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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三次。那里杂草丛生，十分僻静，她就在那里祷告。我们对这种宗教仪式一窍不通，只能学着她的样子去做。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我在中学里对教会表示反抗时，觉得那也是对她那种家庭专制的反抗。她所有的祈祷都是为孩子作的。
温妮的母亲一直盼著有一个男孩。温妮是家里的第6个孩子。她的非洲名字“诺姆扎莫”是“奋斗的女人”的意思①，而“温妮”则是在卫理公会教堂受洗礼时起的名字。温妮的爷爷有29个妻子，因此他的后代在这一地区比比皆是。在温妮12岁以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与她不同姓的人。在她的大家庭里，总有二、三十个小孩一块儿玩耍。温妮的奶奶是个很慈祥而风趣的老人，总是乐意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情：“那些白人有着蓝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和又长又直的头发。当他们刚到庞多兰的时候，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扣子（指硬币）。他们来是为了偷我们的牛群，摧毁我们的文化习惯。”老太太从不正眼看白人，说起白人来总是咬牙切齿。温妮后来总是开玩笑地称她奶奶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种族主义者”。
①温妮·曼德拉自己的解释是：“我的非洲名字‘诺姆扎莫’在科萨语里的意思是‘考验’，也含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意思。”
老人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庞多兰地区以畜牧业为主，人民以牛群为财富的标志。但是，在有关减少畜牧业的法律之下，庞多兰地区的人民被剥夺了数以千计的牛。尽管政府有种种解释，如土地由于过多的放牧而导致流失，必须减少牛群以防止土壤流失和根除牲畜疾病，但这一政策遭到了非洲人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两个目的：第一是白人农场主对非洲人牧场土地的觊觎；第二，是白人希望得到廉价的黑人劳动力。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使他们无地可耕，无地可牧。每当说起这些事，奶奶的眼睛里就充满着仇恨，这给温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然而使温妮受益最多的仍是她的父亲。在科萨人中间，父亲的形象几乎可以说是神圣的。他的话是不可怀疑的，他的行为是孩子必须模仿的，他的教诲是孩子必须遵循的。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员，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那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语调讲述祖先的成绩。他有时激动不已，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温妮对父亲的讲课始终是记忆犹新：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我开始懂事了。比如，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怎样给我讲那次科萨战争的。我们当然有教科书，是白人编写的。而对为什么会发生9次“卡佛尔”战争，他们有他们的解释。父亲会把课本放到一边说，“好，这是书上说的。但事实是：这些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里夺走了土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最初冲突是偷牛引起的。白人偷了牛，黑人抢回去。”父亲就是这样教我们历史的。
当时，小温妮从父亲的讲课中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我的土地。”
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了历史知识以外，温妮也学会了关心他人。这亦是与她过早地丧母有关。温妮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姐姐维叶娃从寄宿学校回来，咳嗽不已。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刚从教堂为得了肺病的姐姐祈祷回来，发现女儿正在咳血。不一会儿就死在妈妈的怀里。当时，温妮才7岁。她与她的两个兄弟克里斯托夫和朗杰尔以及另一个姐姐南希，为死去的姐姐维叶娃哭得死去活来。可能是由于天天照顾维叶娃的缘故，温妮的母亲也染上了肺病（温妮认为她可能是得了癌症），不久就逝世了，她死时大约40岁。
母亲的葬礼是很隆重的。卫理会教堂的仪式是在露天举行的，因为这个村子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可容纳这么多人。家里专为祭奠杀了两头公牛和几只羊，爷爷们、奶奶们低着头，肩上披着黑色的披巾，悄悄地交谈着。母亲的棺木上盖着她喜欢穿的那件教堂服装。随后，棺木被抬到家族的墓地，坟墓周围用各种花和白色的十字架装饰着。温妮抽泣着，紧紧抓住姐姐南希。当妈妈的棺木放入坟墓时，她害怕得连眼睛也不敢睁开。
妈妈死了似后，几位姑姑决定留下来帮哥伦布料理家务。根据温妮的回忆，“我父亲的姐妹们都很凶狠，常对我们进行训斥、惩罚。孩子们不得不学会适应生活的艰辛。”母亲的逝世同时也使井井有条的家庭生活一下子乱了套，姑姑们的责骂和吼叫也无济于事。当哥伦布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决定自己来带大自己的孩子们。几位姑姑回去了，哥伦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家庭秩序。这样，除了忙于教务之外，他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整理家务。这在庞多兰是少见的。虽然人要累一些，但哥伦布和孩子们的关系一天天亲近起来。9岁的温妮不时去找父亲问各种问题，正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温妮的自立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了。
随后的日子对温妮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妈妈死时，留下了一个3个月的男孩。这位小弟弟正是需要吃奶的时候。“于是，刚刚9岁的我，就要手忙脚乱地为弟弟准备喝奶的瓶子。晚上还要抱她几个小时，喂他糖水，哄他睡觉、”从这时起，温妮已经开始帮着父亲挑起了家务重担。在学校里，温妮也很关心她的同学们。每当有同学中途退学时，她总是要缠着父亲问清楚原因。“这是因为教育部有规定，如果交不起学费，学生就不能上课，我只好请他们回家。”哥伦布不得不向温妮解释个中原由。“可你不是老说我们一定要读书吗？”温妮固执地问。“可这是规定呀！我也毫无办法。”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哥伦布在温妮的央求下，不得不从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为退学的孩子交完学费。温妮看到自己的朋友又来到学校时，开心地笑了。她为父亲的人格感到自豪。
然而，温妮对父亲的崇拜在她第一次种族歧视的经历中被动摇了。有一次，她和父亲在一家白人开办的店铺吃东西。正在他们坐等侍者时，又进来了一家三口非洲人。看上去，这三口子走了很长的路，男的买了一块面包，一点糖和一听饮料。女的抱着孩子坐在那边角落里。大概是由于饥饿，孩子开始大哭。于是，女的解开衣服开始给孩子喂奶，而男的则掰开面包，想逗逗饿坏了的孩子。突然，那个白人侍者大叫了一声，原来他看见了这场景。“快起来，给我滚出去！”他边踢着这可怜的一家人，边喊叫着。
温妮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会有人出来管管的。遗憾得很，整个饮食店没有一个人动弹，黑人对此置若罔闻，而那个侍者的父母——这家白人店铺的主人只是哈哈大笑。温妮求助地看着父亲，她多么希望自己崇敬的父亲出来帮助这家可怜的非洲人啊。可是，父亲也一动没动，尽管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某种受伤害的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老是教育自己要有正义感的老师，一个不断教育自己要为民族服务的可爱父亲，看到这种欺负人的恶行，竟然无动于衷？！这件事在温妮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母亲死后，家境更为艰苦了。父亲用以持家的仍是从开普教育局得到的那份微薄的工资，这仅仅相当于白人教师工资的一小部分。好在他有自己的菜园子，可以种一些作物。平时，温妮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到田间劳动和放牧，“我挤牛奶，照顾家里的绵羊和山羊，收割庄稼，这就是我肌肉发达的原因。”由于自己可以收获和养殖牛羊，温妮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三顿饭中，温妮最喜欢晚餐，除了有酸奶和玉米糊之外，更诱人的是大家围着柴火，听着口含大烟斗的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
当温妮13岁时，她的学业突然中止。那天，表情阴郁的父亲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孩子，你不能再读6年级了。”“为什么？爸爸，我不是学得很好吗？”“我知道你是班上的尖子。但是，教育局来通知了，要我们立即撤消6年级这个班，理由是我们学校人数太多了。他们要把6年级转到其他地方的中学去，我们学校以后最高只开到5年级。”温妮对中途辍学的通知很是震惊，这意味着她失学了。但是，从小就养成的服从习惯，使她没有再追问或争论，那是没有用的。从此，她开始在田地里整日劳动。从耕地到收获，从挤奶到放牧，样样都干，很快她就成了一名农家好手。
然而，命运之神没有亏待她。有一天，她的一个姐姐病了，被从学校送回家来。哥伦布很快就让温妮顶了这个空缺，温妮高兴极了。新的学校在恩东吉，离家很远，爸爸就将温妮安排在外公家住宿。在恩东吉学校的日子又一次证明了温妮的能力。她刚一进校就参加了6年级的年终复习考试。由于毫无准备，她在72名考生中排位第58名。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她刻苦攻读。为了追上班里的教学进度，她有时忙到深夜。当开普教育局举办6年级统考时，温妮成了22名通过的考生之一，而当时的试题与白人学生的一样。当她兴高采烈地拿着初级证书回家时，她父亲告诉她：约翰内斯堡的一所学院招收黑人学生进行社会服务训练，这应该成为她今后的目标。
但是，要进入这所学院，每个学生都必须通过全南非统一实行的人学考试。为此，哥伦布决定将温妮送到特兰斯凯地区昆布的索伯里中等学校。这是一所卫理会教会学校。尽管1954年以后由于班图教育法的实施，很多这类学校都关闭了，但在当时，这种教会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黑人解放运动的先驱。学费是昂贵的，而温妮只能读寄宿。当时不论黑人学生多么聪明也没有奖学金。但哥伦布为了让温妮深造，则不惜任何代价。温妮的姐姐南希为了让妹妹完成学业，决定自己回家务农，并定期将剥下的金合欢树皮卖给人家，补贴温妮。
温妮在索伯里读书期间，正值曼德拉组织和领导蔑视运动。同学们谁也没有见过曼德拉，但对他极其崇拜，有些女生甚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慕之情。受这种遍布全国的政治热情的影响，索伯里中等学校的学生决定罢课，以抗议恶劣的住宿条件和教学条件。而担任总级长的温妮处境尴尬。一方面，她十分同情学生们的要求，亦愿意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她深切地感到父亲和南希为她的大学人学考试作了多少牺牲，而这场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经过仔细考虑，她宣布自己不参与罢课。尽管在这种状况下学习很易分心，但温妮设法排除一切干扰，最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人学资格考试。
在索伯里中学学习期间，温妮亦开始逐渐显露出她的组织才能。一位中学同学是这样回忆她的：
她被选为各年级学生的总级长，负责监督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全体女生。当时，她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但她的领导才华却已初露端倪。我们成立了辩论俱乐部。她的出类拔草之处在于有办法使同学们遵守纪律，形成一个集体。她学习成绩优秀，又喜欢体育运动，网球打得特别棒，常常在乌姆塔塔体育节上获奖。
1953年，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学校社会工作的座右铭是“认识自己”。为了节省开支，温妮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它位于杰普大街上，里面住的都是些普通工人。温妮认为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在那个旅店里开始接触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和文件。”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卢图利酋长、曼德拉和坦博。
当时与温妮住在一起的有艾德莱迪·图库杜，她是奥立弗·坦博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着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转。尽管当时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和国民大会都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坦博的接触，加上所住之处也是国民大会成员的聚集地，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据她回忆：
就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来说，那是我政治教育的开始。住在那个旅店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