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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一句话，总括一部达尔文的《物种由来》（Origin of Species）。那时代的学者，似乎狠有人研究生物学。所以庄子能发出这种绝世惊人的议论来。依我看来，庄子这话，并非全
是心中想象的结果，却实有科学的根据。＇65＇
换句话说，胡适在写完《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再寄《先秦诸子之进化论》的修订稿给《留美学生季报》发表的时候，说他当时已经“觉其多误”。这所谓“觉其多误”也者，并不包括他说达尔文“物种由来”的理论中国早在庄子的时代就已有之的说法。所以，他才会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侃侃而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66＇
“年轻的”胡适的“谬妄议论”，何止是牵强附会地引用实验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分析先秦哲学。就举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第一，不相干的附会：把《墨经》比《圣经》。他说《墨子》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天志》、《非命》诸篇的文体用的“都是三部曲＇上、中、下＇，有着诸多在字句上歧异、重叠与重复的地方——跟《新约圣经》的《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的问题很相像。”＇67＇即使《墨子》的这几篇跟《对观福音书》一样有重叠、重复的地方，这个比拟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对观福音书》的重叠与重复牵涉到这三篇福音的来源，亦即究竟它们是独立成书的，还是其中一福音书是其它两福音书的来源，抑或三福音书都是同一个来源，或者是多重来源？这牵涉到的不只是三福音的史实问题，还牵涉到《圣经》作为不可怀疑、不可更改一字的“圣书”的问题。
第二，牵强的附会：把墨子拿来比拟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他征引《墨子·明鬼篇下》的一段话：
若使鬼神请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胡适在注释里，又加引了《墨子·公孟篇》的另一段话来作佐证：“古者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68＇
胡适征引这两段话是要说明墨子的“三表法”，亦即墨子逻辑的应用。这“三表”就是：第一表：有本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第二表：有原之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有用之者——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以，胡适说第三表是墨子逻辑的“实际上的应用”，是“最终的检证”——依然是实用主义观点的误用与滥用。他在此处所征引的《明鬼篇》与《公孟篇》的两段话，就是墨子用第三表来证明鬼神的存在。胡适说墨子用“实际上的应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作法，使他很难不去联想到“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胡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知情的读者当然知道说“信仰的意志”这句话的就是威廉·詹姆士。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者，胡适说：
在两千多年以后回头来看＇墨子的＇这些话，很多人一定觉得很浅薄。我在此处征引这些话的目的，完全是要指出一个思想家的宗教性情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达到使他想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证明鬼神的存在的地步。＇讽刺的是＇，他用同样的＇实验主义的＇方法去粉碎了＇儒家的＇命定论！难不成这种没有严格地经过实验主义的检证，就试图去为信念辩护的作法，就是造成墨家后来不被物质主义以及无神论者所采信的原因之一？
胡适更进一步地加了一个注释，征引了杜威在《实验逻辑论文集》批评威廉·詹姆士的一段话：
詹姆士先生是想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处理一个逻辑内涵已经定型的准则，根据其在人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来发现其价值呢，还是他想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批判、修正以致于订定该准则的意义呢？如果是前者，其危险是：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被拿来粉饰——而不是用来证明——论点的。而这些论点本身是理性主义的形上学的，而不属于实验主义的范畴。＇69＇
詹姆士的“信仰的意志”跟墨子的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观点当然有如天壤之别。前者是个人意志的选择；后者是“治人者”的治术，至于“被治者”如何想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对詹姆士而言，这个“信仰的意志”有两重的意义：作为信仰而言，那信仰必须是“活”的，就好像我们说这条电线是“死”是“活”的意思。换句话说，那信仰必须有能够使人之起舞的力量；其次，作为意志而言，那作选择的意志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那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抉择，是一个与个人生命的寄托相关的抉择；第二，那必须是一个无可逃避、只能二中选一的抉择；第三，那抉择必须是决定性的（momentous），作与不作的结果是迥异的。＇70＇
当然，归根究底，胡适在《先秦名学史》里附会、滥用得最严重的谬误还是实验主义。由于他错误地把实验主义诠释成“功用主义”，致使这个名词被滥用，以至于先秦诸子看起来都像是实验主义者了。不但孔子在《易经·系辞》里有杜威实验主义的“实践的判断”的意味，墨子也是实验主义者，而且连法家的韩非也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们不知道胡适1917年5月2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博士论文口试经过如何。值得玩味的是，他在《先秦名学史》动辄套用“pragmatism”（实验主义）这个名词，到了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实验主义”只在该书第八篇《别墨》第二章《〈墨辩〉论知识》出现了一次。然而，即使如此，他还在“实验主义”后加了括号，注明他所说的“实验主义”是“应用主义”的意思。＇71＇
事实上，凡是他在《先秦名学史》里用“实验主义”的字句，到了《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换成了“应用主义”。胡适回国后，用中文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不再侈言“实验主义”，而改用“应用主义”来描述先秦诸子的哲学。虽然直到1919年春天，在写《实验主义》时，他仍然说：“古代的哲学家如中国的墨翟、韩非（看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页153至165，又197，又379至384），如希腊的勃洛太哥拉＇今译：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都可以说是实验主义的远祖。”但他马上承认：“今世的实验主义乃是近世科学的自然产儿，根据格外坚牢、方法格外精密，并不是古代实验主义的嫡派子孙。”＇72＇如果胡适在博士论文口试时真的受到了挫折，这个不再牵强附会的谨慎，或许就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一个“收获”。
我们无须再多征引开了窍以后的胡适所说的话，来批评他在此处所犯的谬误。开窍以后的胡适，每次回首看《先秦名学史》，看到自己当时牵强附会、胡乱套用杜威的基本概念，乃至于使用一般人想当然耳、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常使杜威为之掩卷太息的误解来界定实用主义，他一定会觉得无地自容、羞赧不已。我们在上文征引了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里所说的一段话。其滔滔雄辩的气概、其义正词严的凛然，与其说是在谆谆善诱茫茫苍生，不如说是在悔过，不如说像是在用口诀真经，驱魔除邪式地去涤荡（exorcise）那依附其身的“异端邪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1＇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197198。
＇2＇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192。
＇3＇ Hu to Clifford Williams； March 14，1915，《胡适全集》，40：7677。
＇4＇ 请参阅拙作《星星·月亮·太阳》，页4654；“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p。319320。
＇5＇ Hu to Clifford Williams； July 14，1915，《胡适全集》，40：114。
＇6＇ 胡适，“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o the Writing of a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胡适全集》，35：164175。
＇7＇ Hu to Clifford Williams； December 21，1915，《胡适全集》，40：145。
＇8＇ Hu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26，1914，《胡适全集》，40：11。
＇9＇ Suh Hu，“A Chinese Philosopher on War：A Popular Present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Religious Views of MoTi，”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I。6（April，1916），pp。408412。
＇10＇ 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胡适全集》，5：192193。
＇11＇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胡适全集》，3：147。
＇12＇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网〉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页221232。
＇1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20。
＇14＇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New York：The MacMillan pany，1919），p。11。
＇15＇ Frank Thilly，“Translator’s Preface，”History of Philosoph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7），iv。
＇16＇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p。2，13。
＇1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21，228。
＇18＇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45。
＇19＇ John 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2。8489。
＇20＇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37。
＇2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54259。
＇22＇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11。
＇2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196197。
＇2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197。
＇25＇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p。9，14。
＇26＇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201219。
＇2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全集》，5：197。
＇28＇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17。
＇29＇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p。9，12。
＇30＇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14。
＇31＇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Fourth Era（Madison； 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p。9394n。
＇3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22，1915。
＇33＇ John Dewey，“Philosophy and American National Life，”The Middle Works，18991924，3。74，76。
＇3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13。
＇35＇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1：304。
＇36＇ John Dewey，“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174。
＇37＇ John Dewey，“Some Stages of Logical Thought，”The Middle Works，18991924，1。162168。
＇38＇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03311。
＇39＇ James Creighton； An Introductory Logic； pp。210211。
＇40＇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全集》，1：328。
＇41＇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全集》，1：307。
＇42＇ John Dew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