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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太久了，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心智。
在这里，产品的商品属性消失了，市场作用被淡化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切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一切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之内。历史上的大运河曾多次改道，漕运方式亦时有变革，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结起来，让南方供养北方。这种实物供养式的漕运制度，客观上压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乡村中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小民百姓们固然丧失了走向市场的欲望，就是官僚贵族们，他们聚敛财富也不是为了用于投资和发展再生产，而是把银子堆在仓库里，每年夏天搬出来晒晒太阳，寻求一种心理快感。或者用于购置土地，好在晚年致仕后有一块优游休憩的田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银子和土地才是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漕运就这样把一个封建的中国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让它在自给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
其实即使在“康乾盛世”那个时候，大运河也已经显出疲态来了。只不过那时国力强盛，舍得把银子花得流水似的，大运河就像一个用了激素的病人一般，还能勉强维持一种富态相。但这种富态不是雍容，而是虚胖，所谓娴静优雅已远离它而去了。康熙乾隆前后十二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巡视河工，游乐倒在其次。特别是康熙帝玄烨，早在亲政以前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亲自书写了挂在宫中柱子上，以备顾视不忘，这三件大事中，就有两件是与运河有关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三藩既平，玄烨即首次南巡。这次因对治河心中无数，只能先为视察，故称“视河”。原计划先经山东祭奠泰山和拜谒孔庙，但当他祭毕东岳，刚刚在郯城驻跸，有河道总督靳辅向他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康熙闻报，随即改变行程，先行南下巡视河工，待回銮途经山东时，再拜谒孔庙。他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在他的谕旨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心任事”。他自己也是“实心任事”的，河务是基本国策，不实心任事不行。
康熙的这次南巡，还引出了一场关于治河方案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皇上自己，另一方则是治河名臣靳辅。这场辩论长达三年之久，其中有具体的方法之争，也有权力场中的恩恩怨怨。按理说，在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没有辩论可言的，更何况是康熙这样的一代雄主。之所以会“辩”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靳辅不屈不挠地据理力争，一方面也是由于康熙处理得很审慎，他并不意气用事，以势压人，相反倒颇有一点民主作风。事情虽有些曲折，靳辅也曾一度被罢官，但实际上的治河方案还是按他的一套去实施的。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叫于成龙的大臣也颇为活跃。于成龙是有名的清官（前些时因为一部《清官于成龙》的电视连续剧，让他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他对靳辅有成见，一直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治河却非行家，而且既以清官名世，就处处有点求名的味道。康熙曾一度派他督理里下河工程，结果发现根本不行。这说明，清官不一定就是好官，在一个清明向上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当然是好官；只有在吏治日坏时，人们才呼吁清官，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
那么，靳辅是不是清官呢？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只用清贪二字来评价官员，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正好，康熙也曾当面向靳辅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康熙问靳辅：“你手下僚属中有谁最为清廉？”
这是旁敲侧击的说法，名为打探僚属，实为打探你靳某本人。谁不知道“长河决口，黄金万斗”，总河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辅回答得很得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属，然后才可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总河一职，但如果说一文不取，一文不与，臣也难以做到。”
为什么“难以做到”呢？听着，因为他在这个位子上也要开销，例如对手下僚属的激励赏赉，例如方方面面的应酬交际，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和摊派，等等。这些都没有正项支出，只能打到河工经费中去。
然后他又声明：“不过若谈到贪图富贵，颠倒是非，贪赃枉法，妄取钱财，妨碍公务等事，臣则断然不敢做的。”
康熙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侍卫和大学士们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又对靳辅说：“如此足见你不骗朕了。”
也难怪康熙对靳辅的“实话”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河工向来是河官借以中饱私囊的好地方，要真正做到一文不取确实很难；河工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要真正做到一文不与也很难。靳辅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也是聪明人，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像靳辅这样的官，不光皇上满意，老百姓大体上也是满意的。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最大度的，他并不是一定要你两袖清风地当苦行僧。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拿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吃过了、喝过了、拿过了，要为老百姓办事。最可恶的是有一类人，他们什么本事都有——吹牛拍马，卖官鬻爵，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却唯独不为老百姓办事。靳辅虽然不能算一尘不染，但他为治河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任所，这样的官员即使放到现在，也还是值得称道的。
可怜的康熙，几乎从他亲政的第一天起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运河，长时间地注视某一种事物，要么使人昏昏欲睡，要么使人歇斯底里。康熙是精神上足够强健的帝王，但他的雄才大略后来也被消磨得婆婆妈妈的，特别是苏北里下河那一段，大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年复一年的溃泛和修补，使那里成了大运河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康熙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冲着那块病灶而去的。
首巡视河，二巡谋河，三巡治河，后来的几次则是检查治河规划的落实情况。他对河工太看重了，因为看重而容不得丝毫的拆烂污，一旦听说有在工程上弄虚作假或经济上手脚不清的，处置都很严厉，有时甚至免不了意气用事。例如曾有人告发某河官亏空库银三十万两，康熙大怒，让九卿议他的罪，大家都说要“大辟”（一种酷刑，将人拦腰砍断）。但当时的礼部尚书韩菼认为，亏空的银子是康熙南巡时花在接待上，并非贪污，这种情况应该让皇上知道。韩菼是康熙年间的名状元，很受赏识的，但自从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被赏识了，反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皇上斥责，到了后来连有病想辞职也不准，终于死在任上。康熙对河工太看重了，他这是恨屋及乌。讲真话不仅要看对象，也要看时候的，韩菼的真话讲得不是时候，他只能咎由自取了。
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大运河似乎又有点容光焕发的模样了，这容光是“康乾盛世”的一道底色，清代上升时期那一百余年的盛世风华，都是在这道底色上打理出来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帝王，六十余年的太平天子，端的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他也曾六次南巡，而且打的旗号也是巡视河务，但他已用不着像祖父那样宵衣旰食、栉风沐雨了。他只是巡视，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余下的精力都用在游乐上。帝王的出行本来就相当排场，若一旦与游乐有关，那排场就更加倾城倾国了。别的不说，光是御舟经过的地方给纤夫准备的便桶，每县动辄万千，而且都要是新做的。御舟一过，即破碎无遗。成千上万只破碎的便桶散落在运河两岸，成为乾隆南巡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康乾盛世最后的奢侈。感谢野史笔记中的这类记载，它让我们看到的南巡不光是流金溢彩鲜花着锦的香艳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小情节。
康熙的首次南巡是在1684年，而乾隆的最后一次南巡则是在1784年，这中间正好一百年。乾隆是不是有意在祖父南巡一百周年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盛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例如：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英国的专制政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两年前，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理论物理学。
1769年（乾隆第四次南巡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而且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789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从此，“天赋人权”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鼓舞人心的一面旗帜，也成了让专制者最忌讳的一道符咒。这一年，距英国通过《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间，欧洲人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中世纪的坚冰被打碎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变革的热情和智慧的风暴席卷欧罗巴大地，从探究宇宙奥秘到发明避雷针、温度计、煤气灯、蘸水笔之类的小玩意，到处是五花八门的创造和生气勃勃的宣言，科学发现的欢呼和王冠落地的哀叹此起彼落，革命、权利、定律和定理成了一个时代最神圣的词汇。那么在东方呢？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代帝王却把精力消耗在修补一条运河上，而修补的目的无非就是维持一个王朝的衣食温饱。相对于欧洲人轰轰烈烈的足音，他们精致的修补显得那样空洞而苍白，那一次又一次盛大的南巡也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滑稽表演。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实心任事，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能越过大运河的堤岸和帆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那期间，大运河的容光焕发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徐娘老矣，韶华不再，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巧梳妆都难以掩盖衰老的痕迹。而且这种强打精神恰恰加快了衰老的进程，乾隆以后，大运河如同那个危机四伏的盛世一样，从华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妇人。
还是开头说过的那两句话：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23道光十九年
道光十九年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开京师驰赴广东。他没有走运河水道，运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够的耐性。林则徐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随行的只有马弁一名，兵丁六名，厨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轿一顶，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坐轿、大车等工钱均由自己开销。作为钦差大臣，这样的轻装简从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场，是以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另类姿态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他是奉命去广东查禁鸦片的。这一查，就查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来了。
清朝的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种矛盾和苦闷已渐趋饱和，各方面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点大事情来的。
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例如试行海运、整饬盐政、裁撤梨园、宽弛文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隔靴搔痒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赶紧打住。热闹了一阵子的海运早已偃旗息鼓，京师的漕供仍旧依赖运河，不为别的，只为保险。道光是个苛俭抠门的“老农”，四平八稳地守着一摊子家业。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农式的，忧虑中带着几分苟且。他曾在给臣子的谕旨中打过一个老农式的比方，说国家目前的景况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经大坏，只能修修补补地维持现状，断然动不得大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还比较清醒。于是房子一天天地破败下去，越破越补，越补越破，几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林则徐离京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龚自珍也离京南下，离京的原因是“因故罚俸”，这个“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当时龚自珍在礼部当一个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银六十两。一个才华盖世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冠盖如云的京城厮混了整整二十年，才从从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