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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辛的嬉皮笑脸显然是故意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听众里的和平主义者。讷司密斯虽然说大会特意请来一些极端的强硬派，目的是让学生有机会去面对最严峻的思想修行。但是，说比做容易。可以想见的，听众真的让马克辛给激怒了。连安吉尔都忍不住了，好几次诘问马克辛：“你到底支持的是什么？是战争还是和平？”结果，最忍不住冲动的是胡适。他站起来发言：
我的印象是：这整个晚上，我们的演讲者在演讲里一个立论也没有。而我是非常认真地在听着。既然演讲者没有任何值得去反驳的论点，既然他保证他明天上午的演讲会给我们一些事实，而不只是笑话和俏皮话，我提议现在就散会。
胡适的动议，得到附议。但表决的结果没有通过。接着，有人提议向马克辛致歉。这个动议得到附议，表决的结果通过。这个在会场上由胡适惹出来的风波，虽然在会场上以致歉的方式平息了，没想到却居然继续延烧到《纽约时报》上。马克辛投书到《纽约时报》，抗议报纸的报道歪曲了他的意思。他说他并没有说战争是好的，而是说战争有好的跟不好的。他接着在这封读者投书里批评大会对他是不怀好意的。他说：“大会给了我五十分钟演讲的时间，但却故意安排一个钟头的时间给闹场子的人（hecklers）问问题。他们以为这就可以给我难堪。他们低估了我，因为我一向就喜欢跟找渣子的和平主义者抬杠。”在这封信的尾端，他没指名，但说的就是胡适引起的风波：
有一个过激的和平主义的支那人也说了一些鲁莽的话……有理性的听众于是提议向我道歉。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用提议散会的方式来打断会议。他们输了，因此就投票表决是否要道歉。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听众起立喝彩表示赞成。过激的和平主义者愤怒地站起来准备离席。然而，因为他们跟那些起立赞成向我道歉的人刚好都是站着，于是向我道歉的动议，就等于得到了听众全体一致的赞成。这以后会议又进行了半个钟头。会后，那个犯了错的支那人过来向我道歉。＇49＇
马克辛的读者投书引来了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反驳。葛内特就是当晚提议道歉的人。他是胡适的好朋友，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是《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记者，北伐时去过中国采访。葛内特的读者投书主要在指出马克辛颠倒黑白。马克辛辩白说他没说过战争都是好的。葛内特说：就话论话，马克辛是没那么说；但是，他是要听众举个例子来证明世界上有不曾带来好处的战争。结果，当听众举出了克里米亚战争、巴尔干战争的时候，他就马上转移了话题。至于马克辛所描述的过激和平主义者行为的问题，葛内特说他根本就把提议散会跟提议道歉的顺序弄颠倒了：
马克辛先生说过激的和平主义者试图阻止道歉的动议通过，用提议散会来打断会议。投票赞成散会的是我，但提议道歉的也是我。我了解提这些动议时的气氛如何。道歉的动议是在散会的动议之后，不是在前。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他们真诚的意见——那些意见我完全赞同——的时候，他们对马克辛的银发有点不敬，而马克辛先生当时也激动异常。在那种气氛之下，继续讨论是徒劳无益的。致谦的动议是在那种气氛下提出而且通过的。
听众里有三分之二不能苟同马克辛先生的想法，几乎百分之百对演讲者抱有敌意，那是我生平仅见的一次。他演讲后的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一个人支持马克辛先生；但三分之二以上的听众都能一哂马克辛先生的机智、反唇相讥以及他那些引人发噱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马克辛先生没办法立论，但他知道怎么说故事。众所周知，马克辛先生主张立时大幅度地增加我们的海陆军，来作为一种“和平的保险”。当他歌颂战争到一半，被人打断，问：“你到底是赞成和平还是为战争？”马克辛先生的回答是：“让我告诉你一只小母鸡的故事。”＇50＇
这是1915年6月间的故事。胡适从这次的风波中学到了教训。怪不得他会在1916年4月，也就是我们在下文会提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然而，即使胡适在这个事件上学到了教训，这跟他在会后对马克辛道歉是两码子事。他的道歉显然只是礼貌上作个样子而已，完全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克辛会后四处在报上投书，包括给旖色佳地方报写了两封，胡适的反应是除了不屑，还是不屑。他把那两封马克辛的信剪下来，附在1915年7月15日写给葛内特的信里。他说：“对这种垃圾、鸡毛蒜皮事儿，我是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了。”＇51＇
事实上，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是胡适政治思想再一次的转捩点。一直到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这也是他在马克辛那场演说的发问时段闹出风波的理由。不只如此，胡适在会场上的几次发言以及他后来作的一次演说，都在在说明了他当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者。比如说，出版家帕特南（Gee Putnam）代表主张备战的“国家安全联盟”出席该会。他在演说中表示，“国家安全联盟”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的联盟组织，由一个国际的最高法庭来仲裁国际纠纷。然而，不像当时已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这个国际的最高法院将有一个国际警卫队——陆海军都有——来作它的后盾。每个会员国都必须根据其人口和财富的多寡，按比例分配派兵参加这个国际警卫队。这个国际仲裁的观念，包括以国际的警卫队作为后盾，都是后来转为国际仲裁主义者的胡适所服膺的。然而，在“国际关系讨论会”期间，胡适还是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所以，帕特南演说提到国际仲裁这一点，胡适完全听而不见。在发问时段里，胡适出语尖锐，他所着眼的仍然是“以暴制暴，暴何能已”的立论：
帕特南少校＇帕特南参加过美国内战，大家都叫他少校＇一直在回避安吉尔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美国有一个更强大的海军，就可以保障“露西塔尼亚号”被击沉的事件不会发生。
什么叫做充足的国防？除了美国以外，每个列强都在觊觎中国；它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国防应如何呢？有一个跟日本一样强的陆军和海军？或者跟德国一样强？或者跟所有的加起来一样强，因为日本是英、法、俄的同盟国？假设中国决定要有充足的国防，要多强大才足以确保公道与正义？＇52＇
无论是从语言或立论来看，胡适这个发问完全是他1914年12月12日“充足的国防”那则日记所演绎出来的立场的延续。更有意味的是，胡适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提到侯尔特所倡导组织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侯尔特后来成为胡适的朋友，然而胡适在记1915年6月开的“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日记里，完全没提到侯尔特的名字。事实上，“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成立的时间是6月17日，也就是“国际关系讨论会”召开之际。侯尔特在“国际关系讨论会”上的演说，没有会议记录。“国际关系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出版的时候，用的是侯尔特在另一个会议所作的演说。两者据说内容雷同。胡适在《口述自传》里所列出来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三个主张，特别是第三条：经济和军事的制裁，都印在这篇文章的附注里。由于胡适当时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没有兴趣，所以他在日记里只记录了它的成立及其主旨，没有任何评论：“此邦名士如前总统塔虎脱＇塔伏特＇氏等，召一讨论会于费城之独立厅，决议建一维持和平协会，其大旨以列国组织协会以维持世界之和平。悖盟者各国协力惩之。”＇53＇我们可以说，从胡适用“充足的国防”
那一则日记的立论来诘问帕特南少校的话来看，他当时还是反对“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用武力、“以暴制暴”来维持和平。
胡适自己在会议最后一晚的演说，是他最后一篇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宣言。胡适演说的题目，他在《留学日记》里翻成：《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原文是：《强权就是公理吗？国际关系与伦理》（Does Might Make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thics）。胡适只翻译他演说的副标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在演说里，开宗明义，说他想说的主旨就在副标题。胡适这篇演说的主旨有二：第一，舆论是最好的制裁工具。这是他在“充分的国防”那一则日记的演申：“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大家听了几天前麦克东纳教授关于国际法制裁的演说，都会记得他指出了几种制裁的方式：一、用军事力量；二、用经济的压力；三、用舆论。第三种方式是最重要的。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难道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有警察吗？当然不是。我们每天遵守法律，完全没想到警察。
英国的大法官侯定（Lord Haldane）……指出法律最后的制裁力是黑格尔所说的“人伦”（Sittlichkeit）；中国人叫它作“礼”；卢梭称之为“公意”（general will）。由公议（public sentiment）、至上的道德、文学、社会制度等等所构成的“人伦”，是法律背后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国际法最终赖以维持的是舆论，是迪肯森（Lowes Dickinson）称之为“和平的意志”的公议的形成。这种公意、“和平的意志”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去遵守国家或国际的法律。这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这篇演说的第二个主旨，是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如何善尽他们的角色，来帮忙建立这个“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胡适说可行之道有二。第一，是用功利主义的方法：
法律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的。然而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思想家开始怀疑法律哲学的绝对论。他们开始问：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英国的边沁与德国的耶令（Jhering）试图去找出法律的“目的”（Zweck）。法律因此失去了其绝对性，而变成了达成目的的方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功利主义者说，那就是功利、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试图用它作为衡量任何法律或制度的标准，看它们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后再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个法律或制度。
能适用于国家的，也可以适用于国际。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痛切地需要一个理性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政策。就以军备为例，军备是否能促进一个国家最大的幸福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让我们舍弃所有其它建设事业，而把全国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军备。如果我们坐下来想一想，过去和现在的国际关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真正利益的所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每一个政策上，并且有理智地去评断它。这是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一个贡献。
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去发展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大同主义：
如果人类的历史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类的“吾邻”的概念一直在扩大中。十八世纪初年英国巴特勒主教有一篇“孰为吾邻”的讲道。他对“吾邻”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用在今天，这整个世界就是吾邻。这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趋向。我们这些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信心的人，不能相信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理想。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指出并教导一种新的哲学，让整个世界知道爱国并不是人类最高的理念，人类完全可以奋力地向侯定爵士很适当地称之为“更高的国家”（higher nationality）的理想迈进。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教导人类不要以牺牲别的国家的权利与土地的方式，来尊崇自己的国家，而毋宁是以这个“更高的国家”的福祉为目的来发展自己的国家。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鼓励人类为那理想的世界国的境界来奋斗。用康德的话来说：“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安全和权利，不是建立在其国力或自己所认为的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国际联盟（foedus amphictionum）之上，建立在一个集合起来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共同的意志的决定之上。＇54＇
胡适的这篇演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我们记得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夏天，就是胡适1936年在《留学日记》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