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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等领导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他们不愿意为南非当局留下任何镇压的口实。
准备工作十分充分。全国行动委员会发出了一批邀请信，一些白人组织和政党也收到了邀请信。传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工农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谈谈这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那一小块田。
我们谈谈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谈谈赋税
谈谈牲畜，谈谈饥荒。
我们谈谈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谈谈黑暗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宿舍。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的足球场。克里普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10英里的地方，是一个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居住的地方。随着会期的临近，这个绿草成茵的足球场被红旗和彩旗装饰得焕然一新。成堆的食品运来了，堆在一个角落，旁边放着一大堆柴火，这些都是为会议期间准备的。大会伙食是由凯西领导的委员会负责。
几个月来，凯西为大会的饮食费尽了心机，他从各处收集了各种炊具：锅、碗、瓢、盘。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他还专门准备了一种锡皮碗。这样，代表们可重复使用，而且散会后还可以洗涮干净留着以后用。为了买上便宜的东西，他有时得跑很远。还有一次，他从一位制碗商那里买碗，这位商人极会算计，死活不肯降价。凯西磨破了嘴角，并表示可多买一些，但这位精明的商人仍分毫不让。最后，凯西很大度地作了许诺：“把这些碗一先令一个卖给我。以后当我们在南非掌握政权后我将保证不碰你们公司一根毫毛。”这位白人老板听后很尴尬地笑了笑，最后同意了。
1955年6月21日，2884名代表和约700名观察家聚集在会场上。由于管制禁令，许多人不能到会，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担任过总书记的沃尔特·西苏鲁、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和达杜博士等领导人。会场上红旗飞扬，横幅和标语牌到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在歌声、口号声、喧哗、畅谈之中，这里成了未来民主南非的理想蓝图：黑人与印度人身着民族服装，白人和黑人在兴奋地交谈，有色人与印度人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但其中仍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和112名白人。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房子里，聚集着被管制法令限制的一些领袖人物，西苏鲁、达杜博士、马克斯、卡恰利亚都在场。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跑步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及时报告会议的进程情况。卢图利酋长曾给马兰总理发了一封措辞谨慎的邀请信，但收到的回答则是一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别支队成员。
下午三时，会议开始。《自由宪章》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就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决不能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获致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
这个宪章可以说是一个在国内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应由人民管理国家”的口号，强调要解决民族问题。它既提出了一般的民主任务，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同时还制定了国家对外政策的设想。宪章庄严地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民族集团享有同等权利，人民共同享有国家的财富。精心耕耘的人共同分享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权。人们将有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的大门将被打开，人们将有房住。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有和平和友谊。”宪章以大无畏的誓言结束：“我们将毕生为争取这些自由而并肩奋斗，直至我们赢得我们的自由。”
《自由宪章》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尽管有些人对它的某些用词持不同意见，但对其基本精神没有异议。每当一个章节念完，人们都要报之掌声和欢呼声。曼德拉对《自由宪章》的精神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宪章中所列举的原则并不仅仅属于非洲人民。那些原则同样也被印度人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所采纳。此外，南非有色人大会和一部分远见卓识的欧洲人也采纳了这些原则……所有这些组织，像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样，完全支持一人一票的要求。”
会议共开了两天，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昂。休会时，与会代表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分部的妇女领袖伊达·姆恩特娃纳的带领下唱起了一些新谱的歌。这些歌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有的是关于班图教育法的，有的是关于西苏鲁的国外旅行的，还有的是谴责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禁令的。
6月26日下午，会议已近尾声。这时突然传来了军警跑步的咋咋皮靴声。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军警，与会代表沉着而平静地唱起了自己的战歌。警察以清查“叛国嫌疑”为由，一方面由马队封锁了进出口，一方面开始大搜查，包括搜身。警察们的工作极其细致，他们连标语口号甚至广告亦没放过。两张食品摊上的招贴画成了战利品，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还有一块招牌也没逃过警察的眼睛，上面写着：“同志们。茶：3便士；茶和三明治：6便士。”所有这些后来居然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当夜幕徐徐降下时，代表们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缓缓地退场。整个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曼德拉评价，人民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这一在南非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宪章，从此成为南非一切进步力量的行动纲领。
政府又一次用最卑鄙的方法对付民主力量。1955年9月27日凌晨，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几百份搜查证发下去了，书籍、信件、记录和日记，所有可能在审讯中成为证据的东西都被搜集并加以整理。至少有5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马修斯教授积累了几年的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料，连同他的打字机，一并被装箱运走了。警察们当然不会考虑他的这些资料是为了撰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而收集的。警察还同时加强了对南非黑人行动的各类限制。南非诗人基玛拉纳·肯都申请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南非联邦政府拒发出国护照，他用笔写下了这首《我们一定会相逢的，朋友们！》的诗歌：
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腊冬之夜有多么黑？
它就和我的肤色
一样……
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在寒夜时，
火炉燃得有多么热？
它就和我国的空气
一样
朋友们，
你们不知道，不！
我们和你们的敌人就巴望这样——，
不愿你们知道你们的近友，
那辽远的黑非洲的朋友！
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
不愿我们黑人和白人
永远挽起手。
不愿我们的心中
流泻出和平友谊的骄傲歌声。
他们不愿意……不愿意！那又怎么样！
我的和你们的敌人不知道
明天的白昼该有多么好，
你可无法给它锁上镣铐！
……即使明天，朋友们，我们没有相见，
那么后天我们必定能握手言欢，
后天，我们要把黑幕揭开，
后天，我们要在一起歌唱。
歌唱和平与友谊，
歌唱没有了桎梏的大地，
反对我的和你们的仇敌
那种蛮横的旨意。
1955年底，对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了。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又光顾了他在奥兰多的家，对他宣布了新的禁令。所不同于以往禁令的是，这次为期5年。长期的恐惧和担忧以及曼德拉对政治的投入，对他和伊弗林的关系产生了愈来愈不利的影响。有一段时间，伊弗林离开奥兰多到纳塔尔去学习接生。在他们的女儿马卡基韦诞生不久，他们的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伊弗林始终怀疑曼德拉在与其他女人约会。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释原因。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结果只能是离婚。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他的3个孩于，但他们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时，曼德拉遇到了以后以“曼德拉夫人”而闻名世界的温妮。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章 喜遇温妮
第十章 喜遇温妮
·温妮的童年
·对奶奶的回忆：“我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我开始懂事了”
·时来运转
·“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
·“我想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好吗？”
·婚礼——一条通往炼狱之路
在约翰内斯堡的区法院里，观众席上坐满了交头接耳的黑人。马上要开庭审理的是警察殴打一个黑人的案件，这个黑人是温妮的同事。温妮和几个朋友坐在观众席上，对警察的这种野蛮行径很气愤。“你知道咱们这方请的律师是谁吗？”一个朋友问温妮。“我不知道。”“是纳尔逊·曼德拉。”“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没见到过他，”温妮有点遗憾。因为她在学校时很少过问政治，同学们谈得很热烈时，偶尔一两个名字会溜进她的耳朵，“纳尔逊·曼德拉”是比较耳熟的一个名字。1955年12月，她从社会工作系毕业后，刚来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你看，他进来了。”那位朋友显得很兴奋。温妮随着她的手势望去；看到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着工整，看上去非常威严。这是温妮第一次遇见曼德拉。
温妮的全名是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她于1936年9月26日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可以说是南非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还过着部落生活。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他放弃了继承酋长的机会而成为了一名公职教师。温妮是他11个孩子中的第6个。他个头高，表情冷漠。但他对学生的热爱和体贴往往使学生有一种亲近感。他所任教的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次，他向两位来学校视察的白人督察员抱怨：“您瞧，我的学生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我们的唯一教具就是黑板和粉笔。你们白人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搞好学习吗？”
“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有一个学校就不错了。”一位白人督察员傲慢地说。这句话激怒了哥伦布。“白人小孩免费教育，还有免费的文具、现代的校舍设备和义务教育制，而我们黑人孩子呢？我们必须自己提供所有的东西，还必须交学费，为的就是坐在地上学习。这公平吗？”当然，这只能使督察员更为反感，他们对学生的成绩和表现更为挑剔，无端指责一番后，开着车子一溜烟走了。哥伦布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的。值得庆幸的是，小温妮为他争了气。当督察员问问题时，年仅8岁的诺姆扎莫·温妮对答如流，对英语和算术的问题回答十分精确，这使督察员非常吃惊。
温妮的母亲格尔特鲁德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玛丽安希尔罗马天主教会受过教育，随后成为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位家政学教师。尽管她自己年轻时是当地的美人，喜爱打扮；但与哥伦布结婚后，她成了一名严格的教徒。她亦用这种虔诚去要求女儿。温妮是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的：
当我还只有8岁的时候，我和小妹妹常常被她锁在屋子里，她强迫我们大声祈祷。父亲在家时，她就把我们拉到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去祷告，每日两三次。那里杂草丛生，十分僻静，她就在那里祷告。我们对这种宗教仪式一窍不通，只能学着她的样子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