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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子的后代当然还是驴子，但也不全是，例如它和马野合，生出来的后代叫骡子。骡子的体格比它那僭越种族偷情的父母都要雄壮，那实在算得上是凛凛一躯，器宇不凡，连脚步声也是地动山响，底气很足的。块头大，力气也大，一头骡子通常能顶两头黄牛使。而且它又耐得粗料，耐得劳累，抗病力及适应性强，寿命亦长于驴和马。这些都得之于杂交优势。骡子又分驴骡和马骡，分类是以母系为根据的，前者为母驴与公马交配所生，体形略小；后者为母马与公驴所生，体形较驴骡大。可见在繁殖后代时，母系基因更具有决定意义。遗憾的只是，这么优秀的骡子一般却不能生殖后代，即使成功了，原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这是生命繁衍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特别优秀的生命个体，其后代往往并不见佳。例如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好多人的后代都平庸得很。就像天才不能世袭一样，伟人也是不能世袭的。对于这种现象，我老家的乡民们有一句说法，叫“都被他一个人凶去了”。这里的“凶”是个褒义词，有胆识过人甚至雄才大略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遗传学家或者还有社会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在北方天空那辽阔的苍穹下，驴车缓慢、从容、习以为常地走着，它有时和大运河并驾齐驱，有时逆向而行。在它的前头，是大运河永不疲倦的浪花。
十二两位老人的目光
大运河流到济宁，行程正好过半。现在，它要稍稍休整一下了。这休整是瞻前顾后的意思，也是养精蓄锐的意思。再往北，就进入鲁中丘陵地区的南旺水脊了。南旺是大运河全程中海拔最高的地段，说是最高，其实也高不到哪儿去，顶多不过四五十米，但对于一条河来说，要逾越这样的高度却是相当艰难的。从济宁到南旺，河道一步步往高处去，每升高一步，都几乎是背负着整个齐鲁大地一般沉重；从南旺到临清，河道又顺势下行，仿佛脱缰的奔马，一发而不可收。这就是南旺水脊。元代采用“闸化运道”的方法控制水位，从济宁到临清一百多公里的航道上，竟设闸三十余处，背负青天朝下看，那一道道闸坝就好像琴弦上布局和谐的品位一般精确有效。三十多道品位共同创造了运河的音色——那种张弛得很有韵律的激情和不尚浮华的叙事风格。琴弦的鸣奏声中，大运河翻过南旺水脊，进入了另一条大河的领地——海河流域。面对着这张以昊天广地为琴台的大制作，我们不由得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类的智慧虽不能违悖规律，但确是可以化僵死为神奇的。
有两位老人的目光在济宁附近注视着大运河，他们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大运河的生命。当然，那是两种不同的目光，一种有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无所不在却又无可抓挠，你只能感受它却不能占有它，因为它是氤氲在古老大地上的精神之光；一种却是实实在在的智慧的赠与，也是温情脉脉的关顾，它是举目可见伸手可及的，犹如祖父在村头的老树下目送你远行，破旧的衣衫扑满了秋风。从济宁向东不远，就是孔子的家乡曲阜。要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看看孔府也就差不多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筑本身的艺术风范，而在于它那超稳定状态的内在结构，所谓权力和地位就体现在那一木一石的布局之中。在那里，每一道门基的形制和门环上的饰纹都很有讲究，甚至连文字也有别出心裁的写法，例如孔府正门的那副对联中，“安富尊荣”的“富”字上面就少了一点，那叫“富贵无顶”。确实，一个家族能保持差不多二千年的安富尊荣，这不光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孔子的学说，说到底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学说，因此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学说——至少在历代统治者那里是被这样诠释的。他主张一切都要缘理而行、循序渐进。因此，他注视大运河的目光也很符合他的标准神态——“威而不猛，恭而安”，是那种看似无可无不可，其实城府很深的样子。大运河就在这目光中流过，它知道自己不管流得多远，都不可能流出圣人的目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大运河生命中这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都与中国的稳定和统一维系在一起，它是为王前驱的角色，也是荣辱与共的宿命。圣人一般是不大多讲话的，但只有这一句也就够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平白得不能再平白的话，却说尽了天地人寰最本质的道理，可见平白的深刻才是最大的深刻，这是圣人对大运河的勉励吗？那么就“不舍昼夜”地向前赶路吧，且抛却一路上的浮躁和幽怨，大运河谦恭如仪地从圣人的目光下流过，仿佛接受洗礼一般。
另一位老人的名气就没有这么大了，但他对大运河的影响也许更直接。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大运河就不会是现在这般格局。正是他七百年前一次智慧的闪光，在大地上定格为鬼斧神工的南旺分水工程，大运河才跨越鲁中丘陵，进入了燕赵大地。即使在现在看来，这位汶上老农的构思也仍然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名曰分水工程，水从何来？当年的工部尚书宋礼和济宁同知潘叔正为此差点丢了脑袋，因为河已开成，如果找不到水源，皇上定然要雷霆震怒的。宋礼布衣微服，夜访白英于彩山之阳。这一访不仅保住了两颗品级不低的脑袋，更重要的是给古老的运河注入了新的活力。不用说，这活力来自于水。水是汶河之水，将汶河拦腰切断，在南旺注入运河。这就是说，本来东流入海的汶水，现在也成了大运河生命的一部分。又在汶运交汇的丁字口建分水石，靠石破的偏差度调控水量，以三分向南达于淮泗，七分向北达于漳卫。1958年，毛泽东巡视山东，在与山东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提及这项工程。他当然是信手拈来随便说说的：
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好一个“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完全是帝王口气。毛讲历史总是这样妙趣横生，没有一点附庸或卖弄的味道，他是把中国历史读得烂熟，也是真正读懂读通了的。
南旺小镇上的分水龙王庙现在已经圮毁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分水工程是白英老人天才的创造，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功劳记在龙王的头上，在这里建龙王庙以承香火。有资格在这里承受香火的有：龙王、禹王、关公、观音、蚂蚱（龙王的大将军）、工部尚书宋礼和辅佐他治河的济宁同知潘叔正。在后面的配殿内，也有白英老人一尊小小的塑像。反正千只馒头一锅汤，杨柳水大家洒洒，沾得上边的都请进来。在这些塑像中，除去神仙皇帝，就是当官的，只有白英一个人是布衣之士，但后人总算没有忘记他，这也就不错了。
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杰出的天才，最后被请进了神殿。其实他并不需要香火，因为常年的香火会把他熏得面目全非。而且，香火和膜拜又往往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和人们对灾难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愚昧产生崇拜，恐惧也会产生崇拜。作为一个从乡野间走出来的智者，他更愿意和人民讨论治河中的一些问题；或者布衣麻鞋，风餐露宿地把足迹撒遍荒原和草泽，在大地上收获田园诗一般的创造灵感。现在，让他在这里站班陪侍，为神仙皇帝们充当配角，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好在这里离运河不远，运河的呼吸是那样令人神往，流水的鸣奏也永远都是动听的。老人的目光透过缭绕的烟雾和檐角上的风铎，注视着运河上的风景。分水石激起的涛声如雷鸣狮吼，那是一个强健的生命不堪重负的呼喊。船工号子响起来了，缓慢、单调而沉重。白色的帆篷鼓得满满的，如同男性青春的胸脯。船队过了水脊，驶向下一道闸坝，高高的桅杆在阳光下化作一道优美的弧线。他知道，在船队的前方，等着他们的是上好烧酒、女人和繁华的市镇。
如果老人把目光从运河上稍稍移开，他还会看到，在作为背景的那菘青色的土丘之间，是大片的棉田，几个穿花布衫的农妇掩映其间，她们侍弄棉花的神态和动作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细致。那是比其他作物都更难侍弄的娇客，从初夏到深秋，她们几乎一直陪侍在棉田里，从播种、移植、褥萆、松土，到施肥、灌溉、整枝、捉虫，那娇客的每一寸茎秆、每一张叶片都不知要被抚摸多少遍，其中的种种温柔和期待，是完全可以用“哺育”这个词来形容的。最后是在明净的秋阳下拾花、分拣，一大包一大包地送到附近市镇的收花站去。她们当然还要留下一点，上了点年纪的女人总舍不得丢下那祖传的纺车和织机，她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织的土布更厚实耐穿，特别是用于做被里和衬衣时，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亲和感。收花是考验耐心和意志的等待，买主趾高气扬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鹰一样的目光中充满了挑剔。一边用铁钎子在棉包上到处乱扎，然后根据铁钎勾出来的纤维的成色，吆喝着论价。据说有一个农妇为了增加分量，竟把自己六岁的儿子藏在棉包里，想等过了秤再偷偷放出来。于是悲剧发生了，买主的铁钎子扎进棉包，勾出来的纤维却红得怕人，那上面蘸着一个六岁男孩生命的血浆——铁钎子正好扎在孩子稚嫩的胸脯上。这样的传说到处都有，但一般不是真的。传说的起因大抵由于常常有人在棉花里夹带砖头之类的杂物。目送着棉花进了收购站的库房，女人的眼神中有一种淡淡的惆怅。男人则把卖棉花的钱摊在宽大的手掌里，叮叮当当地数来数去，他知道，其中的大部分马上就要落入债主手中，余下的也不会在口袋里捂上多长时间。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比种粮食合算一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商品意识的觉醒是从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开始的，它扩大了农民的眼界和生存空间。而那一大包一大包的棉花几天后就将被船队运走，送进运河沿线更大的市镇——例如济宁和聊城——的工场和作坊。乡村里延续了千百年的土制织机正在悄悄地消失，让农妇们感到既轻松又失落。而这一切都是大运河带来的。
注视大运河的不仅有两位老人那穿越时间隧道的目光，还有沿线大大小小的口、闸、店、铺，这些都是地名，犹如常青藤上麇生的葫芦一般，在运河沿线一溜排开。这中间，最早出现的当是“口”和“闸”，它们原先都是运河上的工程设施。在南旺附近，民间有所谓“一溜十八口”的说法。有了这些设施，昔日荒芜的土地上才有了人迹和炊烟。人类的文明史首先是一部追逐江河的迁徙流动史，考证这一带运河沿线诸姓的家谱，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元末明初的山西移民，暴政的皮鞭和生存的渴望把他们从故乡的大槐树下驱赶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色彩沿着运河两岸浸润开来。这时候，店铺也随之出现了。“铺”本是最早出现在运河岸边的修造作坊，而且是以修船和造船为主要营生的。随着运河航运和经济的发展，以“铺”为中心的其他产业亦应运而生。南来北往的漕船、兵船、官船、商船，呼唤着服务业的繁荣；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需要一个休憩和释放生命热情的空间，即便是在旅途中，吃、住、玩、乐也是不可或缺的，“店”的兴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人气带来了商机，大批的外籍商人蜂拥而至，如山西商人即遍布汶上济宁等地，而济宁著名的“玉堂酱园”即苏州人戴玉堂所创办。我们可以想象，当初那位苏州人是如何怀揣着他的发财梦一路北上的。古运河上的舟船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