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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讲坛，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强化，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事态的发展亦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制度。亦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行列，他们的领导人是帕特里克·邓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等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法律依据仍然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罗织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亦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场为时半年的蔑视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教育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的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0000人。
①对蔑视运动中的被捕人数有不同统计。卡特与凯里斯的统计为8057人；南非警察的年度报告为8429人。本数字取自汤姆·洛奇，《1945年以来南非的黑人政治》，朗曼，1983年，第46页。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后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曼德拉清醒地指出：这样做当然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当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盖托的向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如果你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你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他对运动领导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在约翰内斯堡对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的审判中，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的密探，他在审判中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曼德拉对这一点感到很痛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支部没有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监督”，对新成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情况没有认真地进行考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短短几个月里新成员的剧增所致，但地方支部包括总部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是原因之一。
1952年12月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艾伯特·卢图利为全国主席，而两个月前被选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为副主席。就在这时，白人政权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卢图利酋长在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他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其他一些中心地区。这一禁令是对52名蔑视运动的领导者发出的，曼德拉也在其中。对这一禁令，曼德拉愤然指出：“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①诉讼程序。”
①“星法院”是英国中世纪不受普通法约束的法院。
正是在禁令期间，曼德拉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斗争。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八章 律师生涯
第八章 律师生涯
·伊弗林的不满
·“请找坦博先生”
·“这是您的长统袜吗？”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应当停止政治活动”
1952年12月，曼德拉在取得合格的律师证书后决定与奥立弗·坦博共同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
尽管在英国关于律师的丑闻不少，在美国对律师的评价甚低，然而在当时的南非，黑人律师则是人数极少而又备受尊重（当然是受黑人尊重）的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黑人律师微乎其微。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律师资格，并在英国工作过。他于1910年回到南非，经过一番曲折，成为南非最高法院的初级律师。由于他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生命几次受到威胁。第二位黑人律师则是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塞姆博士。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教育，又在英国受过训练，亦于1910年回到南非。1916年，他开始与曼杰拉合办律师事务所并为斯威士王国充当律师。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授予他法学博士称号。第三位非洲，人律师蒙基奥也是在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受的训练。自这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无人进入黑人律师队伍。这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推测的。
首先，很少有非洲人知道律师职业是对黑人开放的。在他们看来，律师只是白人专有的职业。其次，学习法律需要花一大笔钱，这是因为除了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见习期间还需交纳保证金。第三，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亦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学生当见习生，这又使很多有能力的非洲人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由于种族歧视的规定，完成学业后能否顺利地开业亦是个问题。难怪在1946年的一次统计中，黑人教师有13953人（主要是小学教师），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秘书总共才23人。
尽管困难重重，二战以来，攻读法律的黑人学生愈来愈多，曼德拉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这也有各种原因。收入颇丰是人们考虑的一个问题。由于各种法律增多，涉及种族关系的指控亦随之增多。而白人律师一般不愿为黑人出庭辩护，这为黑人律师提供了谋生之道。其次是律师的工作性质。它不像教师那样受种种局限，而是一种相对独立和自由的职业。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律师的社会地位。利奥·库柏在他的著作《非洲资产阶级：南非的种族、阶级和政治》中引述了几位非洲人律师对这一职业的评价：
这儿也有一种不断增长的非洲人意识的成份，人们愿意找自己种族的人。他们为我当律师感到骄傲，我也是第一个（指德班的非洲人）开始自己营业的。人们总喜欢找自己种族有重要职位的人去处理问题。
人们想当然地把我当作领袖。他们在大街上和我交谈，邀我到他们家去听我的意见。他们说我的声望很高……只有我这一阶层的人到我家访问……医生和律师处在等级制度的最高层。
律师有很高的声望。在婚礼上你会发现人们尽力使他们高兴，给他们安排的位置也很特殊，人们介绍他们时总是说“某某先生，律师”。
然而，也有一批立志于黑人解放事业的非洲人选择律师职业的考虑更多是政治上的。有些是从教师转而攻读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教师，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如姆达、索布克韦、列特拉卡、莫索朋等人当教师时在《非洲人》杂志上发表政治文章都只能用笔名，他们后来都转而攻读法学，最后成为律师，并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担任领导职位。也有一些人自始就选择了律师专业，如曼德拉、乔·马修斯等。他们都深深认识到，尽管南非的法律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但要保护非洲人的生存权利，最好的现实武器仍是法律。只有在法庭上，才能更有力地揭露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
曼德拉从小就立志要当律师。但按规定他必须先有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后才能开始读法律系。他一完成函授学习并取得黑尔堡大学的学位后，就马上开始读法学课程。他一直牢记着那位傲慢的哈罗教授的话：“黑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并立志要做出个样子来。坦博虽然拿的是理科学士，到约翰内斯堡后亦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他于1947年在一律师事务所工作，到1952年亦取得了律师资格。
这时，曼德拉和伊弗林已有了两个天真活泼的小男孩。大的叫滕比基利，曼德拉和伊弗林亲呢地叫他股比。小的叫马加索，这是为了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二任主席而起的名字。这位领导人为了对白人政权表示公开抗议而将自己用铁链捆在大街人行道的柱子上。尽管曼德拉工作极忙，但他仍尽量争取在周末抽出一点时间，驱车带着小孩出去转一下。他不是没有注意到，伊弗林已经对他的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此时已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副主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了。两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
曼德拉与坦博搭档可以说是天生一对。曼德拉开朗活泼，坦博稳重矜持；曼德拉遇事感情容易外露，而坦博则处理问题更为深沉。“上帝把我们安排到一块，”曼德拉有时开玩笑地说。在初建律师事务所时，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首先，是租房子的问题。根据1950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南非的白人、非洲人和有色人种（混血人和亚洲人），必须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实际上从1923年颁布的《土著市区法》起，城市黑人就被逐渐赶到专门为他们划定的城市郊区。在白人居住区，黑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些划定区域又称为“特居地”，不仅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掬挤且不卫生。有人是这样描写特居地住房的：“房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透光的洞孔，里面只有一些可以折起来的木床和铺在地板上的褥垫。既没有下水道，也没有自来水，一些走运的人才有蜡烛或煤油灯。”在这种环境中开设律师事务所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在黑人特居地开业等于丢掉了白人主顾，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找到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可是留在城区一是不合法，二是没有白人愿意租房子给这两位黑人律师。
经过无数波折受了无数白眼以后，他们好不容易在约翰内斯堡市内找到了办公地方：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值得庆幸的是，这儿离地方法院很近。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地产是印度人所有，亦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为了取得在城里办事务所的准许，曼德拉又开始跑各层官僚机构。根据法律这需要得到部一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希望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一坦博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但是，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很快就过期了，当局拒绝更换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