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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孤悬海外的小小岛国之所以不肯臣服，所倚仗者，四面皆水也。五年前，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由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元军和高丽联合舰队的八百余艘大小船只全部葬身波涛。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队的第一次全军覆没，而失败的原因又并不在于将士们的刀马功夫，这实在是让人很沮丧也很无奈的。在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只得止步于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回到大都后，忽必烈发出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敕令江南各行省督造战船，准备第二次跨海东征。
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现在要跨下他们心爱的蒙古马，小心翼翼地登上舟船了。
但那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却有如沉雷一般在遥远的天边轰响：蒙古人啊，什么时候离开马背，你就完了！
这是成吉思汗札撒的第一句话。
15马背上的民族
跨下蒙古马，就是跨下神奇而旷远的蒙古高原。在亚欧大陆东部，东至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域内，亿万年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一片荒漠和草原。干旱的大陆季风，漫天的沙尘暴，秋天赞美诗似的阳光，冬季的冰封雪锁，还有游牧民族那激情澎湃的马蹄，又共同雕塑了它那苍槁坚毅的容颜，它就是蒙古高原。这里没有陡峻的高山，因为高山会挡住游牧民族瞭望远方的视线；这里只有一片坦荡，除了天，就是地，天造地设的坦荡，正好放缰驰马。中国历史上那些以强悍骁勇著称的少数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又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地从这个地区消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例如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等等，都是挥手作风云的一代雄主。如同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地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繁华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北风者，来自北方荒原的骑兵军团也。然而也正是他们以喋血的刀剑作为仪仗，促成了南方与北方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挥戈南征的同时，也把强悍的血液注入了汉民族的肌体，“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他说得不错，自汉唐以来，那些以军功而名垂青史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甚至包括传说中的杨家将无一不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殊死搏杀中脱颖而出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游牧民族那张扬着原始生命力的撞击，汉民族将会怎样的萎顿，难道只让张角、黄巢、李自成一干人去体现阳刚之气吗？就战场态势而言，游牧民族呼啸的马蹄往往胜过汉人臃肿的步兵方阵，但就在他们为进入锦绣般的南方而弹冠相庆时，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有的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在败退中遁向更北的荒漠，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由于被汉文化所同化，渐渐变得精致且儒雅起来，失去了原先那种气吞万里的骁勇。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金哀宗最后说过一句话，他认为蒙古人之所以能在战场上把金朝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是由于他们“恃北方之马力”。他说得大致不错。只可惜到了这位倒霉皇帝讲这句话时，女真人已经由长白山南下一百年了，原先那在马背上练就的铮铮铁骨已经在南方的香风中软化，那曾经被他们倚恃过的战马也和主人一样在闲适中优游岁月，只有在偶尔的马球游戏或射猎中才能痛快淋漓地驰骋一回。因此，面对着更北方的蒙古铁骑，金哀宗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说起来实在可怜，当蒙古人攻破城池时，这位女真皇帝却因为身体肥胖而不能骑马逃跑，只得解下腰带吊死在宫门口。当年他的先祖倚恃着不可一世的铁骑席卷中原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竟然爬不上马背。有这样不争气的子孙，金帝国怎么能不走向败亡呢？他们实在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屈指算算，前后也就是一百年时间，一个强悍的民族就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契丹人的辽帝国亡于北方的女真，女真人的金帝国又亡于更北方的蒙古，这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百余年间，由马背民族演绎的一幕大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贯之始终的重要历史情结，那就是马的威猛与衰变。
游牧民族倚马而居，恃马而武，连他们的乐器也做成了马头的形状。马就是他们生命的方舟。他们的生活节律和战争谋略也都是根据“马情”来决定的，例如，“方春马瘦，宜俟高秋。”马瘦的时候切忌出战；秋高季节，马肥膘壮，才是出征的好机会。因此，中国历来北部边境上的战事都是在秋天，“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我不知道“多事之秋”的说法是不是由此而来的。再如，仗打得相持不下时，停下来观察一下对方战马的疲惫程度，“彼军马羸，可尾而进。”否则不得轻举妄动。在非常时期，骑手还可以依赖牝马的乳汁坚持好几天甚至十几天，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再加上骑兵军团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闪击战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他们在和汉人步兵方阵的对垒中占尽优势。因此，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数量和优劣几乎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就连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的盛衰至关重要。《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即使在和平时期的边境贸易中，辽方也禁止马匹出境，他们无疑是把马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严加控制的。从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汴梁的大车都用水牛和黄牛拖拉，可见马匹之短缺，大概这也是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南方一直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吧。南方当然也有马，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饲养马匹的耗费很高，而且在精耕密作地区所饲养的马匹，品质一般都较为瘠劣。我们可以想象，离开了广漠的草原和荒漠，离开了浪迹天涯的迁徙和自由自在的野牧，离开了日常性的骑射围猎和各种马背上的竞技游戏，那些在阡陌连绵的乡间小道上供拉车和驮粪役使的马匹中，怎么能走出追风逐日的千里马？马是有灵性的，一匹合格的战马，同样需要一种健康和谐的生命空间，它的每一次奔驰、腾跃、规避、隐蔽都不仅仅是体现了骑手的意志，而且还融进了自己的个性魅力和即兴发挥的才情。也就是说，好的战马有时是可以驾驭骑手的。它是善解人意的，又是高傲得目空一切的。它从来不把距离放在眼里，也从来不会躺下，甚至连睡觉都站着。它是骑手的思想和意志的延伸，这种延伸甚至能够进入骑手的潜意识。骑手所有的感情它几乎都具备，却唯独缺少一种恐惧，优秀的战马是从来不会恐惧的，你就是让它跃入万丈深渊，它也毫不犹豫。所有这些素质，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南方的庭院或农夫的皮鞭和叱斥之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杜甫笔下的战马是何等雄峻威猛，当然，那也是来自游牧民族的马胡马。
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大兵团的骑兵作战被发挥到了极致，对马的依赖和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说，蒙古人是一种看到人受伤冷峻无言、看到马流血痛哭流涕的人。就像庄稼依赖于土地一样，马是依赖于草原的，所以成吉思汗规定，凡有破坏草原者，“诛其家。”他们还发明了“从马”制度，“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配有从马的蒙古军队迫敌犹如天坠，退却犹如电逝。如果说马的数量是一个算术级数，那么它所产生的战场效率绝对是一个几何级数。蒙古人无疑是中世纪最优秀的骑士，无论是西亚的荒漠还是俄罗斯的城堡，都不能阻挡他们那狂飙般的冲锋。面对着这样的冲锋，西方的史学家们只能惊恐地呼喊
上帝之鞭！
上帝之鞭，谁敢与之争锋？
但是在进入中国的南方后，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水，蒙古骑兵开始失去了以往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南方的河网有如女人飘洒的秀发一般，那种温柔的羁绊使得剽悍的蒙古马几乎无所作为。事实证明，蒙古人一旦离开了马背就雄风不再，只能算是一支二流部队，他们不得不依靠金朝和南宋的降将作为前驱，看他们如何借助于舟船进行攻坚，而自己则像见习生一般在后面亦步亦趋。战事进行得相当艰苦，忽必烈的大哥蒙哥战死于长江上游的合州，而围绕着汉水边那座小小的襄樊城进行的攻守战也打了差不多六年，如果不是南宋方面的权臣贾似道忙于陪小老婆斗蟋蟀，不肯派援兵，最后的胜负还真难说。元军对南宋的军事行动是从长江中上游开始的，长江是中国南方的母亲河，这样的战略意图既折射出不可一世的高傲，也带有某种宿命的成分，那就是，从源头上掐断南方王朝的命脉。但蒙古人毕竟从来没有征服过水，面对着多水的南方，所谓“投鞭断流”只能是狂夫的豪语而已。
忽必烈一直难以忘怀他第一次面对长江时的情景，浩大的江水接天而来，汪洋恣肆，简直会让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大地似乎浮动起来，几乎挨上了苍穹。苍穹也不是北方的苍穹。北方的苍穹富于坚硬的质感，它和旷野的结合部永远是标准的圆形，带着一股禁锢和霸悍意味。而南方的苍穹轻纱一般，是云蒸霞蔚的虚幻，仿佛随时准备接纳你的飞翔。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水。水的浮动感使它具有了古老的神性，“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是南方特有的气韵和气势。从表面上看，南方的水和北方的大漠很有些相似，那一轮又一轮的波浪犹如荒原上月芽形的沙丘。但沙丘上是可以驰马的，蒙古马从来不惧怕沙丘，即使是沙海也毫不惧怕。飞沙如暴，热血如注，那是骑手们最乐于体验的壮观。但水却能阻止奔突的马蹄，再剽悍的蒙古马，也只能止步于沧浪之水．那仰天长嘶中该有多少英雄气短的无奈！也许就在那一刻，忽必烈领悟了南方的含义，在这里，水不光是大地的经脉，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如果说北方是驮在马背上的，那么南方就是漂在水面上的。水是柔性的东西，你用力击打一下，它漾开一点；可是你一收手，它又回复到原先的形态。这是一种柔性的坚韧，无法靠蛮力来征服的。你纵然有最锋利的钢刀，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可你也无法挥刀断水。这就是南方的水啊！它含蓄内敛，大度不羁，每一片浪花上都闪耀着一颗太阳。风是清新湿润的，如同南方的丝绸一般滑腻温婉。这水淋淋的南方激发了忽必烈的征服欲望，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以来，先人扬鞭跃马，所建立的武功堪与天公比高。但他们虽然征服了那么多地方，却除了草原就是荒漠，他们还从来没有征服过水。现在，该轮到自己了。
几天以后，文天祥到达大都，羁押于兵马司监狱。忽必烈令好生看管，待之以礼，他有一种预感：这位南朝的状元丞相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水。
16巨人的对峙
文天祥是四月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其间在建康停留了两个多月，八月二十四日又从建康登程，到达大都已是十月初一。前半程走的是水路，过了淮河以后，又改走旱路，因为自宋金分治以后，大运河的北段已经湮废。北方是文天祥没有去过的地方，时值中秋已过，满眼是萧瑟的秋景，一路上的感慨自然很多。“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离江南越来越远了，国破家亡的剧痛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临行前，门客邓光荐曾和泪写下一首《鹧鸪词》，为他送行：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天长地阔，江山如梦；鹧鸪声声，旧恨更添新愁。一路上文天祥也写了不少诗，诗中或怀旧友，或哭亡母，或伤中原凋残，或写北国风光。当然，涉及最多的，还是死。
对于死，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五坡岭被俘后，张弘范要他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他就抄了《过零丁洋》给张弘范，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曾多次求死，或服毒，或绝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