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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召书中，青年联盟明确地指出，“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南非人都知道，1652年4月6日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当时，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支船队由范·里贝克率领于圣诞节前夕启锚出航，已在海上航行了3个多月。在这第一批欧洲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布尔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他们怎能忘记这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镇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发生部分罢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省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协调这种活动。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非欧洲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亦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单干的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各类民主组织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1951年，马兰政府又颁布了“班图权利法”。这是国民党政权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该法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此法令还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种族隔离制的实施。同年，“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有色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保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各项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就任青年联盟主席后，开始考虑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通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是消极抵抗。诚然，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号召力，还要对时时遭受暴力摧残的人民进行非暴力的训练，但非暴力是反抗一个肆无忌惮的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曼德拉不会忘记1946年时他的两位印度朋友如何组织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的情景：有些开车，有些坐车，纪律良好，秩序井然；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自愿进牢房。“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曼德拉向西苏鲁提议。西苏鲁表示同意，“但这种消极抵抗必须是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亦应欢迎各种族的人来参加这个运动。”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鲁将他们拟好的关于贯彻“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给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这一计划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行动。届时应告诉政府，必须撤消特别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立法，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表示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顿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正在这时，噩耗传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缔造者塞姆博士不幸逝世。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礼貌的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亦随之结束了。在青年联盟的年会上，担任主席职务的曼德拉面对各种不同意见，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他的主席演说既坦诚地承认内部的分歧，又回避了处理这些分歧的办法：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他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批新一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中断了正在举行的会议，赶去参加塞姆博士的追悼会。随后，他们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挑灯夜战，周密地规划即将到来的战斗——1952年的蔑视运动。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七章 蔑视运动
第七章 蔑视运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6集会与6·26蔑视运动的开始
·“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那是你的光荣！”
·首次入狱
·当选非国大副主席
辞典上对“蔑视”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用这个词来形容从1952年6月26日正式开始的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最贴切不过的。这场运动是由曼德拉和西苏鲁一起精心策划的，因而理所当然是：“有意识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人们不按照所谓的“常规”或“法律”行事，黑人和有色人种从只准白人通过的人口进入火车站和邮电局，示威者从容不迫地走进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地区，黑人有意坐到只许白人使用的座位上，这当然是“用不服从的方式”。面对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人们等闲视之，并自愿被关押；在白人政权的三令五申之下，示威者我行我素，坚持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办事，对政府命令漠然处之，这当然是“对权威举行挑战”。貌似强大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得如此脆弱，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不间断地使用警察和监狱，不间断地进行袭击、搜查、逮捕和审判。然而，正如青年联盟的号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摧毁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手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他们的兄弟印度人那儿学来的。这种策略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著名领袖甘地发明的，他在南非的21年正是他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893年4月，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已在印度工作了两年的甘地，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聘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友人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早在少年时代，甘地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得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抵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禁止印度移民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队伍缓缓前进，前一排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很多人被送去监狱。甘地亦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南非政府不得不释放甘地，以求体面地解决冲突。经过多次谈判，政府被迫于1914年1月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的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非洲人国民大会之所以决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除了受到印度人大会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暴力对抗的概念难以接受。其H，南非这块土地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多种民族和种族共处，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使用暴力，将在各民族心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同时将导致这个国家永远也难以安宁。1899—1902年发生的英布战争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愿看到同样的事在这块土地上重演。
根据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和总书记西苏鲁于1952年1月21日致函马兰总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废除最主要的6项种族歧视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证法”，1950年7月颁布并引起严重后果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同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班图权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选举法。莫洛卡和西苏鲁在信中表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们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这些合理要求，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马兰没有亲自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复函，而由其秘书代笔写了一封复函。首先，信中指责西苏鲁不去同土著事务部长交涉，并对他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质疑。信中还强调，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复函最后警告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苏鲁再一次致信马兰总理。他们宣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常渠道”；这些种族歧视的立法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他们警告说，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