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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所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的备战运动所鼓起的，是反德以及反和平运动的情绪。就像2003年的时候，由于法国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美国一些保守的国会议员把“法国炸薯条”（French fries）改名为“自由炸薯条”（Liberty fries）。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欧战的时候，美国人把“德国泡菜”（sauerkraut）改名为“自由泡菜”（Liberty cabbage）。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也席卷了各大学，包括许多学生和教授。康乃尔大学也不例外。我们在前文提到康乃尔大学1872级的大卫·乔丹。因为他反战，后来又同情苏联的革命，康乃尔1872级的毕业生印制了一份传单，要求校董注销大卫·乔丹在康乃尔得到的学位。康乃尔的教授也爱国不落学生之后。有一百名教授组成了一连。胡适的史学教授布尔就是其中的一名。康乃尔大学这一教授连，在美国参战以后被编入纽约的民兵团。布尔教授是第四兵团D连的下士。布尔教授从1915年夏天开始，就去参加伍德将军在普烈兹堡给企业界人士所办的第一期训练夏令营。在康乃尔的校园里，学生还可以看到他裹着绑腿在校园里穿梭。＇13＇年，布尔教授58岁。
胡适的绝对不抵抗主义虽然开始松动，但是，人的情绪与理性并不一定是同步的。他冷眼看着那些康乃尔的老师，不齿他们的行径。他写信给大学时低他一班的同学舒母（Paul Schumm）。这位舒母就是胡适在1916年11月9日的日记里所说的：“其人沉默好学能文，专治‘风景工程’＇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以其余力拾取大学中征文悬赏，如诗歌奖金、文学奖金之类，以资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随人为是非……去年以君之绍介，得见其父母。其父持无政府主义，以蒲鲁东（Proudhon）、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诸人之哲学自娱；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知其为持无政府主义者也。”＇14＇这则日记的最后一句话颇耐人寻味，难不成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以后的胡适，居然视无政府主义者为青筋暴露、眼冒金星者乎？
胡适在这封信里，一定是大肆批评了他从前那些在康乃尔大学的老师。舒母在回信里说：
你对康乃尔练兵热的感慨，我完全能共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比你所描述的还要过头。这很不幸，但是事实。“教授军事研究社”（Faculty Society for Military Study）已经成立，设有战略、操练、射击等小组。＇英语系的＇散蒲生（Sampson）教授是社长。我们这些老成持重、饱学的老师朋友们已经定了制服。我等不及看他们穿起来是什么个样子。那一定会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洋相；在制服之下，他们作为诚实的个人的个性、价值将会几近不存，而只不过是充为炮灰之用而已。对，布尔也是其中一个。他肩着枪、踢着正步。据说，他不绝如泉的精力，以及他把“史学方法”用在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实验上所带给他的精准，是所有其它人的榜样……
你问我要不要当面质问布尔教授，这我真的是作不下＇舒母当时是布尔教授的研究助理＇。我相信如果他愿意说，听他的想法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说不定还能有所启发呢。我不相信他会愿意说。而且，我一想到跟他谈话，我的心就往下一沉。每当我的想法和感觉让我激烈地反对大多数人的时候，我就自我与世隔绝，那就仿佛我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之地，我无论说什么，路上来往的行人都听不懂我说的话一样。我一张口，布尔教授就会滔滔不绝地把我压得哑口无言。但是，我知道不管他或者任何其他人说什么，我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15＇
胡适显然也跟韦莲司谈到了布尔。韦莲司在一封信里，详细地告诉胡适布尔教授的想法：
布尔教授有一个晚上来我们家，他跟我们谈了很久他对军训的看法。他说他一向就主张瑞士式的＇注：全民皆兵的＇军训；一向就主张大学生应该接受军训。他最后承认美国被侵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然而，因为他现在单身，而且不再年轻，同时又没有家累。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他希望能在军训方面能对国家作点贡献。他说如果人家对他现在的行为感到讶异，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去了解他对这个问题一向的看法。我不认为我所说的话，对他能提供什么新的观点。事实上，或许是因为懒，我越来越觉得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是去为他们提供另一种看法。
他说的一句话倒激起了我的好奇。他说如果德国（大概是用侵略的方式吧！）能拿下纽约，他会感到欣慰的。他认为他们也许可以有所作为，而他一点都不会以为忤。当然，他说整个美国都会揭竿而起，一定会乱成一团。因此，他必须挺身而出，说不定还可以救一些“有家室的年轻人”。至于他的影响力，他说他仍然全心戮力于人类的友爱与理解。他不觉得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那有什么冲突。＇16＇
胡适在回信里说：“我也一样觉得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是愚蠢的做法，而且，此后要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妳跟散蒲生教授谈过了吗？”然而，话锋一转，他又把箭头转向布尔：“如果一个人觉得德国拿下纽约来统治，会是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我认为他就有责任告诉公众为什么他会感到欣慰。当公众了解了为什么以后，他们就不会再饶舌谈什么备战了。如果他觉得公众是难与言也，那就更是他的责任要试着去作。”＇17＇
事实上，胡适可能错怪了布尔。虽然布尔积极支持备战运动，但是他也坚决反对任何镇压反对意见的举动。在这点上，布尔的言行是一致的；毕竟，他在康乃尔教的一门课是“容忍之历史”。据说，当那位康乃尔大学1872级毕业生联名要注销其学位的大卫·乔丹，起草了一封要求美国出面调停欧战的联名信的时候，布尔找了他的一个学生帮忙找人联名。他在康乃尔大学战时的一个“世界文明讲座系列”里，公开谴责镇压自由言论。他说一个人要求有自由说良心话，不能被视为叛国。他说：“当威尔逊总统说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民主得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认为他所说的不是那些用来削弱战时的民主的自由，而是民主赖以生存的自由。如果我对这次战争的意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了解是正确的，那就是我们的抗议——抗议那种认为国家或一组国家，可以高于人类，可以比一个诚实的人跟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要神圣的爱国主义。”＇18＇
其实，就在胡适跟舒母和韦莲司谈到布尔及其他康乃尔大学的教授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转向了。他不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而是一个国际仲裁主义者了。最具讽刺的是，从他先前服膺的绝对不抵抗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仲裁主义者批判备战主义者，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胡适给韦莲司的信，也记录了他国际仲裁主义的观点。他在1916年6月底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也许是在旖色佳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教训，胡适告诉韦莲司说：“这次，我给自己立了一个规定，那就是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连一个都不可以。而只是去观察、研究其它与会代表的意见和态度。”应邀与会来宾的演讲，他说泰半令人失望。最令胡适失望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汤生的演说。这位汤生校长就是六个月前跟胡适一起在“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欢迎会上演说，他夫人说法律学院院长说校长的演说不及胡适的那位校长。汤生校长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俄亥俄州分会的主席。胡适说：“他演说了一个钟头。结果，在滔滔雄辩之余，他声明该联盟所有的主张，除了第三项以外，他全都支持。一如妳所知的，第三项是唯一规定条约签署国用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制裁违法国家的一条。”＇19＇这则日记是胡适在1916年6月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而转向国际仲裁主义的明证。
胡适去旖色佳看韦莲司和她的父母，然后去克里夫兰开“国际关系讨论会”的时候，他又赢得了他在留美期间第二篇征文比赛的头奖。我们记得他第一篇征文得奖，《布朗宁的乐观主义赞》，是在1914年。这第二篇征文是在1916年6月得奖的。这篇论文名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nbsp；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这是他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1916年征文比赛所写的。这篇文章确切的写作时间，我们并不知道。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该年的征文题目是在年初公布的。他说：“我着实花了心思去写那篇应征的文章。几个月后，我很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百美元的奖金。”＇21＇胡适在得奖以后，告诉比他低一班的康乃尔同学艾杰顿（William Edgerton）说他花了五个晚上的时间写那篇文章。所以艾杰顿在回信里说：“五个晚上的工夫换来一百美元，这个收入可真不赖！”＇22＇
胡适得奖以后，也着实花了工夫去润饰这篇文章。韦莲司、艾杰顿等人，都是给他许多意见的好朋友。韦莲司给胡适的帮助主要是在观念上的。胡适在得奖后致信韦莲司，说这篇文章里的许多观点，“是妳我所共同持有的。坦白讲，我根本说不清有多少是因妳而得的。”＇23＇艾杰顿则在文字的润饰上帮助了胡适。他用胡适的校稿，逐句给了胡适他的意见。＇24＇
胡适在《口述自传》里说，他写《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篇文章受到启发最大的就是安吉尔和杜威。我们记得胡适1915年在旖色佳开“国际关系讨论会”以后，在他给韦莲司的信里，用诺曼·安吉尔主义者来描述他自己以及与会的其他代表。他在日记里、在给韦莲司的信里，都附了一段安吉尔的话。这段话后来变成了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安吉尔说：
一个人用力量把他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其结果就是反抗；于是，这两个能量就互相抵消，结果就是无用或浪费。即使其中一方胜利，其所造成的是两个奴隶；败者成为胜者之奴，胜者则成为维持其霸权以及为了防范败者的需要之奴。这种关系在经济上是浪费，在道德上是戕贼。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威逼、侵略的政策——不管是在一国之内的特权与压迫，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竞争——都是失败的。如果双方同意联合起来，为生命、为食物去跟自然界奋斗，双方就都会得到解放，就都会在这种合作的关系里找到最经济的做法。不仅如此，他们在这种关系里还能找到人类社会及其精神希望的真正的基础。人世间如果对约章、对权利没有基本的信心，所有的关系就都不可能存在。真正正确的国家或国际政策，就是大家同意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管是来自大自然还是来自人类的野心和谬误的敌人。＇25＇
如果上述安吉尔的话是胡适国际仲裁主义的核心观念，杜威则提供了胡适他在立论上所须要的分析的概念和语言。胡适在《口述自传》里引了杜威在1916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力量、暴力、与法律》（Force； Violence and Law）；＇26＇另一篇是《力量与制裁》（Force and Coercion）。＇27＇胡适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摘述杜威在这两篇文章的大旨。我们可以简约地说，杜威这两篇文章的主旨在说明力量“所意味的，不外乎是让我们达成目的的诸条件的总和。任何政治或法律的理论，如果因为力量是残暴的、不道德的，就拒绝去处理它，就会落入了感情用事、冥想的窠臼”。他说，由于天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用力量来完成，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任何在政治、国际、法律、经济上借助力量来达成目的政策或行动。杜威说衡量这些政策或行动的标准，“在于这些工具在达成目的的效率及其所用的力量的多寡”。
换句话说，力量本身是中性的。凡事都须要运用力量，问题在于其运用。用来造桥、筑路、论辩、写书，是能量；用来杀人、破坏，是暴力；介于两者之间，排解仲裁纠纷，是制裁。我们可以看出杜威所用的比喻是来自法律的范畴。杜威说：“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他又说：“法律可以被视为是用经济有效、浪费最少的方式来使用力量的方法。”杜威的这种想法，是试图要用法律来订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