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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苏州人戴玉堂所创办。我们可以想象，当初那位苏州人是如何怀揣着他的发财梦一路北上的。古运河上的舟船络绎如流，在投资者眼里，那都是流不尽的财源和商机。从江南到淮北，扬州过去了，淮安过去了，徐州过去了，都是很不错的市面，但航船仍然固执地向北方驶去。终于，他到了济宁。航船靠岸了，船缆在岸边的石缆柱上挽了个活络的梅花结。他提着长衫的下摆走上河埠头的石阶，以南方人特有的精明打量着这座运河中段的水陆码头，甜糯的吴侬软语撒遍了石板街旁的店铺馆栈。苏州人的心热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溢满胸际。于是，在其后的某一个黄道吉日，“玉堂酱园”的填绿招牌挂上了沿河小街一家店铺的门楣，这一挂就是好几个世纪……
我不知道“玉堂酱园”落户济宁具体是在什么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济宁，在投资者眼中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关于这座运河重镇历史上曾有过的繁荣，我们不妨听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这段记载在《济宁直隶州志》中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老先生在济宁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一波三折的情节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很有意思。
旭窗陈先生，祖南阳人，与高姓祖同来卜居。
这是一个引子。接下去作者采用了类似于现代的影视手法，镜头随着陈老先生择居的目光依次摇过去，济宁的社会风貌和市井人情亦展现无遗：
至济州关南侧，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高氏祖遂居之。先生之祖曰：此地可致富，非吾志也。
城外没有合适的居住地，那么就进城吧。再看：
观东南隅，多有子弟效梨园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度曲忘学者，去之。观西南隅，多有子弟聚赌博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博簺废学者，又去之。观东北隅，多有子弟乐酣饮者，曰：后日子孙必有沉湎荒学者，又去之。至西北隅，见其地人罕，曰：此可以居矣，遂卜居焉。
这位陈老先生真是个迂腐得可以的老夫子，他念念不忘的是子孙的学业和功名，跑遍了当时的济宁城关和城内四隅，却处处都是工商业者的花花世界，以他那满脑子的封建信条，自然会感到无地容身的，因此“去之”者再三。最后只得在西北隅一个所谓“其地人罕”的地方定居下来。
究竟是什么迫使陈老先生退避三舍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工商业者制造出来的城市世界的繁嚣，但归根结底，老先生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翻开济宁市的地图，大运河流经城关南侧，然后穿城而过。陈老先生不屑于居住的几个地方，都属于运河经济带的范畴。只有西北隅，离运河较远，居者多为地主、士绅和文人。不难看出，这些被陈老先生引为同道的，恰恰都是寄生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最后的贵族”。大运河曾给他们带来了梦幻般的诗意，夕阳下的帆影和月色下的桨声是不着铅华的流丽，那种中世纪的恬静和安谧产生了东方式的休闲趣味和优美的田园诗。但与此同时，大运河的通达也带来了沿线城市的繁华，新兴的商品经济正在封建的母体内潜滋暗长，这些自然是让陈旭窗那样的遗老们无地自容且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居住在济宁城西北角那一群“最后的贵族”中，肯定有不少人也曾经历过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的迁居过程。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济宁，那时候，大运河正值容光亮丽的风韵年华。
十三东昌
大运河在理智的平静中完成了与黄河的交汇。从淮阴到张秋，千里风尘，数代沧桑，它们曾在一个阔大的时空背景下互相纠缠，其中的种种恩怨情仇曾化作滚滚浊流漫遍黄淮大地。它们的纠缠是堂堂正正地写在旗帜上的，每一次冲突和离异都有一种开天辟地、重整河山的气魄，连哀怨和仇恨也毫不矫揉造作，要哭便哭，要闹便闹，一招一式都是真性情。在这种生死以之的纠缠中，它们走过冲动的青春和多灾多难的中年。现在，它们不再有那么多浩荡的激情了，这不光是由于衰老，也不是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更多地懂得了责任。是的，它们吵闹过，争斗过，甚至互相撕扯得遍体鳞伤。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也曾相濡以沫地厮守过。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冲突只是双方的性格使然，其实它们都并不讨厌对方，或者说都把对方当作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来欣赏。这样，经过反复的痛定思痛之后，它们终于走向了大度和宽容，过往的恩恩怨怨也不去过多计较了。到了张秋，黄河不再是李太白气冲斗牛的诗篇，大运河也不再是易安居士哀哀怨怨的词章，它们都变得平和从容了，甚至变得委婉娇媚了，有如温庭筠的一阕《更漏子》或《菩萨蛮》。它们交汇了，交汇在北方清朗的晴空下，没有喧天激浪和忘乎所以的拥抱，也没有黯然神伤或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总之是一种很理智的平静。它们默默地对视着，轻轻地拉一拉手，互道珍重，然后又分道扬镳。当然，在它们各奔前程时，免不了还要频频回首的，因为，此一去，它们便不再有牵手的机会了。
过了黄河，就标志着进入了更遥远的北方。仍然有大片的棉花地，但大路上的驴车正在被大青骡子和架子车所取代。北方苍茫辽阔，在整个漫长的夏季，旷野是坦荡无垠的绿色；而一旦进入秋后，便只有满眼铅灰色的厚重与浑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所谓鸡犬之声相闻一般是很难做到的。人们需要运载量更大的工具，骡子的耐力和爆发力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而且它又是虚荣心很强的家伙，这与它在性生活方面的低能恰恰形成反差。它总爱追逐前方航船的帆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种兴致，似乎那帆影挑逗了它的竞争欲望。待到超过去了，便骄傲地打一个响鼻，再追逐更前面的。在骡子趾高气扬的脚步声中，航船却放慢了速度，帆篷像大鸟一般落下来——要过闸了。光是从南旺到临清，这样的闸坝就有十七座。
其实不是航船，而是大运河最先感到了闸坝的临近。原先那种叙事风格的节奏被破坏了，有两种感觉——郁结感和空洞感——轮番折腾着它，就像一支中规中矩齐步走的队伍，在一连串神经质的口令下忽而一路狂奔，忽而立定稍息。四处笼罩着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这不安中又带着某种兴奋，某种期盼的成分。航船在慢节奏中亦步亦趋，鱼贯而行，那蹑手蹑脚的步态中也是交织着不安、兴奋和期盼的。这时候，前方开始传来嘈杂的喧闹声，其中还夹杂着粗暴的呵斥。随着第一道闸门在绞关的牵引下轰隆隆地升起来，水闸那巨大的阴影逼近了。水闸不光是水和闸门的互相制约与冲撞，还有权力意志的较量。为了防止大船搁浅堵塞运道，按规定只准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过。但规则从来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说到底是一种制定者本身并不执行、却要强制别人执行的东西。权贵大贾们总是有恃无恐，五百料以上的大船照样横冲直闯。守闸官员们无奈权贵何，只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开启闸门的权力，向中小散户们发威刁难，索要钱物。大运河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北上的一路上，权力话语的噪音几乎随处可闻。它现在只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欲望。束缚它的是闸槽两端的闸门。首先是下游的闸门缓缓地落下了，切断了河水的去路，闸槽内的水位开始上溢，不知不觉中就漫过了石驳墙上深色的水迹。但情绪却是欢欣鼓舞的，有点嬉戏打闹作人来疯的意思，也是随大流地跟着赶热闹的意思。航船挤挤轧轧，争先恐后地驶入闸槽。它们从来没有这样互相接近过，也从来没有这样互相亲热互相嫉妒甚至互相仇恨过。他们能清晰地看到对面船上的一切细节：船舱里品茶的官吏和文士们脸上那悠然自得的神情，船娘用肩头抵着竹篙用力时，那布袋一样下垂的乳房，以及船舷上某个地方修补过的痕迹，或者舵柄的木质和年轮。待到闸槽内填满了航船，上游的闸门又落下来。与此同时，前方的闸门开始启动，闸夫们大汗淋漓地推动绞关，绞关上的粗麻绳拽动了闸板，发出沉重的呻吟。流水挤压着闸板，大大增加了它上升的摩擦力，又迫不及待地从它启开的缝隙中仓皇逃逸，在另一边翻起欢呼的水花。闸夫们操纵绞关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在船上的人看来，他们那披着阳光或星斗的身影有如天神一般，他们是水的主宰，也是运河和航船的主宰。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在这里，一方面是不甘于被驯服的水，一方面是人的意志和智慧，人和自然在这里兜着圈子彼此较劲，谁也不能完全征服谁。也正是由于这样，它们才有了服从于某种游戏规则的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是在互相抗拒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有点像暗地里互相倾慕的少男少女，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无休止的攻击和抬杠，他们都乐此不疲地用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从中得到乐趣。终于，闸板离开了水面，河水大呼隆地浩荡下行，在被束缚了一段时间后，它们终于又自由了。船工们的脸上开始舒展起来，他们潇洒地站在船头，操着竹篙左指右点的，很有点曹孟德横槊赋诗的气概。船舱中的官吏或文士们仍在从容地品茶，他们或许在心里计算着：过了这道闸，下一个码头该是东昌了吧。
东昌是聊城在元明清几代的旧称，这几代王朝的都城都在北京，以南北大运河为经济命脉。东昌正当“运河之咽喉，大都之肘腋”，位置得天独厚。但一个地方的位置太优越，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一直是这里最重要的主题。元朝末年，明大将军常遇春北伐，在东昌附近与元军激战，入城后，见各家门前都悬有一块“欢迎明军”的木牌。再看看，背面则写着“欢迎元军”，这种脚踩两条船的做法令常遇春大怒，一道屠城令，使得偌大的东昌府几无人烟。明初，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儿争夺皇位，从北平南下“靖难”，与建文帝的守军大战于东昌，朱棣最宠爱的大将张玉战死，这是“靖难”之役中最为惨烈的一仗，朱棣只得绕过东昌而驱师徐州。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东昌都要在血泊中浸泡一次，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这里是通达南北的运河码头。但一俟干戈止息，大运河又以它那繁育力极强的雌性因子，很快在这块土地上催生出蓬蓬勃勃的生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大致到了明代的洪宣年间，东昌已跻身于运河沿线的九大商埠之列。从当地出土的墓志碑文中的记载来看，族谱追溯到明洪武以前的极少，大都是洪武以后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过来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们或是穷汉，或是罪囚，或是怀揣着发财梦的商贾，那傍河而立的“山陕会馆”最初的奠基者，大抵就是这些人。
在东昌的八大会馆中，以“山陕会馆”规模最为宏大，我们不妨走进去看看。
会馆本来是外籍商人以地域为纽带的同乡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企业家联谊会或俱乐部。山陕会馆自然就是山陕商人的联谊会或俱乐部了。为了体现这一主题，连会馆所用的木料也是从陕西终南山运来的，而营建会馆的木匠则来自山西汾阳府。当然，祭祀的神祇也是自己的老乡——关老爷。关羽这个人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死了以后，脑袋还被孙权当作政治礼物送给了曹操（我们还记得曹操对着那颗装在木匣子中的人头说的那句相当刻薄的话：“云长公别来无恙？”）。但老乡毕竟是老乡，“亲帮亲，邻帮邻，关老爷帮的是蒲州人。”山陕商人还是希望他能给自己带来福祉。除去祭祀神化了的死人，会馆的另一个功能是交际活人。戏楼和看楼是这组建筑群中最能体现世俗功用的部分，因此它们也有着一种世俗的华丽。戏名义上是祭神的，其实还是演给凡人看的。找一个由头，把政府官员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户请来，品茶听戏，联络感情，这是一种极富于仪式感的公关活动。就在那宫商翕奏和袅袅茶香中，说不定一桩桩大买卖就成交了。中国人向来很重视感情投资，官场如是，商场亦如是。商人要借重于官员打通关节，摆平关系。官员们看中的则是商人的钱袋，乐得为之地傍大款。这样的戏在会馆里三六九地上演，大家都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明清两代的晋商富甲海内，他们的会馆当然也应该华彩纷呈。这华彩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深深地烙印在运河帆樯的阔大背景上，每一个细部都是金碧辉煌的，透出十足的底气。却又并不张牙舞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