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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 · · ·
《自然法典》内容为：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有人疑为狄德罗的笔名）是法国十八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摩莱里站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的立场上，根据“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学说，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摩莱里在他的著作中，通过法律和理论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些传统的原理，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恩格斯曾经对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摩菜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巴贝夫在法庭上受审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生。
摩莱里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对摩莱里的思想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出版说明
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有人疑为狄德罗的笔名）是法国十八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者之一。
摩莱里站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的立场上，根据“自然法”和“自然状态”的学说，论证了原始共产主义是符合“理性”的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理应值得人们在现代和将来加以采纳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摩莱里在他的著作中，通过法律和理论的形式继承并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一些传统的原理，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恩格斯曾经对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十八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摩菜里的思想对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巴贝夫在法庭上受审时，曾经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生。
《自然法典》是摩莱里在十八世纪出版的一本轰动一时的名著。五十年代末，刘元慎和何清新二同志曾根据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俄译本译成汉文由我馆出版。现在这个译本是根据1970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原著，由黄建华、姜亚洲两同志翻译，并由伊信同志校订的。在这个新版本中还补译了俄译本中所没有收进去的一部分章节。至于俄译本中有的而法文本中没有收进的一些文章，如长诗《巴齐里阿达》中的三首，因是摩莱里通过形象的思维来表述他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对于了解摩莱里的思想学说至关重要，故我们仍予保留。
1981年6月1日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车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序言
qu。que diu latuere，canam①
OVIDE②
①我愿歌颂那长期埋没的东西——拉丁语。
②奥维得（公元前43—公元17年），罗马大诗人，——译注
Non est mora Longa。（我不会用很长时间——贺拉斯①）。人们是否读这本书，对我关系不大；但是，如果要读，就应当先读完，再提出任何异议。我既不愿意人家半听不听，也不愿意让有成见的人来评判。为了了解我，就必须放弃自己最珍视的偏见：请你摘掉这块面纱一分钟吧，你将会惊讶地发现，你认为从中汲取智慧的地方，正是一切灾祸和罪恶之根源。你会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最简单而又最好的教诲，它总是处处与通常的道德和政治不相容的。如果你的心灵和理智已经被通常的道德和政治的信条所迷惑，你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意识到其荒谬之处，那末，我就听凭你随这谬误之流去吧。Quivult
dccipi，decipiatur 。②
①引自贺拉斯（公元前65—8年，罗马大诗人）的诗句。——译注
②谁愿意受骗，就让他受骗吧。
第一篇 政治和道德的一般原则的缺点
在这篇论文里，我通过分析来阐发真理。这些真理尽管简单而又明了，但几乎一直被人所遗忘，或被偏见的阴影所笼罩。我力图把散见于我们的某些哲人的著作中的这些真理收集起来；但是，这些真理却同大量的错误见解混淆在一起，或者陈述得如此无力，以致在书中几乎不被觉察。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为的是使其恢复全部力量。有一首无论就其主题还是就其结构来说都是新颖的长诗①，最近以史诗的优美形式表达了这些真理，使其放射出光彩，具有更大的魅力。我在本篇论文中，只保留这些真理固有的明显性，而不加任何的修饰。
①“一首无论就其主题。。都是新颖的长诗”：此段涉及摩莱里的长诗《巴齐里阿达，或浮岛之沉没》。
该诗共三卷，1753
年在巴黎作为译自印第安语的译中出版。摩莱里隐瞒他是该诗的作者，甘愿冒充为译者。在这本乌托邦作品中，他描绘遥远的地方存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译注
理性的状况是如此可怜，这就应当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撕下蒙在它眼睛上的绷带，使它把视线转到人类的真正利益上去：《巴齐里阿达》的主旨就在于此。在交代过这部长诗的主题和结构之后，我便要在这里不加修饰地陈述它的道德体系了。
对《巴齐里阿达》的结构和主旨的总看法
看来，作者认为，不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及其注释，只要借助于生动的、受判断力指引的想象力，便能创造出符合一切艺术规则的英雄史诗；这些艺术规则本身，比运用天才描写英雄人物的事实要晚得多，而其权威也正是从这灵魂之火所产生的作品里取得的。总之，正如人为的逻辑学出现以前就已进行推理而且是进行正确的推理一样，一些十分优美的诗歌也早在人们注意研究其结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和作者一样认为，在给予古今名作家的聪明幻想以公正评价的同时，可以为史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并可按这样的计划进行创作：即内中不必引进伟大诗人们认为值得歌颂的任何激情的行动、任何悲惨与流血的事件或者浪漫式的奇遇。
这些名人的虚构之作都是与各民族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偏见有联系的，他们曾想教诲这些民族或者想取悦他们；他们自己就尊重这些偏见；似是而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能打动他们，他们只求美化那些自以为美好和值得赞扬的事物。
认真地考察到他们的道德会大大低于他们力图用以装饰道德的那些寓言和讽喻的时候，人们就不禁要将他们和那些以华丽的刺绣来装饰不值钱的布料的艺人相比。我赞赏工艺之美，但看不起它的材料。这些幸运的天才想令人得到娱乐，因为他们期望由此进行说教：他们的意愿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仅仅成功了一半，他们只做到了取悦于人。
看来，作者也象他们一样，追求着有益于人类的荣誉，并且力图超越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点，他走了一条几乎全新的路，他需要新的方法。他没有任何先例可援。到哪儿去找范例呢？那里正是无人想到要去寻找范例的地方。
每个诗人都只满足于把自己的主题局限在有关某一民族的习俗，宗教或荣誉的某一历史情节或寓言故事的范围内；M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却给自己规定：除了全人类的真正利益之外，不知有别的东西。①最后，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主人公：他能够按纯朴的自然的和平法律来管理人民，他不象其他大多数主人公那样受谬论所赞扬，也不象他们那样，被阿谀奉承任意把最讲究的头衔加在头上。
①M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译注
迷信随时而且几乎处处地把怪诞或可笑的东西加到其畏惧之物或狂热崇拜之物上，但这首诗的各部分却完全避免了这种怪诞可笑的东西，那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要让诗的组织产生虚有其表的幼稚的魅力，而应让其展示出令人赞叹的宇宙结构。诗中主人公的保护力量应当是神的唯一真正属性的美妙的象征，而不是人格化了的离奇古怪的魔鬼；这些魔鬼在我们通常的诗歌中的作用是为了导致某个狂人的冒险事业的收场，或者为了把某个不幸者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不必多作比较，人们一读到这部著作便会感到所有这些差别。人们也会发现，作者象我们那些名作家一样，在画面和描写方面力求模仿优美的自然；如果有时他也描写一些相同的事物，他就尽可能避免从同样的角度或用同样的观点来处理这些东西。我请读者对新颖的场面、优美的构思和表达作出判断。现在让我们从手段转向主要的目的吧。
这个目的就是：指出真正的主人公是由自然的教诲造就出来的人，并且根除一切使他对这位可爱的立法者的声音听而不闻的不幸的偏见。这部长诗的正题①正是从这个高尚的主题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浮岛之沉没》的寓意，指出大多数理性受蒙蔽的浅薄人物所应得的命运。
①《巴齐里阿达》（la Basiliade）在希腊文里意思是指一个真正有资格统治世界帝国的人的英雄行为。——译注
通常道德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这些错误漆黑一团、积聚成堆并难于打破
令人惊讶、甚至可说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道德——几乎与所有民族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及其结论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力考察的东西。的确，有千百万被认为是肯定无疑的、人们不断据以推理的命题，无非都是一些偏见。我常常拿它们同古董家根据伪造的纪念章写出的学术著作相比。如果有人对这些博学者受到某个铸工的欺骗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当一个哲人发现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屈从于那些不断扰乱他们安宁的谬误的时候，他也会同样感到惊讶。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治愈的根本原因是：真理是一种如此精致、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增的程度比任何一种可以计算的错误都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竟如此之大、如此迂回曲折，从而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也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了。
近代，甚至当代，象培根、霍布斯、洛克、蒲泊①和孟德斯鸠等派人物都感到，道德是哲学中最不完善的部分，这是因为其观念繁杂，平原则变幻无常，其方法又无规可循所致；它的方法不能用以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每一步都会遇到其反面也同样能站得住脚的命题。
①亚历山大·蒲泊（Pope，Alexandre）（1688—1744年）：英国诗人，讽刺诗《邓西亚特》（Dunciade）
（1728年）的作者。他在诗中嘲笑了清教徒的文学。1733年，蒲泊发表了他的《人论》（Essay on
man），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哲学的乐观主义。一译注
这些困难使一部分伟大人物却步，而使另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