌词和五七言诗歌，比小时候读的那些律诗有趣多了。不必像律诗一样，必须先学对仗，自由多了。他说他从《木兰辞》、《饮马长城窟行》、《古诗十九首》，一直背到了陶渊明、杜甫，他都喜欢。
有一天，胡适回学堂去，路过《竞业旬报》社，就转进去看傅君剑，他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胡适回到宿舍以后，写了一首送别诗，带去给傅君剑，问他像不像诗。胡适说他在写《四十自述》的时候，已经记不得这首诗写的是什么了，只记得开头是“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哪想到傅君剑不但夸奖胡适写的送别诗，过了一天，还送了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来，用日本卷笺写好。胡适说他还真吓了一跳，因为他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两句，真让他受宠若惊了！胡适把傅君剑这幅诗笺藏了起来，不敢给人看。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就发愤读诗、写诗，想要做个诗人了。
在发现了这个新世界以后，胡适就像着了魔似的学作诗。就像胡适自己说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从前他在澄衷学堂的时候，迷上代数，每天晚上宿舍熄灯以后，在蚊帐外点蜡烛，趴在被窝里对着烛光自己补习代数，弄到两耳都聋了的地步。现在在中国公学迷上了诗，先生在黑板上写高等代数的算式，他却在斯密斯的《大代数学》课本底下翻《诗韵合璧》。练习本上写的不是算式，而是一首未完成的诗！
又过了半年，也就是1907年六七月间，胡适的脚气病又发了，胡适回绩溪上庄养病，住了两个多月。他的族叔兼好友胡近仁，很鼓励他作诗。两人常常互相讨论、唱和。胡适说他当时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等他回到学校以后，胡适说他在他们学校里已经有了少年诗人的称号了。胡适从这时候开始到留美为止写的诗，有抒情感怀的，也有叙事的，然而，最令人触目的，是他的忧国诗。
胡适1908年10月5日发表在《竞业旬报》的《霜天晓角·长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江山如此，
人力何如矣。
遥望水天连处，
青一缕，
好山水。
看轮舟快驰往来天堑地，时见国旗飘举，
但不见，
黄龙耳。＇19＇
1907年10月初，胡适在家养病养了两个多月以后，告别了慈母，步行回上海去。途中，胡适经过富春江，乘机游览了严子陵钓台。严子陵钓台分东台、西台，故称“双台垂钓”。东台相传是东汉的严子陵，即严光，垂钓之地。严光是东汉中兴的光武帝小时之友，是光武帝逐鹿中原的策士。光武帝即位以后，他却拒绝出仕，到富春山中去钓鱼，过隐居生活；西台为南宋遗民谢皋羽，即谢翱，哭祭文天祥之处。胡适的《西台行》云：
富春江上烟树里，石磴嵯峨相对峙。
西为西台东钓台，东属严家西谢氏。
子陵垂钓自优游，旷观天下如敝屣。
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
如今客自桐江来，不拜西台拜钓台。
人心趋向乃如此，天下事尚可为哉！＇20＇
胡适这首诗有序曰：“严光钓台之西，为谢皋羽西台。而过者但知有钓台，不知有西台也，感此，成八十四字。”换句话说，游人到富春江来揽胜，只知有严子陵钓台，那里有祠堂，又有对联；而爱国的谢翱哭祭文天祥的西台，却寂寂无人，使他愤慨莫名。
有趣的是，留美以后，心境大改，由悲观转为乐观，开始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就不再作如是观。凭吊谢皋羽，曾经是他心目中的爱国心的表露，现在则变成是无病呻吟、亡国哀音。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第四议说：
不作无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21＇
用胡适留美以后这个“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的标准来看，他等于也是跟他“昨日之我”宣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留美以前所写的许多爱国诗歌，都是无病的呻吟、亡国的哀音。比如说，他的《送石蕴山归湘》云：
北风烈烈雪霏霏，大好河山已式微。
满眼风尘满眼泪，夕阳影里送君归。
老骥犹怜志未磨，干戈声里唱骊歌。
尽多亡国飘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22＇
胡适出国以前写的许多首诗，都犯了他后来所抨击的毛病。再举两个无病呻吟的例子。他1910年的《送二兄入都》：
落木萧萧下，天涯送弟兄。销魂犹伫望，欲哭已吞声。
意气开边塞，艰难去帝京。远游从此始，慷慨赴长征。
回首家何在，朱门已式微。无心能建树，有室可藏晖。
黯黯愁霜鬓，朝朝减带围。凄其当此夜，魂梦逐飘飞。＇23＇
又，他在1910年2月9日，己酉年除夕写的《岁暮杂感》云：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窗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24＇
胡适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诚然家道中落，自己又前途茫茫。然而，写《岁暮杂感》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所谓“朝朝减带围”、“颔下已鬑鬑”云云，实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之讥。无怪乎他在1914年1月2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他还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他重读《岁暮杂感》的感想：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25＇
不只无病呻吟，胡适在上海时期所写的诗，有些还犯了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的第六个“不”，即不用典。这中间，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在1908年写的两首读林纾翻译的小说的有感。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
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
第二首是《读〈十字军英雄记〉》。这《十字军英雄记》是英国司各特（Walter Scott）所写的：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
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
胡适在1916年9月16日的《留学日记》里，写下他想依照不用典的新理念，来改这两首旧诗的成败。第一首，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成功地改写成：
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
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
其实胡适在这里，难免落得明察秋毫，不视舆薪之讥，这“仲马”也者，岂不是一个来自西洋的新典吗？第二首，他说他再怎么想，就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来甩掉“羊叔子”、“武灵王”那两个典：
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
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
胡适的结论是：“此＇第二首＇诗注意在用两个古典包括全书。吾近主张不用典，而不能换此两典也……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26＇换句话说，由于《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经他改写以后，没有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不用典的戒律，可以收入他以身作则，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尝试集》里；反之，《读〈十字军英雄记〉》，终不能免于用典，就必须打入《去国集》的传统诗的冷宫里。
＇1＇ 胡适，《白话（四）：名誉》，《胡适全集》，21：133。
＇2＇ 胡适，《白话（二）：独立》，《胡适全集》，21：108111。
＇3＇ 胡适，《白话（三）：苟且》，《胡适全集》，21：112113。
＇4＇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107。
＇5＇ 胡适，《时闻：中国博览会的起点》，《胡适全集》，21：47。
＇6＇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7＇ 胡适，《读〈汉书〉杂记》，《胡适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