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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浪漫的一击”。米尔斯告诉我们，凡勃伦“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桀骜不驯的人，如果我们必须把他归在美国社会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把他和最倔强的美国人，摇摆不定的人归为一类。凡勃伦在更高层教育的边缘，试图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样生活。对于这样一种努力，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对于米尔斯来说，美国也是努力做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的奇特的地方。当然，米尔斯不能代表所有非犹太的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固执却带有点奇特的美国味儿。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见到米尔斯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密切相似性。“我们都是天生的叛逆者，傲视一切公认的观念和业已确立的体制。”
米尔斯、威尔逊、雷克斯罗斯或维达尔及其他人，在其十足的美国家庭史中找到了叛逆的根源，相信这点，也许就是屈从于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然而，这些神话使他们能够抵制成功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更多的穷途末路的移民来说是难以抵挡的。特里林为教授身份受到富人的尊重而欣慰，波德霍雷茨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这与米尔斯把失败赞颂为见证率直形成鲜明对照。“凡勃伦的美德不是疏离，而是失败……在美国学院史上没有一种失败像凡勃伦的失败这么伟大。”“对米尔斯来说，这都是些赞誉之词。
必须说明对于这种讨论的几点限定。人们常常注意到犹太知识分子向右派的转变。然而，很容易过分夸大这种转变；也很容易把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更多更潜在的、也许更坚定的激进犹太人群体混淆起来，诸如社会工作者、律师、编辑、教师、工会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新保守主义也许只限于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甚至在这个被选定的群体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仍然把他们自己放在左派阵营。属于这一类的有与《异议》杂志有关的人，像欧文·豪，或与《国家》杂志有关的文人，像诺曼·伯恩鲍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用“一些”这个词还不精确的话，那么，可以说更多的犹太知识分子现在，特别是和过去相比，把自己视为保守主义。
犹太激进知识分子这份不长的或者人数在缩少的名单，包含了过多来自特定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的人。对于非犹太激进分子来说，也许同样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及凡勃伦为美国的持异议者一脉相承。
在犹太激进分子中，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默里·布克金，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撒克·罗森费尔德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面目。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奇特的复出并不神秘费解。就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怀疑庞大的机构、国家、大学及其职能。他们不那么容易受头衔和薪水的腐蚀，因为他们的抵抗是一种品性，近乎于一种本能。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恰恰揭示了他们长久的（还是短期的？）抵抗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能够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应使精神和伦理道德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或常常被忽视的远大事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当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诺曼·乔姆斯基是对那些为美国外交政策而抱歉的知识分子展开批评的精力最旺盛的一位批评家，这决非偶然。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
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五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注意到，新左派和垮掉的一代的回忆录如潮水一般面世。但是，除了几部比较老的（由泰丝·施莱辛格和玛丽·麦卡锡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的一部传记（波德霍雷茨的《成功》）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是由纽约的知识分子写的。“几乎没有回忆录和自传，没有自传体的故事，没有反思。”对贝尔来说，自传的缺乏说明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突出的贡献。羞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和淡褐色皮肤的祖先，这些纽约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转向文化。他们不想谈论他们家族的历史；他们想谈论思想观念。“他们受限制的背景的实质表明，真正激活他们并驱使着他们的是对文化的渴望。”
贝尔的话不准确——而且不仅是因为不幸选错了时间。贝尔说1976年没有纽约回忆录问世，但那时正是回忆录大量涌现的开端：欧文·豪、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阿贝尔、威廉·巴雷特和锡德尼·胡克都提供了他们回忆录。贝尔也忘记了这批回忆录中有最好的两本，亦即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城市中的步行者》和《在30年代出来》在此前已经面世（他的第三卷《纽约犹太人》于1978年出版）；而波德霍雷茨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按梅勒出版于1959年的《自我推销》的模式写的。
纽约知识分子在美国文化中确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常常使非纽约知识分子黯然逊色，这是事实；这部分是如下原因造成的，贝尔——和他以前的许多人，包括凡勃伦——曾概括了这些原因。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和他们成为零售商店的店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自动被排斥的，而且他们掌握着先决条件，即才智和进取精神。
然而，众所周知的情况使这种说法耐人寻味；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而不是被确立的。比如，在有关50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特里林或莱福或波德霍雷茨的谈论就很多，而有关威廉姆·H·怀特、肯尼斯·伯克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几乎就没有什么。如果相信纽约人使他们自己成了卓越的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就成了别的什么，诸如通俗作家或批评家，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公正的。但也是值得疑问。
仅仅从质量上，把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与非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明确区分开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集既不是如此地才智进发，也不是如此地光芒四射，以至于其他人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平庸苍白。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这种常识颠倒过来：50年代的重要书籍都是由非纽约知识分子写的。C。怀特·米尔斯、简·雅格布斯或雷恰尔·卡森写的书所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书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得到了名人的关注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运气：他们住在纽约，出版业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此外，他们不懈地监督自己，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神话）打下了基础。对那些用在Z的晚会上，作家X对编辑Y说了些什么的报道或传闻来充塞文化史的人来说，纽约这个地方便是一个主矿脉。而有关诺曼·O·布朗或肯尼斯·伯克的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圈子和流言蜚语。
文化上的关注和内在的美德很少符合，但是，即使在有关弗洛伊德研究这一难得的领域里，纽约知识分子也落后于非纽约知识分子一筹；比如，关于弗洛伊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诺曼·O·布朗的写作属于大致同一时期。在认真的思想研究上，布朗的《生与死》在美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是无与伦比的；相比而言，特里林的有关弗洛依德的写作就显得马虎而平常。
然而，特里林写了一部半自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