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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接触政治了。据她回忆：
就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来说，那是我政治教育的开始。住在那个旅店期间，我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常同姑娘们一起到工会大厦去开会。工会大厦是工人聚会的地方，和我们打交道的工人是基层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我同南非工会大会接触的开始。
1955年12月，温妮·玛迪基泽拉从社会工作系毕业，来到了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11天，当她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卫生工作者时，温妮那美貌的照片竟然上了《班图世界》和《鼓》等非洲杂志。正巧，曼德拉的那位堂兄马坦齐马又到约翰内斯堡来玩，他马上注意上了温妮。不几天，他就向艾德莱迪说明了自己的心愿。“那我得和温妮谈谈。”艾德莱迪对马坦齐马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当她告知温妮这一消息，温妮很不以为然，“呸！”但她与马坦齐马仍保持联系。
当马坦齐马回到特兰斯凯以后，就开始不断给温妮写情书，有时一星期多达几封。与此同时，马坦齐马又派了他的议员们去与哥伦布谈判，准备正式求婚。当温妮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受了屈辱，从此再也没有给马坦齐马回信。马坦齐马虽然感到困惑，但仍未死心。正是在这种时候，温妮遇见了曼德拉。温妮至今对那次会面记忆犹新：①
①曼德拉关于第一次与温妮会面的描述与此不同·这里取温妮的说法。
我在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那一站走下公共汽车时，他们（指坦博和艾德莱迪）正从旁边开车过来，让我搭车。艾德莱迪·图库杜说她非常饿，我们就停在一个食品店旁边。奥立弗发现没有带钱，但他看见纳尔逊在店里，便说，“让他付钱。”后来，果然由纳尔逊付了钱。当他同艾德莱达一起走出来时，奥立弗介绍我说，“这是温妮，比赞纳人。”
当曼德拉听到坦博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位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天，曼德拉就给温妮挂了一个电话，“我想请你吃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好吗？”在1956年底，包括卢图利、西苏鲁、曼德拉等蔑视运动领导人和一些志愿者共156人被捕，他们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这时的曼德拉实际上处于保释之中。这笔基金的设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为法律所需费用筹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经济上支援那些因为遭到逮捕而丧失工作的人及其家庭。
温妮接到电话后十分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为了这次会面，我把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很合适。”最后，实在没办法，她只好向别人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那天晚上，曼德拉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这时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乔将温妮开车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很窘迫，说不出话来。但是，老练的曼德拉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已离婚。自从见到20岁的温妮后，已迷上了这位漂亮的姑娘，“我一定要娶她！”他暗下决心。
曼德拉带着温妮在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他点了一盘咖喱饭。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儿水就会好的。”曼德拉见到温妮的狼狈样，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曼德拉不断鼓励这位涉世不深的小妹妹，并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试试吧。”温妮顺从地答应了。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温妮总要想着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来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谈自己、谈家庭、谈对社会的看法。经过3个月的交往，曼德拉于1957年3月10日正式向温妮求婚。他将温妮带到一家缝纫店，“你知道，这里有个女裁缝，你一定要去找找她，她要为你做结婚礼服，你喜欢有几个伴娘？”当时两人都互相热烈地爱着对方。在求婚过程中，曼德拉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另一方面则反复向她说明了自己的不利情况。
首先，他正在等待着叛国罪的审判，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这也意味着他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其次，他一直受着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亦必须牺牲。他爱温妮，但他也必须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呢？这是他不能把握的。
温妮又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当哥伦布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曼德拉时，他很吃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你怎么会和他认识的？”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但也表示了某些担忧。家里人都知道纳尔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你能不能应付这种情况呢？”是啊，在传统思想还十分盛行的庞多兰，对离过婚的人总是有些风言风语的。所有这些，温妮必须作好准备。
然而，对这一切，包括曼德拉对事业至高无上的信仰，温妮都是作好了准备的。“我同他结婚时就知道，我是和他所从事的斗争相结合，和我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相结合。”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温妮的意愿，他们赶到庞多兰比赞纳温妮的家乡，于6月14日举行了婚礼。这是她的新生活的起点。从此，温妮·曼德拉走上了一条通往炼狱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制、拘留、监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种磨难，正如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玛纳斯·布特莱济所称颂的：“从极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她无愧于‘黑人母亲’的称号。”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一章 叛国罪案
第十一章 叛国罪案
·索布克韦另起炉灶
·156名被告“伊然是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团”
·叛国罪—一无端的指责
·蜜月的温情与法庭的冷酷
·津妮出生
·“班图斯坦法案”
自由宪章的通过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的大事，但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激进派—一非洲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个宣言是一种背叛，是出卖非洲黑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即对南非土地的占有权。而对于南非政府来说，自由宪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文件。
自由宪章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和成员分裂成为“宪章派”和“非洲主义者”两派。当自由宪章正式成文时，关于其内容的分歧和争论即已开始，这是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提议采用这个宪章作为非国大的正式政策。宪章派和非洲主义派在领导层和各分会开始了斗争、由于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一。方辞职或被开除，这场内讧引起了分裂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大受损失。
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乔丹·思古贝恩向宪章派的领导卢图利酋长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击，扬言卢图利甘心在“大会联盟”中充当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工具。为抗议宪章派，他后来竟然退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非洲主义者看来，1956年4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特别会议上正式批准自由宪章证实了欧洲人想在黑人组织里当领导的决心，当时使用的手段也很不正常。宪章派把非会员塞进了这次会议，并未经审查资格证件就让这些人投票。据说，宪章是在星期六晚上通过的，而资格证件的审核工作是在星期日下午开会才进行的。因而，究竟投票者是否全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无从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已属不可避免。
1958年的消极抵抗罢工运动因两派意见不合而告流产。为此，积极反对罢工的非洲主义派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严厉批判，而当时属于宪章派的纳尔逊·曼德拉主持了对非洲主义派的大清洗，所有领导权掌握在非洲主义派手上的分会都受到了攻击。1958年11月2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德兰士瓦大会上，宪章派强行开除了许多会员，结果使非洲主义派在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1952年蔑视运动的积极分子勒巴洛带领下，集体退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成员最多、最强有力的约翰内斯堡奥兰多分会，亦随非洲主义派退出了国民大会。非洲主义者就在附近召开了自己的大会，并向当时掌握着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权的宪章派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宣称：“我们即将独立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制定，并一直执行到组成‘大会联盟’这一时期的政策的保卫者。”尽管如此，由于把分散在各地的非洲主义者集中起来并问南非黑人开展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加上非洲主义派从主观上也不愿意分裂并缺乏分裂的精神准备，这最后一步是在1959年4月6日才迈出的。
这一天，非洲主义者在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韦的领导下，正式宣布成立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索布克韦于1924年12月5日出生在东开普地区的一个科萨人家庭。他父亲是一位卫理会教徒，对他要求十分严格。他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尽管有肺病，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从而获得奖学金进了洛文达勒学院。后来，又从学校校长那儿获得进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的一笔资助。在黑尔堡大学时，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任青年联盟学校支部主席。1949年，他率领该校青年联盟代表团参加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积极促成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1952年，他又因参加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而被免去教职。
索布克韦对自由宪章的最大意见是该宪章不加区别地将黑人和白人统称为“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并提出“不分肤色、种族”。非洲主义者还认为，自由宪章关于民主方面的那些建议从来不提“一人一票”问题，因为“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在1959年的“泛非主义者宣言”中，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俘虏过去了。
这些“领导人”认为南非的财富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即属于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上受害者所共有。他们对外国主人及其土著奴隶、白人剥削者和本土的被压迫者一视同仁。他们把受奴役的非洲人和霸主欧洲人看作亲兄弟。他们真是不可思议的天真，异想天开地脱离实际，不懂得被统治人民受到万恶的压迫、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他们的利益同白人统治阶级的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尖锐的矛盾。
曼德拉与索布克韦在40年代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又一起领导了几次大的行动。他深知索布克韦的志向和为人。同时，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群众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立将会吸引大批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为此，曼德拉对以索布克韦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认清时局，对种族主义政权和普通白人严加区别。但是未能阻止住这场分裂。结果正如曼德拉所预料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4664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是很不容易的。
早在蔑视运动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准备对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镇压。政府当局最为担忧的是各民族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大联合，因而每次起诉的法律依据也是对各个种族都适用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在对蔑视运动领导人的判决书中说：
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冲破种族障碍，为一切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的阶层和人民均拥有平等权利而斗争。南非联邦由于非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产生的特殊问题，已成为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这种情况将危及欧洲人的生存，因此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镇压。
为了便于进行镇压，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用混淆视听的手法，将黑人运动、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