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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平安和繁荣。他说，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是中国的加富尔——意大利建国的英雄。＇15＇曹云祥的立场是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1911年12月25日致电袁世凯。这个电报是由三个学生起草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在外交界鼎鼎有名的顾维钧。电报的主旨是敦请袁世凯支持革命，其结尾说：“国家的安危系于尊驾的决定。中国或将有其华盛顿。愿尊驾垂思之。”这个电报有它的代表性，因为包括芝加哥、伊利诺、密西根、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耶鲁的中国同学会都附议，而且愿意分担打这个电报的费用。＇16＇
曹云祥在1912年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社论引起了胡适和其他康乃尔中国学生的愤慨。1月17日，二十三名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胡适跟赵元任，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曹云祥抗议。当时康乃尔中国留学生的总数是四十八名，这二十三名将近半数。他们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唯一刊物，而居然会出现这种把袁世凯媲美为中国的加富尔的言论。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traitor）。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由于美国的舆论不了解袁世凯的过去，受其蛊惑，中国留学生的刊物有责任去揭发这个“阻遏了中国的进步与救赎”的奸臣，同时去“粉碎外界对袁世凯的盲信与崇拜”。他们要求《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在下一期发表声明，说那篇社论只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论。＇17＇我们在下文会分析，这封康乃尔大学的联名信很可能是胡适起草的。
曹云祥拒绝屈服。他说主编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全权负责，不能让读者的投书来指令他应该如何下笔。他承认说袁世凯是中国的加富尔也许有点过当。然而，说袁世凯是个奸臣，他觉得也是过甚其词，是智者所不为的事，也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能苟同的。最厉害的是他的杀手锏。他提醒康乃尔大学那二十三名签名投书的中国留学生：大清皇朝还没有灭亡，他们还是皇清的臣民；袁世凯是否奸臣可以暂且不论，签名的学生才真是“叛徒”：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而“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并没有宣称它是一个拥护共和的组织，虽然有些会员或许会同情共和。我们顶多只能从学术的角度来为共和作辩护。大多数官费生拿的钱是大清皇库给的，我们的监督也是大清政府派任的。只有党同伐异的人，才会说袁世凯是一个“奸臣”，而另一方大可以说我们犯了叛国罪。在“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对革命采取立场以前，《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讨论只能是学术性、不具党派色彩的。＇18＇
曹云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的时候，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进哈佛商学院读企管硕士。胡适和当时许多非教会学校出身的留学生都看不起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胡适在跟康乃尔大学另二十二名学生联名投书的时候，也写信给了梅光迪。梅光迪在回信里说：“今晨接手片，知足下对于某报＇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与迪有同情。迪于前三日阅该报，即向此间同人声言，谓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不足代表留美全体意见。同人等多亦唾弃之，谓该主笔恐开除官费，故不得不作是乞怜之语。”他接着说：“某报本毫无价值，安足为吾人言论机关。主笔之人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自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他又说：“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19＇
其实，“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的，不只是外国人，也不只是“真非中国人也”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比如说，哈佛的朱庭祺是北洋大学毕业的。就在曹云祥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暗指康乃尔的投书学生才是叛徒时，“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投向共和的阵营。该年的会长郭秉文在1月26日致信主编曹云祥，知会他联合会要统合协调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力量去促进共和政体的实现。他指示曹云祥，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必须自此以后反映联合会的立场，戮力促进民国的利益。＇20＇值得注意的是，曹云祥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他反共和、拥袁世凯的编辑政策。他说，一个人就是披上道袍，也不会立地就变成一个和尚。同样地，改个名字并不会使一个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民国。他说唯一能保中国不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1＇哈佛大学毕业的联合会前任会长朱庭祺也为他助阵。他批评中国留学生没有判断能力，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政治的天才，不能体谅袁世凯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必须斡旋的苦衷。＇2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可以继续发表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立场相抵触的言论，这显示的是，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对革命、立宪、共和、袁世凯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会长可以知会其机关报主编联合会的立场，主编还是可以以反映民意为口实，继续实行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稽延战术。
事实上，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他们从来就看不起孙中山。等到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更沦为留学生的笑柄。唐悦良，耶鲁学士、普林斯顿硕士，“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1914学年度的会长，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1913年在旖色佳举办的夏令会中得到英文演讲比赛冠军。他演讲的题目是《前进过了头》（OverProgressiveness），其主旨就在批判孙中山以及当时试图牵制袁世凯的各个政党。他说，这些政党沽名钓誉，只顾自己的利益，执意煽动革命与中央政府作对，罔顾国家的利益。＇23＇最直接歌颂袁世凯的，是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称赞的李美步（Mabel Lee）。李美步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女子学院（Barnard）的学生。她是1914年“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麻省安谋司（Amherst）举办的夏令会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爱国主义》（Chinese Patriotism）。这篇演讲的主题是以袁世凯为表率的中国的爱国主义。她演讲的策略用的是反问句：“在反革命＇注：即“二次革命”＇的时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该怎么做才可以表现他的爱国心呢？他应该接受敌人的要求而引退吗？他如果那样做的话，中国的命运会如何呢？”李美步的答案是把袁世凯跟华盛顿相媲美。如果爱国心使华盛顿婉拒接任第三任总统，爱国心则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
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第三任的总统，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国心；袁世凯的作法，则是继续当国，恪守激流中的岗位。前者是为了美国未来的福祉着想；后者则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他们的做法虽然相反，动机则同样是尽美与尽善。国家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华盛顿的做法；国家安全的考虑则引领了袁世凯的作为。＇24＇
图10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哥大师范学院的合影。中间坐者是孟禄（Paul Monroe）教授，第一排右一：郑宗海，右二：孙科；左一：胡适；第二排左二：李美步；第三排右四：陶行知，右三：林彬（Lin Bing）；最后排左二：蒋梦麟。（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不管历史的发展证明李美步对袁世凯的讴歌是多么地不堪，她的演讲据说是轰动了整个夏令会。《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5学年度主编、留学哈佛大学的宋子文在1914年夏令会的报道里说：李美步的演说，“人人争颂，与会代表在听了她的演说以后，每个人都被李美步化了（Mabelized）。”＇25＇杨铨的夏令会中文报道也说：“女士之文辞姿势，无不中节感人，为近年学生会中不可多得之演说家也。”＇26＇连说袁世凯是“蠢物可鄙”，袁世凯死后又说他一死都“不足以赎其蔽天之辜”的胡适，在参加这次夏令会的感想里说：“女子中有数人倜傥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27＇
李美步1914年8月底在美东“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袁世凯在粉碎了“二次革命”以后，解散了国民党。他在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然后他又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可无限期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给总统选举会。这就是李美步在演讲里所说的：袁世凯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爱国心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其实，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以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号里，就有一篇庆祝国民党流亡的讽刺短文。留学哈佛大学、后来精神失常的徐承宗在《时事短评》栏里，发表《迎接1914年》讥讽孙中山及其党人：
对那些心向革命的流亡人士，我们给他们新年的祝福是：长命百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我们也敬祝他们可鄙的宣传彻底失败。因为：
无限革命革命到荒谬至极之境（Revolution ad absurdum）（墨西哥·牛顿爵士的感动＇emotion＇定律）
＋革命国土
（俄国、日本发明的最新定理）
∴万岁！“三次革命？”万岁！
（孙中山博士阁下妙算的结论，或者是记者一时的臆想。）＇28＇
留美学生对袁世凯的拥护、对孙中山的排斥，充分反映了他们保守的倾向。当时在纽约州西腊寇思（Syracuse）大学留学的罗运炎认为，打击革命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他说：“不管这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任何破坏性的批评者都是偶像破坏者，社会对他们绝不能通融，一定要迅速地斩草除根。”＇29＇在留美学生当中，罗运炎这种要把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言论也许是极端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以后厉行高压政策，打击追杀政敌的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一点批评也没有。
当然，向袁世凯呼吁，恳请他对政敌手下留情的轻声细语也不是完全没有。最堪玩味的，是一篇不具名、夹在毫不起眼的时事短评之间的短文。袁世凯在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取消三百名国民党的议员资格。这篇短文呼吁袁世凯要用对待妇人与小孩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以赢得文明国家的好感。“就好像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就看它如何对待妇人与小孩一样，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其反对党，也就是它的政治智慧（genius）的指标。”几个月以前在众院里还是多数党的国民党，现在不但失去了它的党鞭，宋教仁已经被刺，孙中山也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当那些‘不可妥协派’在重整旗鼓的时候，就让中国人传统的容忍心态去静观待变吧。”这仿佛是说：那“不可妥协派”已经被“除牙”（defang）、“去势”，更确切地说，被“女性化”了。作为男性当家的“我们”——袁世凯、留美的精英、未来国家的栋梁——把反对党“女性化”、“家内化”（domesticate）以后，“须要反对党批评和温煦的影响力”，＇30＇就好像当家的男主人需要一个在壁炉边旁依偎着他的女性的柔化的影响力一样。
这种保守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对行政权至上的拥护。他们所担忧的是破坏、是混乱、是列强的干涉、是中国的被瓜分。这是梁启超跟革命党从1905年到1907年在日本针对革命与立宪的争论的核心问题。＇31＇有关这点，最好的例子是1913年10月公布的“天坛宪法”。由于“天坛宪法”的六十名起草委员里，是以国民党占多数。所以，虽然总统的权力扩大，它保有的是内阁制。袁世凯于是发表通电，指斥“天坛宪法”被国民党操纵把持，其结果是“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消灭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3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的主编魏文彬，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在1914年1月号的社论里抨击“天坛宪法”。他说：“这个宪法使行政权臣属于立法权。关键是：有没有能牵制来自于另外一个角落——立法权——的权力滥用？”他说国会也可以是不负责任和专制的。他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单靠舆论是无法牵制国会的专制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相信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把权力与＇该权力的＇自由行使权（liberty）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个自由的、人人爱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