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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其上，像块阴暗的大斑点，带点铁锈色，带点土黄色，尽头赴，便是那条灰尘滚滚的公路。在这里，山顶午后的寂静之中，我喜欢想像着阿卡的屋顶，那各种各样的屋顶，平的，穹形的，还有塔楼，老的城墙，在海面上，海鸥在风中飞翔，还可以看见渔船一脉细细的风帆。现在我明白过来这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们了。阿卡，在有一天，阿拉伯士兵们穿得破破烂烂地回来了，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腿上绑着胡乱包扎的绷带，武器也没了，脸上印着饥饿和于渴，有些人还是孩子，可是已经被战争和疲惫变成了成人。在他们身后，还有女人，谈子和残疾人，这队伍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里，而当他们到阿卡城墙前的时候，他们没敢过城门，只是就地躺在橄榄园中，等着分给他们的一点面包、水和酸奶。那是春天，他们讲述了在海法所发生的一切，在老城区狭街窄巷市场里的战斗，那些横陈的尸体，背部朝天。于是他们就向阿卡城走过来，沿着大海，在广阔无边的沙滩上走了整整一天，太阳和海风，他们都要烧起来了，一直才走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城墙前。
我想起来，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城里游荡，我穿着一条很长的裙子，裹着面纱，弯着背，拄着棍子，装成一个寻找食物的老太婆，因为人家说城里有的强盗躲在难民里，他们会强奸年轻的女孩子。在城门口，我看见所有的这些人都躺在地上，躺在灌木和橄揽树丛中，就像是成千上万的乞丐。他们都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们没有睡着。他们的眼睛因为高热，干渴而圆睁着。还有人点着了火，在梅滩边，黄昏的幽暗之中，远远地照着这些被战败的脸。老人，女人，还有孩子。远远望去，这些在海滩上，沙丘里的人仿佛是被弃置遗忘在这里的一样。他们没有抱怨，他们什么也没有说。而这寂静却比叫喊和呻吟来得更为可怕。只是时不时的，有孩子会抽泣几声，随即也就停了。只剩下了海浪涌向海滩的声音，那长长的波涛一浪接着一狼，磨蹭着岸边搁浅的小船。
我在这些身体中走了一会儿，我是那么同情他们，都忘记装成一个老乞丐了，然而突然我丧失了勇气，往城里的方向走回去。在城门口，有个武装的士兵想要拦住我，他生硬地问：“你上哪儿去？”我说了名字，和我父亲的房子。接着他嘲笑地问像我，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一个人在外而干什么。我没有回答就走了。我感到羞愧，为我刚才所看见的那一切。
接下去的日子我开始听到在城市周围响起的火力相接的声音，还有震天动地的炮响．这是夏天前，德鲁兹人存哈嘎纳日日夜夜地作战。于是所有健全的男人全都出发去打仗了，我的父亲艾哈迈德也和他们一道去了北方。他把房子交给我，然后对我进行了祝福，就走了。他也是，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我才得知他在轰炸纳哈里亚的时候死了。
接着带篷卡车来了，要把城里居民带往别处安全的地方去。士兵来了，他们住进我的房子里，而我，登上了卡车。
卡车在阿卡的门前开动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目进着我们离去。卡车有开往各个方向的，往康塔拉，纳巴替，或是往南方嘎萨去的，再不就是往图尔甘，热南，拉玛拉去的。据说有的卡车一直开到阿曼的盐城，那是在约旦河的另一边昵。阿玛·乌伊雅和我都不知道我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会落到那个地步，成为那些我所看见的被弃置遗忘在城墙下的人。
奴尚难民营也许是这尘世的日日，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还能更糟糕的了，因为在这里无可希望。日子都粘到一块儿了。他们就像这细小的灰尘，无处不在，无可见，无可触，但是它可以覆盖一切，衣服，帐顶，头发，甚至皮肤，一种我能够察觉出分量的灰尘，它混杂在我喝的水里，我能够在食物里感觉到它的味道，而当我夜里醒转来，它的味道就停留在我的舌头上。
奴尚难民营有三口井，那是在干涸河的河床上凿的三个洞，周围有一圈石子，上面覆着旧的木板。清晨，黎明时分，太阳还藏在山坡后面，天尚是一片澄明广阔时，我就带上桶去打水了，这是夜里的水，清凉明澈，因为还没有人来污染它。然而打水的大队人马已经向着井的方向走过来了，都是些女人和孩子，连绵不绝。起初，我们刚到难民营的时候，还可以听得见说话声，笑声，就仿佛过里和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一个没有战争也没有牢笼的地方。女人打探着彼此的消息，到处传播着闲话，绘声绘色地谈论着什么，仿佛这一切都无所谓似的，仿佛她们只是在旅行，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她们同：“你是哪儿人？”然后是响亮的回答声，说着她们出生的地方，结婚的地方，还有孩子出生的地方：恰齐里亚，雅法，啥甘，沙法，阿穆尔，还有她们都认识的人的名字，阿卡，阿尔盖次，纳布鲁斯的老街，生活在马拜拉岩洞附近的哈姆萨，在犹卡南教士教堂旁边摆鞋摊的鞋匠的母亲玛利卡，还有住在大天主教堂那边，就是格鲁伯·帕沙用来放大炮的那间教堂那边，有三个女儿的阿伊莎。我听到了好些名字，穆哈里德，热巴，凯撒里耶，唐杜拉，雅儒尔，纳齐拉，迪特，路德，拉迈德，卡夫尔·撒巴，拉萨兰，阿斯加兰，嘎萨，塔巴里雅，路玛奈，阿拉拉，所有的这些名字都在清寒的空气里奇怪地回响着，在井的周围，仿佛它们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玛·乌伊雅太累了，所以她没法到井边去昕这些名字。于是，我带着两桶水回去，把水放在我们住的小棚屋的门口，然后我就把自己听到的这些东西讲给她听，甚至是那些我无从知晓的名字。她听着，时不时地摇着头，好像这里面有一种我无法明白的含义。我的记忆力非常之好。
这只是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渐渐的，这说话声便随着日渐干枯浑浊的泉水一道弱了，没有。现在，得把水桶小心翼翼地倒上一两个小时，让泥沉淀下去，才能把水灌到壶中。而太阳依旧每天升起，照在这越来越酸，越来越红，似乎都被烤焦了的大地上，照在细细的灌木枝上，照在耷拉着脑袋的郁郁的金百合花上，照存干涸河的河谷上，木板和纸板搭起桌的破房子上，破帐篷上，还有那些用汽车皮，汽油桶，以及用铁丝缠绕起来的轮胎做成的临时避风避雨之处。每天早上祈祷之后，所有的人都担着太阳从山坡后面升起来，除了老莱拉，仿佛她的名字就注定好了她的命运一般，因为她瞎了，瞪着那两只白白的眼球她看不见太阳。她就坐在她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嘴里喃喃有声地念着不知是祈祷还是咒语的什么东西，等人给她送一点吃的和喝的，每个人都晓得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忘了她，她一准要饿死。她的儿子在战争中都送了命，就是在海法被占领的时候，自此她便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
渐渐地，就连孩子也不再跑叫，不再在田边打架了。现在，他们就坐在破屋子边的阴处，坐在满世界的灰尘里，饥肠辘辘，活像一群狗，太阳移动，他们便也随着移动。除了在太阳接近了午线也就是分配食物的时候，他们才站起身来。
我塑着他们，这是面镜子，照出了我自己的虚弱和沮丧。这些孩子当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孤儿，或是那些从沿海的村庄里冒着硝烟炮火逃出来，身无分文，没有食物的孩子，他们童年的轮廓似乎已经被一种没有来由的衰老所吞噬了。小女孩都是廋伶伶的，弓着肩，罩着过于肥大的裙子，小小的身体仿佛在衣服里飘。小男孩几乎是光着身子，双腿弯曲，膝盖突出，皮肤是一种烟灰色，头皮上长满了癣，眼睛里也尽是虫子。我注意的尤其是他们的脸，我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因为我不愿意真的看见什么：那脸上的我不曾明白的表情，他们那种空茫，遥远，陌生的目光，燃着高烧般的火焰。当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奴尚难民营里，沿着一排排房子，沿着那些涂着沥青的纸墙，那些旧木板走的时候，我到处看见的都是这些脸，建些空茫而罐远的目光时不时地就出现在我的跟前，就像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脸，一个十六岁的我，可是已经被窃去了美丽，也许不耐烦的眸子犹在询问，但是那脸已经是一个老妇人的脸，皱纹纵横，衰败暗淡，写满了不幸，一张接近死亡的干瘪的脸。
无沧我走到哪里，看见的都是这张脸，我的脸，还有那双经脉突出的瘦伶伶的手，以及我那虚弱轻飘犹如一片阴影的身体。别人见到我都调转过目光，或者刚好相反，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躲在他们的袍子里，就像是躲在岩洞深处，什么话也不说，但是目光里有种沉默的疯狂。
现在，即使是在井边，女人也不再谈论了。她们不再抱怨，不再念叨那些城市以及失踪了的人的名字了。一个夏天都没下雨，井的水位继续在降下去，系着绳子的水桶放下去，在泥泞的甚至是乌黑的井底刮撩着。
水越来越少了，我们于是不能洗澡，也无法洗衣服了。孩子们的衣服弄上了各种各样的污迹，粪便，食物，泥巴，女人的裙子也因为积满了污垢而变得硬梆梆的，就像是树皮。
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黑着脸，头发缠结，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腐肉的气味，闻得我直犯恶心。我们这时和一个沿海一带（萨尔加）的农妇住在一起。她身上的那股味道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只好夜夜搬到外面去睡，蜷缩在一张旧屋顶下，躺在满路灰尘之中。
只有当我可以远离难民营的时候，我才感觉好些。一大清早，我就一直爬到石山顶上，老纳斯的坟墓那里。有一天，在路上，我第一次看见一只牲畜渴死了。这是塞伊德的一条白狗，就是老纳新小儿于塞伊德，我认识这条狗，因为老人对它很好，在他将死的时刻，它经常躺在他的身旁，前肢趴在地上，头竖着。我好像没有听说它有名字，可是那时老人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跟着。老人死的时候。狗一直跑到山上，他的坟墓旁，第二天才下来。而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它都登上山坡，一直到夜幕降临才下山。但是水变得越来越珍贵了，而这天早上我碰到它时，它正在死去。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声音很大，我在下面就听见了。它躺在灌木丛中，在初阳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它显得那么瘦弱，那么无力，就像是一团斑点。我走近它，抚摸着它，可是它没有认出我来。它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了，眼睛呆滞，身体在轻轻地颤抖着，黑色的舌头肿着，伸在嘴巴外面。我一直陪它到最后，就坐在地上，此时太阳光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令人晕眩。我想起了老纳斯说的那句话，他不断重复着就像是重奏一般的那个问题：“太阳不是照耀在每个人的身上吗？”此刻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天际，毫无希望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孩子们的脸庞，炙烤着正在死去的狗的皮肤。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一切，这样的一种不幸，就是这种阳光的力量，那么的无情，就在被它炙烤着的大地上，生命在中断，在消逝，每一天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东西被夺走，这痛苦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盲目，不可理喻，如同老莱拉在她岩洞里的喃喃低语。
就是因为这个萨迪·阿布·塔里布．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巴达维人，不识字的他听说我曾经在阿尔一加萨上过学，便要我把我们在这里，在奴尚难民营所忍受的一切写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不忘。我听了他的话，因此我把这里的生活一日日地记下来，记在我随身带的这本学生用的簿了上。我的父亲艾哈迈德在他出发去那再也无从回来了的北方之前，想要教会我读书认字，像个男孩那样，因为这样我就能读懂《古兰经》，能够算账，还能像其他上学的男孩一样解决几何问题。他又怎么能够想到有一天我会用这些知识来写一本回忆录呢？但是我觉得他是赞成的，所以我听了萨迪，也就是巴达维人的话。
这也是为她写的，就是那个在我簿子上方写下她的名字的女孩，在拉顿泉附近的公路上，艾斯苔尔·格莱美，我希望她有一天能读到这本日记．希望她有一天可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来。就像那一天，她向我走来，而我在她的脸上读出了我自己的命运。在那么短暂的一瞬之间，我们彼此交融，仿佛我们一直以来就注定要在此相遇。有一天我记完了这车簿子，我会把它交给一个联合国的士兵，让他把这些回忆转交给她，找到她所在的地方。就是为了这一点，尽管我被孤独和疯狂包围着，我仍然有无穷的力量要把它写下去。
我刚才在说那条白狗死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