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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制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若非种皆必当锄去，则中国今日当为满族立国，又当为蒙藏立国矣。＇47＇
然而，“直捣其逻辑的尽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在写“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这则日记的一年以前，胡适就开始从这个激进的论点撤退了。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胡适和当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的夏威夷华侨郑莱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论文。我们今天可以在《胡适全集》里看到一篇题名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The Fetish of the Open Door）的英文论文。这篇论文是由“美国联合基督公会”（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rist in America）在1916年5月21日发稿的。稿件上只有胡适具名。我不能确定这跟胡适在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发表的论文是不是同一篇，也不能确定这篇是不是胡适跟郑莱合写的。
《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是胡适一生中唯一一篇冷眼横眉批判美国的文章。如果胡适一生当中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过彻底的批判，这是唯一的一次。如果我们以这篇文章作为基点，胡适面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这是他最激进的高点，也是他的绝响；之后，就是每况愈下。等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他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诠释，已经走到了这篇文章的反对面。
在这篇论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就作了批判：
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政策，一旦把它从其历史脉络抽离，就会很快退化成一个无意义的标语，而失去其真正的价值。＇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了解的人很少，美国人给予它过高的评价，其结果适足以混淆远东真正问题的所在，从而蒙蔽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想法，以致于使他们无法从比较有益、比较有建设性的方向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估这个＇美国的＇传统政策，以便让我们来判定它是否仍然可以作为处理远东急剧变化的情势的指导原则。
胡适说他要坦诚地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已经不足以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中国政策。理由有三：第一，“门户开放”政策只有经济的考虑；第二，它对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的维持只有象征、消极性的帮助；第三，它完全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权益。胡适接着一一分析这三个问题。首先，纯粹经济的考虑。胡适说这个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着眼于列强。“门户开放”政策所顾全的是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机会均等。胡适引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Reinsch）在1900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一书里所作的观察：“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有机会＇均等＇的自由；只要通商口岸开放，而且其数目持续增加，这基本上是符合‘门户开放’政策的条件，即使在事实上中华帝国的管控根本是让列强所瓜分的。”＇48＇换句话说，如果“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只在维持列强在华利益的均等，则中国究竟是在英国或日本的控制之下，根本就只是一个枝节的问题。
其次，“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主权和独立的保障只有象征和消极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只维持现状。同时，这个现状的维持端赖于列强在华的均势。这个均势之局只要一旦不保，所谓“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保障云云，也就成为一张废纸。胡适举1902年“英日同盟”的条约为例。该条约中有保障“中华帝国与朝鲜帝国领土完整”＇其实该条约第一条只说“中国与朝鲜的独立”＇的字句。然而，等到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朝鲜的控制权以后，这句“朝鲜的独立”就在1905年的续约里给剔除了。
第三，“门户开放”政策完全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权益。胡适说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列强如果尊重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以及所有其它国家在商业与工业上利益均等的原则，那完全只是因为那是对列强有利，而不是因为它们考虑到中国的权益。胡适愤慨地说：
所有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包括在内——的根本缺陷，就在其完全无视中国自己的利益与期望。中国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中国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情操，则有心成为强国的中国也应该有权要民族主义。任何拒绝正视这个崛起的民族意识所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政策，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而这个世界也将为之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对中国的新政策该如何呢？虽然胡适表面上说这要看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但是他有两点建议。第一，这个新的中国政策必须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良好、开明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为方法，来解除所有国际的竞争与争端；第二，美国的新中国政策必须是一个国际的政策。这也就是说，它必须不只是去关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特殊利益”，而是要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根本永恒利益为鹄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必须先让中国强起来。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列强就必须作一点牺牲，修正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关税自主权的问题。胡适在这篇论文的结论里说：“简言之，不管什么样的新的‘中国政策’都不足道也，除非它能有助于建立一个中国人有、中国人治、人类的共进所享的新中国。”＇49＇
这个把新的中国政策放在新的国际政策的架构里的论点，胡适还有一次公开演练的机会。那就是1917年1月27日他在费城黑沃佛学院校友会晚餐上的演说。胡适在1917年第30则的《留学日记》里记了这个演说的由来：
斐城＇费城＇之演说乃Haverford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黑沃佛学院校友会＇年宴所招。此校新校长为前在康南耳之康福先生（William W。fort）。此次年宴席后演说者本为美国前总统塔虎脱氏，及康乃尔大学校长休曼氏。休曼校长辞不能来，康福先生荐适代之。适以其为异常优宠，却之不恭，故往赴之。此次所说为《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稿另有刊本。塔总统所说为《维持和平同盟会》＇强制维持和平联盟＇。＇50＇
胡适这篇《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的演说，基本上就是发挥他在《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癖》里的主旨。由于塔虎脱前总统的演说讲的是“强制维持和平联盟”。那个组织所倡导的不但是胡适已经服膺的国际仲裁主义，而且采用的是国际制裁的方法。于是胡适就借势用力，把它转借过来发挥他的国际架构下的新中国政策的理念。他说，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自强之道，在于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所能击败的武力。他个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即使强大如英国或德国，都不可能单独对付整个世界。他强调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问题，必须用国际的政策来解决。他建议由美国总统出面来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中国会议”（China Congress）。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未雨绸缪，等那么一天到来，等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被大战削弱的强国，它就会称雄东亚。他举日本的“二十一条”为例，说明日本在中国的野心终究会造成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冲突。除了日本在中国的野心以外，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也会造成问题。他说那一天终于会到来，中国人会再也不能忍受丧权与失地的外侮。他反问说，难道列强希望看到那么一天到来，等中国跟土耳其一样，铤而走险（desperate），用强力的手段收回利权吗？还是列强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自动归还中国利权？
要未雨绸缪，要避免日本称雄东亚而导致与西方列强的决裂，要避免中国铤而走险，胡适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他所倡议的“中国会议”。他说：“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为了中国的福祉着想，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坦诚地讨论问题，议定出可以被国际认可和接受的解决方法，来让所有与会国去遵守。我衷心希望贵国的政府会为首促成这个会议。”
胡适说由美国来召开一个“中国会议”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在朝这个方向作努力。他说：
各位都听到了今晚的贵宾，“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会长，所作的激励人心的演说。这个正气凛然的运动，有塔虎脱先生的领导，有贵国伟大的威尔逊总统的支持，这种集结国际的力量来维持和平与公道的作法，会让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弱小的国家深受其惠。我深信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各个国家武装过头、随时有可能被侵略羞辱的世界。作为一个弱国的公民，我由衷恭祝塔虎脱与威尔逊先生所代表的这个运动日益壮大，我更由衷地欢迎威尔逊总统上星期一＇在参院＇所作的史无前例的宣言：“权力不是各个国家之所独享，而必须是建立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共有的基础上。”同样地，我也由衷地欢迎塔虎脱先生在上星期以及今晚所宣扬的崇高的理想，亦即“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含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那一天不到，它就不算成功。＇51＇
我在分析胡适与杜威政治思想的异同点的时候，说胡适在政治思想上，终其一生停留在他1916年的三个“旧爱”——杜威那两篇文章以及他自己得奖的征文。我说仲裁的理论假设“牌理”已经存在。如果有人有异议，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修改，但不能把“牌理”推翻。仲裁所要制裁的，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者，不管那“牌理”有多不合理。我说这是胡适政治思想里的一个保守的胚芽。在胡适倡议把中国的问题国际化，由美国召开一个“中国会议”来解决的想法之下，这个保守的胚芽就开始孳萌了。我们记得胡适在1914年9月13日第30则《波士顿游记》里说：“是日＇11日＇突厥＇土耳其＇政府宣言：凡自第十世纪以来至今日，突厥与外国所订条约，让与列强在突厥境内的有领事裁判权（extraterritorial rights），自十月一日为始，皆作为无效。嗟夫！吾读之，吾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嗟夫！孰谓突厥无人！”＇52＇两年半以后，土耳其这个当时令他“面红耳赤”、“为吾国愧”的“霹雳手段”，却变成了他所谓的“铤而走险”、列强应该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行径。等胡适回国多年以后，等他政治思想里的保守胚芽更加茁壮以后，这个“铤而走险”的行径会更进一步地变成他笔下所叱责的破坏“国际信用”、智者所不耻的捣乱行为。胡适的保守面于焉现形。但这是后话。
＇1＇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79。
＇2＇ 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320。
＇3＇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74。
＇4＇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ne 21，1915，《胡适全集》，40：108。
＇5＇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ly 1，1915，《胡适全集》，40：110。
＇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July 13，1915，胡适外文档案，E378。
＇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ly 14，1915，《胡适全集》，40：115。
＇8＇《胡适日记全集》，2：143。
＇9＇ Hu Shih to Lewis Gannett； July 15，1915，Lewis Gannett Papers，16811966（inclusive），19001965（bulk），MS Am 1888（586），deposited at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0＇ John Finnegan； Against the Specter of a Dragon（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1974）。
＇11＇ W。W。fort，“Results of Preparedness，”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1915，p。20。
＇12＇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November 7，1915，《胡适全集》，40：130。
＇13＇ Lois Gibbons； ed。，Gee Lincoln Burr：His Life； p。110。
＇14＇《胡适日记全集》，2：440441。
＇15＇ Paul Schumm to Hu Shih； January 20，1916，胡适外文档案，E3372。
＇16＇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Shih； April 18，1916。
＇1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April 20，1916，《胡适全集》，40：158。
＇18＇ Lois Gibbons； ed。，Gee Lincoln Burr：His Life； pp。110115。
＇19＇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