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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欲望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不信玉门成畏途，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欲望。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在看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能意识到需要知识和思想，而后才能言及战略和策略，这是那一代思想家了不起的觉醒。
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