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拜访他的情景。“他看上去好极了，生气勃勃、强健有力，具有来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那种明显的口音。”霍夫斯塔特和他的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一起加入了共产党。根据最近一项报告，这表明他的“对麦卡锡主义的谨慎的反应”。随着进一步对劳工阶级以及苏维埃联邦祛魅，霍夫斯塔特和其他的纽约左派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总结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认真地在接受和反对之间选出一条道路。他的书是一本“个人的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回应。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彻底击败阿德莱·斯蒂文森，使美国社会特有的反智主义得以恢复。霍夫斯塔特写道，重新审视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权位正在埋葬反智主义。“假如说在麦卡锡主义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当局中存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遭遇令人恐怖的末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今华盛顿对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再次变得如此友好，表明这已不再可能了。”
这本书的结尾对当前的争论作了一番总结性的论述。“20年的令人幻灭的经验”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疏离的错误崇拜思想，这种疏离曾经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律令。然而，霍夫斯塔特在60年代早期写作的时候观察到由“正在兴起的一代”那些持异议的作家带来的“对疏离的老承诺”的复兴。“当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独立资源时，美国吸纳了知识分子，”持异议者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回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富有生气的批评家。
霍夫斯塔特对欧文·豪在1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从众的时代》（1954）的文章进行了鞭笞，这篇文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经典陈述。霍夫斯塔特把它称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像米尔斯一样，豪也反对特里林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威望和尊严的称赞。豪认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瓦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依从性，他说，“在青年作家曾经共同面对世界之处，现在他们沉沦于郊区、乡村别墅和大学城。”大学“吸收”知识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豪强调陈述了以下事例：
大学仍保证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且许多教授努力地并真诚地靠这种意识形态生存。假如知识分子不能离开工作和亲戚而独立生存，那么学院通常是他们最适宜去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生活一直和可能仍是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学院是有才之士天然家园的观念。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豪自己也被置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他在自传中解释道，“到了5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找到这样一种工作或许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项事业——那就是在大学教书。”尽管他们没有高级的学位，也没有大学的奖学金，豪以及其他的文学人土都被正在扩张的大学恳请去教书。布兰代斯大学提供给豪的职位是难以被拒绝的，豪对许多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了一番分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也意味着摆脱“我为《时代》作的那些令人厌倦的评论”。
在他的书中，霍夫斯塔特十分高兴地把豪称为教授，因为到了1963年，这位独立的批评家已经成为他早已警告过的画地为牢的教授。“霍夫斯塔特并不与像豪这样的“疏离的预言家”为伍，这些持异议者用“最大可能的否定主义”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对社会进行启蒙，而是提出批判社会的主张”。
持异议者被迫变得“声音尖锐”——或更糟；霍夫斯塔特用了像“道德虚无主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青春期的反叛”这类术语来影射诺曼·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他嘲笑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创造性需要波西米亚群落，或认为“被认可的机构”损害了有识之士。把知识分子加人现存机构指控为背叛，这曲解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成功的诱惑和崇尚孤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霍夫斯塔特提出这样的告诫：知识分子应该既不成为“仅仅和权力相关的专家”，也不要成为“情愿疏离”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更为关心的是保持他们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效用”。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的结尾里，礼节性地称赞了因“自由的社会”而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多样性”。他只是担心，“思想单一的人”有可能统治未来。
霍夫斯塔特的结论有一种负责的、审慎的语调：权力的仆人和疏离的预言家同样威胁到多元论的共和党的利益。然而，简单地折中调和有时会产生误导。霍夫斯塔特不是一个有着简单信念的简单的人。假如他是一个像卡津在《纽约犹太人》中所说的“隐蔽的保守分子”，那么他也是一个暗藏的激进分子。甚至在他和米尔斯的关系恶化以后，他仍然审慎地表示了对米尔斯的立场和努力的认可。
霍夫斯塔特对《权力精英》（1956），也就是米尔斯对美国社会权力的集中所作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控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补充道，米尔斯是自凡勃伦以来的第一个直率的社会学家。霍夫斯塔特在这篇未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公开地站在特里林的热情和米尔斯的无情之间。特里林着迷于自由的权利，很容易被美国社会接受，有时是反讽地接受。米尔斯担当美国社会反叛的角色，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局外人；而霍夫斯塔特巧妙地占据他们之间的中间位置，带有批判性，但又不是怨天尤人。克里斯托弗·拉什对霍夫斯塔特的《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念》和他《对史学职业的最高信任》发表了评论。”这三位哥伦比亚的同仁在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方面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这里有关于激进主义和犹太及非犹太的知识分子的什么教训吗？特里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第一个犹太人，总是为他的好运感到惊讶，并得意洋洋，他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教授。米尔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曾经自称“局外人，不仅是地区上的，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骨子里的局外人”，他补充道，“我的得克萨斯祖父和我的这种局外身份也有关系。”霍夫斯塔特居特里林和米尔斯中间，是一个“半”犹太人，他坚持一种兼顾了特里林和米尔斯两者的批判自由主义。卡津记得他那副十足的学院气派。但“他很快就讲一些犹太人的笑话、关于犹太人的笑话，装扮成犹太人。”霍夫斯塔特“在许多事上都是隐密的，奇特地介于他说意地绪语的波兰父亲和已故的路德教信徒母亲的影响之间”。
三
在描绘文化生活的时候，通常很少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时代精神。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发展和政治活动中代表了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轨迹。像其他人一样，他首先是一个政论学家——一个记者、书评家和文笔优美、驾轻就熟的散文家。他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从他的第一本书《建构与毁灭》的封底可以看出，青年波德霍雷茨注视着远方，领带松散着，眼睛眯着，嘴上叼着烟，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他被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
最初，他也对他一度没有注意到的保守主义作了清楚的说明。1957年，27岁的波德霍雷茨竭力劝诱人们过一种与革命和波西米亚相对抗的成熟的生活。他声称“总体上”，战后的美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错的环境”。这种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有一个新的面貌，因为“由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在格林威治村公寓的承诺所体现出的‘疏离’的老作风”，有点20世纪30年代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召唤着一种“新的‘成熟’的风格”，这就假定“真正的生存冒险并不是在激进政治和波西米亚群落中发现的，而是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发现的……是在成人的社会发现的”。
对于波德霍雷茨来说，他的一个“计谋”是“不要像一个心浮气躁的少年一样对生活吹毛求疵”，而要尽可能快地过成年人的生活。这不是“从众”，而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可能找到生活的“最佳和最深邃的可能性”的。
25年后，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至少是越南战争（一个他不再记起的事实）这么一个短暂迂回后以后，“波德霍雷茨重复了他过去的才智。用与几十年前几乎同样的词语——尽管多了一点歇斯底里——他在他的传记《打破等级》的后记中忠告他的儿子，激进主义造成了“在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拒绝……担当责任”。这是“轻蔑地拒斥美国及其中产阶级的任何事物”。当然，波德霍雷茨在那些岁月中也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警告其子注意一场“精神瘟疫”，这场瘟疫经过民族的血脉，攻击“整个人类的命脉，即阻止男人做父亲，阻止女人做母亲”。他对儿子说，成为一个成年人就是做父亲。“没什么比男人拒绝成为父亲，或做父亲，或者女人拒绝成为母亲，或做母亲更重要的责任了。”
波德霍雷茨个人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的持续。当然，他并不代表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孤立的或罕见的个案。然而，根据通常的解释，犹太人作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是“被过分地再现了”；一个贫困的移民族类有着巨大的自豪感和对文化的热爱，他们自然反叛歧视和不公正。
在一本有关犹太人的激进主义的书的开头这样写到，“犹太人在20世纪对美国的左派所做的贡献，在所有的移民或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的犹太人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提供了很多的领导人、活动家和支持者，其占人口中的比例有时达到或超过了主要族裔。”另一项研究表明犹太人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新左派，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占美国人口3％的犹太人，构成了新左派成员及其领导人的大多数。”
这些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熟悉这种说法不利于冷静而公平地评价这一说法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对许多纽约的和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事业的总体观察，并不会对此做出单调浅薄的驳斥，而是对它进行了极大的修正。一项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仅在1972年，奈森·格莱泽、锡德尼·胡克、路易斯·福伊尔和西摩·马丁·里普塞特的名字就出现在（保守主义的）《国家评论》上。这些人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先前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分子。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三个（格莱泽、福伊尔和里普塞特）早在60年代就呆在伯克利（学生革命的发源地）……也许最有趣的是他们所有的人一度都是‘激进派’。”
假如说犹太知识分子曾大量地趋向激进主义，那么他们也迅速撤退了。到50年代，不仅是格莱泽、胡克、福伊尔和里普塞特，而且欧文·克里斯托尔、莱昂内尔·特里林、丹尼尔·贝尔、莱斯利·菲德勒，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为了前途暗淡、毫无价值的事业而放弃了过去的红色岁月。相比而言，非犹太的（及通常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或更有能力在他们的事业中保持激进主义。
这类概括很容易受到一系列反对的质疑。要列举出很快抛弃其激进主义的非犹太人并不困难，而且，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作出了反应：这并不是某种族裔特征，而是历史事件把知识分子从早期的堡垒中赶了出来。欧文·豪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以及战后年代的繁荣——加上简单的成熟——来解释犹太知识分子的不断发展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标示出较大潮流时，不应该忽视那些较小的旋涡，因为正是这些旋涡对少数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小的旋涡似乎被染上少数民族或宗教色彩。再者，这是一个微妙的、含混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没有理由回避的问题。
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