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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担忧变成了恐惧。在竞选中，马兰正是用“黑色危险”来威胁国内的白人，硬说如不采取“果断的政策”，即种族隔离制，国内经济的发展将使各民族、种族混杂的现象进一步严重，其结果不仅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垮台，而且欧洲人本身亦将不复存在。这种恐吓十分奏效，致使南非白人，特别是荷裔白人，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宣扬“种族隔离”的马兰及他领导的国民党。据统计，在1948年的选举中，约有80％荷青白人支持南非国民党，使南非国民党在大选中险胜。
南非国民党的上台意味着种族隔离制将全面系统地推行。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南非国民党执政时才开始施行的。其实，从里贝克1652年登上南非的那一刻起，这里就出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无论是布尔人，还是法国人或英国人，歧视非洲人始终是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马兰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实行隔离或对人采取不同态度的种族歧视是南非联邦自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敦城登陆以来的传统的种族政策。”但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则是不能否认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上台到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的13年中，国民党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
大选结果揭晓后，马兰立即表示：实行种族隔离制政策将使非欧洲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如同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自由发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兰政府上台后的短短三年里所通过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应。
1949年通过了两项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第一项为“失业保险法”修正案。它规定此修正案不适用于年薪在180英镑以下的非洲人。因为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全年能获得180英镑的工资，所以这个修正案几乎使所有的土著居民都享受不到失业保险。第二项为“禁止杂婚法”，不准欧洲人与任何非欧洲人通婚。随后，对1927年通过的所谓“取缔淫乱法”①进行修正，规定禁止非配偶同居关系。对“道德败坏的人”进行管制。警察局的密探奉命监视住房的窗户、小轿车或出租汽车。按南非联邦的法律规定，一个牧师要是替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欧洲女人证婚，那么他就要被判10年苦役，哪怕那女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印度人或犹太人的血统。黑人是禁止和白人妇女通婚的，否则就要处以死刑。
①这条法律不但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而且也禁止他们之间的非配偶同居关系；违法者处以5年徒刑。此法对欧洲人与混血种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通婚和同居，却未正式加以禁止。
这一年还通过了各种修正案，以推行种族隔离制。如“铁路和港口使用法”修正案加强了火车和轮船上的种族歧视；并以“欧洲人同卡佛尔共用一台电话机是一种耻辱”为由，要求电话室里也实行种族隔离制。此外，飞机的座椅、厕所的手巾都开始进行种族隔离措施。同时，总理办公厅还向各国家机关发出通令，指示用欧洲人代替担任公职的非洲人。这样，非洲人在国家机关可担任清扫工这种职务的权利也给剥夺了。9月，又颁布命令，禁止非欧洲人在正规军的战斗部队服役，他们只能在正规军中担任各种辅助工作。
马兰领导的南非国民党赢得选举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一个阿非里卡人的党，是一个竭尽全力要剥夺非洲人权利的党。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的新立法使非洲人更加迫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和斗争的必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卫兵”为形势所惊醒，也不需青年联盟的说服了。青年联盟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并为实施这些纲领的战斗行动提供了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纲领旨在达到“民族自主”，即“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自主并达到政治上的独立。这就意味着不接受分治、隔离、受托人地位或白人领导权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根据白人统治即白人统治黑人的思想搞出来的”。
1949年12月，青年联盟觉得苏玛博士的政策已难以容忍，在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一轮选举中，他们决定投莫罗卡的票，苏玛落选了。这颇有点“宫廷政变”的意味。在选举之前，青年激进派认为马修斯博士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又多次参与各项行动的组织工作，同时他所担任的教职又使他有机会接触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协助姆达在黑尔堡大学筹建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以来，他已逐步熟悉并接受了青年联盟的主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对青年联盟决定推选自己当国民大会主席婉言谢绝。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联盟只好采取第二方案，即推选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
莫罗卡博士是位外科医生，曾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受过训练。但他是南非为数极少的几个黑人富豪之一，在奥兰治占有一个非洲人保留地，在沙巴·恩楚占有一些农场。同时他也有与阿非里卡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历史。如他在奥兰治自由邦就开设了一所学校，专门接纳贫穷的阿非里卡人孩子上学，同时也为白人病人开设了医疗服务。尽管莫罗卡博士不是最佳选择，但当他听到青年联盟的意向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选择。当选秘书长的是青年联盟组织者沃尔特·西苏鲁，他的丰富阅历和坚强性格使他在青年激进派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设立专职秘书长。这时，西苏鲁决定放弃他的地产代理商职业，集中精力搞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并加紧设法把青年联盟的战斗纲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曼德拉与坦博均被选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从而为推行青年联盟的计划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样，在1949年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青年联盟最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主要由于它的领导层有一批像曼德拉这样的杰出领袖，他们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斗争策略。与老一辈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怀着对自己民族的赤诚之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其次，这个组织从成立到1949年，已在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从而给予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新的生命。最后，它在理论上已日益成熟，围绕着非洲民族主义的鲜明概念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系统的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长期目标是实现“民族自由”、政治上的独立和自决；短期目标则是废除各种带有种族歧视的不同政治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抵制，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策略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纲领不仅是对刚刚上台的马兰政府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是青年联盟对国情和黑人解放斗争长期研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进一步系统化。“人口登记法”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种族纯洁”，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联盟居民要领取注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却没有规定对于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政府对如何安置迁出的人亦概不负责。与此同时，政府还蠢蠢欲动，为镇压共产党作各种准备。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种族立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一个混血种人团体决定于5月1日举行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马兰政府的野蛮禁止。为了回答这一禁令，在5月1日这天，南非联邦的重要矿区兰德金矿的80％非欧洲人矿工拒绝上班。对于这次集会的组织，曼德拉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尚未消除。
实际上，在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青年联盟即已决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地位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并决定首先应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以一天的抗议活动来反对马兰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对5月1日的集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内部意见并未统一。西苏鲁这时已认识到广泛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他的两位共产党朋友要求他参与“五·一”集会时，他决定召集一次会议以争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更广泛的支持。
曼德拉和坦博对此做法很不同意。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应与黑人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参与罢工。对这一决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大发雷霆。他一方面与罢工的组织者争论不休，并设法冲击会场；另一方面在青年联盟的杂志《北极星》上撰文，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们是工人。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这块土壤生长茂盛。
马兰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来驱散集会群众。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和亚历山大镇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时遭警察的武装袭击。警察在别诺尼市命令在场围观的群众在3分钟内散开。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警察用刺刀杀人，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曼德拉和西苏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到奥兰多组织群众，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并安排人们疏散。这次罢工虽然从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当局的残暴镇压，结局悲惨。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五·一”节的罢工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这一事件使他真正认识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时亦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的态度。他逐渐认识到，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单靠黑人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
马兰政府对“五·一”节示威的反应是决定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的影响。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危险”。“五·一”节事件后，他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草案”。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特大权力，他不仅有权宣布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宣布任何组织为“共产党组织”，而且有权采取各种镇压措施。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随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
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于6月20日宣布自行解散。显然，这一条例针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南非的2000名共产党人，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话来说，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为了哀悼“五·一”节示威被杀害的死难者，为了抗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