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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6月5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71。
＇28＇“C。U。C。A。Classes on Foreign Conditions，”Cornell Daily Sun； XXXIII。14，October 8，191，p。3。
＇29＇ 胡适禀母亲，1912年6月，《胡适全集》，23：40。
＇30＇ 胡适禀母亲，1912年6月22日，《胡适全集》，23：41。
＇31＇《胡适日记全集》，1：172。
＇32＇ Chimin Chu Fuh，“The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U。S。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I。4（February 10，1913），pp。254255；and“Cornell Chinese Students Won Laurels for Cornell，”Cornell Daily Sun； XXXIII。8，October 1，1912，p。4。
＇33＇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6月25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73。
＇34＇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7月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80。
＇35＇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9月15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82383。
＇36＇《胡适日记全集》，1：221。
＇37＇《胡适日记全集》，1：228。
＇38＇《胡适日记全集》，1：230231。
＇39＇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December 3，1914，《胡适全集》，40：15。
＇40＇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33。
＇41＇《胡适日记全集》，1：205。
＇42＇《胡适日记全集》，1：475476。
＇43＇《胡适日记全集》，1：238239。
＇44＇ Hu Shih，“The Ideal Missionary，”《胡适全集》，35：713。
＇45＇《胡适日记全集》，1：440。
＇46＇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9，1915，《胡适全集》，40：47。
＇47＇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25，1915，《胡适全集》，40：62。
＇48＇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March 1915，《胡适全集》，40：7173。
＇49＇ 请参考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1。
＇50＇“Suh Hu，’14，to Speak on Secular Callings，”Cornell Daily Sun； XXXV。132，March 20，1915，p。1。
＇51＇《胡适日记全集》，2：7881。
＇52＇《胡适日记全集》，1：537。
＇53＇《胡适日记全集》，7：645。
＇54＇ Henry Jackson； The Meaning of the Cross（New York：Fleming H。Revell pany，1911）。
＇55＇《胡适日记全集》，1：537539。
＇56＇ Henry Jackso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Philadelphia：The John C。Winston pany，1910）。
＇57＇ Henry Jackso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 pp。175176。
＇58＇ Henry Jackso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 pp。176，177。
＇59＇《胡适日记全集》，1：562564。
＇60＇《胡适日记全集》，7：646647。
＇61＇ Clifford Williams to Hu； April 23，1915；请参见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62。
＇62＇《胡适日记全集》，2：17。
＇63＇ Hu Shih to Clifford Williams； January 25，1915，《胡适全集》，40：3435。
＇64＇《胡适日记全集》，1：161。
＇65＇《胡适日记全集》，1：217，221，224。
＇66＇ Socratic Discourses by Plato and Xenophon（London：J。M。Dent＆Sons，1913）。
＇67＇ Five Dialogues of Plato bearing on Poetic Inspiration（London：J。M。Dent＆Sons，1913）。
＇68＇ R。W。Livingstone； ed。，The Pageant of Greece（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3）。
＇69＇《胡适日记全集》，4：600。
＇70＇“Phaedo，”in B。Jowett tr。，Louis Loomis； ed。，Plato（New York：Classics Club，1942），pp。9697。
＇71＇ Glenn Most，“A Cock for Asclepius，”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43。1（1993），pp。96111。
孔教运动：从支持到批判
胡适对孔教运动的态度一直为人误解。这再次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对先入为主的观念保持戒慎的态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留学归国以后的胡适跟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新青年》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所以人们总认为胡适一向就是反对孔教运动的。事实上，胡适跟基督教就有过一段先亲和、后拒斥的心路历程。而且，即使在他对基督教的宗教情怀冷却以后，胡适虽然终其一生批判、甚至是憎恶作为宗教体制的基督教，但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宗教情怀，更不妨碍他敬佩耶稣的伦理道德教训。同样地，胡适对孔子和儒家或儒教的态度，也有几乎完全雷同的心路历程以及几乎完全雷同的分殊。换句话说，胡适对儒教也经过了一段宗教上的探索，尽管这个探索是在智性的层面，而完全没有牵涉到任何宗教感应的情愫。同样地，等他对儒教作为一个宗教运动的可取与可行性作出否定的结论以后，对于孔子和个别儒学大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宗教情怀、以及“格物致知”的执著，胡适仍存有他的崇敬与顶礼。然而，对儒家体制，特别是与国家政权比附的儒家体制，胡适是睥睨以视之的。
胡适对儒家作为思想道德的理念与儒家作为一个权威体制之间所作的分殊，在在地反映在他1959年春天所接受的一个访问里。当时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的施友忠，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也就是现在“胡适纪念馆”所在的“胡适故居”访问胡适。这篇用英文发表的访问稿，在约略介绍了胡适的生平思想以后，摘述了胡适对他一生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回顾，其中之一有关儒家。胡适强调他并没有参加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相反地，他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对孔子的逻辑思想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实在太抬举孔子了。他说在那之前，他刚刚研究了孔德。施友忠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也是胡适信念的一部分。”胡适解释说他所以支持吴虞，愿意替他的文录写序，是因为他有意要用平等的眼光来评判先秦诸子。“这个意念，再加上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态度，使他成为那些历来被冷落的诸子——特别是墨子——的拥护者，同时也对独尊孔子的做法予以当头棒喝。”＇1＇
胡适在这个访问里提到孔德，同时又以实证主义者自居，对习于视胡适为实验主义者的人而言，固然可以语惊四座。然而，这完全符合我在第五章所说的，胡适在哲学思想上有糅杂、调和、挪用的倾向。无论如何，这个访问的重点在于说明胡适所批判的，不是儒家的本身，而是儒家与国家、社会、知识权力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胡适在留美时期对儒教的合离过程，就是他这个亲和宗教情操、憎恶体制权力的分殊历程最好的写照。
胡适第一次在《留学日记》里谈到他在康乃尔大学演讲“孔教”，是在1912年12月1日：“昨夜二时始就寝，今晨七时已起，作一文为今日演说之用。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鸿隽），同来者杨宏甫（铨），皆中国公学同学也。二君皆为南京政府秘书。叔永尝主天津《民意报》。然二君志在求学，故乞政府资遣来此邦……下午四时在Barnes Hall＇芭痕院＇演说‘孔教’，一时毕，有质问者，复与谈半小时……”＇2＇这很可能是胡适给他所主持的“传道班”的学生所作的演讲。我在本章上一节提到胡适为“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主持了一个“传道班”。这个“中国传道班”上课的时间就是星期天下午四点半，地点就在芭痕院。有趣的是，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胡适演讲的题目是“儒家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3＇当然，报纸的报道经常是错误百出的。所以我们并不能确定胡适当天的演讲究竟是只讲儒家还是也讲了道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是把“Confucianism”翻成“孔教”，而不是儒家。我们很可惜不知道胡适这篇演讲的内容。然而，拥护孔教的梅光迪在1913年2月5日给胡适写的信上说：“读孔教演稿，倾倒之至。”＇4＇
我们不知道胡适这篇“孔教”的演讲的主旨为何。然而，他能让梅光迪“倾倒之至”，则一定不会是梅光迪所不能认可的。梅光迪在此之前已经屡次在信上跟胡适谈过孔教的问题。我在本章前一节提到，梅光迪1912年6月下旬，去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徒留学生协会”在维斯康辛州的日内瓦湖所举办的夏令营。跟胡适一样在基督教夏令营受到震荡的梅光迪，在回学校以后写给胡适的信上说：“迪对于此会感触至深，自此一行顿觉有一千钧重任置于我肩上，然此重任愿与足下共荷之也。盖今后始知耶教之真可贵，始知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于是迪向来崇拜孔教之心，今后更有以自信，于是今后提倡孔教之心更觉不容已，此所谓千钧重任者也。”梅光迪又接着说：
迪自来此邦，益信孔教之有用。前与足下已屡言之：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此意又足下所素表同情者。然国人知此意者绝少，海外同人更无人提及。此乃最可痛哭者耳。迪谓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其次急欲待解决者即宗教问题。
梅光迪说：“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一相情愿的想法。当时的留学生里有这样想法的所在多有。在他的理想里，孔教与基督教的结合与互补，将是解决人类宗教问题的锁钥。然而，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中国人自己必须先昌明孔教。在教义与制度上，把孔教提升到与基督教不相伯仲的程度。这也就是梅光迪从日内瓦湖的基督教夏令营回来以后，会在信上告诉胡适说他有“千钧重任”之感的原因：
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为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今日偶与韩安君谈及此事，韩君极赞吾说，并嘱迪发起一“孔教研究会”与同志者讨论。将来发行书报，中英文并列。迪思此事为莫大之业，且刻不容缓，晚与许肇南、朱达善两君谈及，两君亦极赞成。故即函商吾子，不知以为何如？若吾子表同情，东来后当与吾子细谈此事及商定章程办法。吾子通人，又热心复兴古学之士，谅必有以教我。迪极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
梅光迪这封信里，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点，跟一年半以后，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有雷同的地方。这个论点是有关中国古代的宗教。梅光迪说：
吾国宗教原于古代鬼神卜筮之说。又崇拜偶像起于《传》＇《礼记：〈祭法〉》＇所谓“以勋死事则祀之”一语。在古人之意不过备其学说之端及崇德报功之意，并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后世教育不讲，民智日卑，而鬼神祸福之说乘势以张。又自暴秦坑儒专制体成，诵经之士乃以尊君为学。西汉诸儒咬文嚼字，牵强附会，务以求合时主心理，盖不如是不足以进身取容也。
最后，梅光迪在这封长信里提到了陈焕章的书。他说：“近者，陈焕章出一书，名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乃奇书。迪虽未见之，然观某报评语，其内容可知。足下曾见此书否？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将来‘孔教研究会’成立，陈君必能为会中尽力也。”＇5＇
胡适的回信可惜现已不存。然而，从梅光迪接着所写的信看来，他认为胡适是大体赞成他在那封长信里的论点的：“足下对于迪前函谅表赞成，尚望将所作数百言而中心之书寄下，以观足下高论之一斑也。”＇6＇从梅光迪过后又写的另外一封信，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即使有歧见，至少梅光迪认为他们已经大致有了共识：“吾子匡我甚是，然吾二人所见大致已无异矣。”事实上，梅光迪自己了解他跟胡适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歧见存在，那就在于孔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近得见陈焕章之书（藏书楼中有之），推阐孔教真理极多，可谓推倒一世。望足下一读之也。惟陈君亦以孔教为宗教，若以吾子之说绳之，亦有缺憾，尚望吾子有以告我。”＇7＇这个歧见是一个关键，也可能就是胡适后来转而批判孔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点，请详见下文。
1913学年度，“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一个“宗教之比较研究”（parative Study of Re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