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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根据茅盾的计划，《虹》的续集应该是题为《霞》的，但是此书从未写出。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30）参见段百玲，《茅盾与中国报告文学》，收入全国茅盾研究学会编，《茅盾研究论文选集》上册；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七）。
（31）见茅盾本人对速写与报道文学的描述，《关于“报告文学”》，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
（32）见Mao Dun（茅盾），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中国的一日，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trans。and eds。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C。K。Hsieh（谢正光）with Janis Cochr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xiv…xv；亦可参见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
（33）茅盾，关于编辑《中国的一日》的经过，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亦可参见赵遐秋，《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史》。
（34）Mao Dun，“An Announcement of Calling for Essays，”（《征文启事》），in 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app。A，trans。and eds。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C。K。Hsieh with Janis Cochran。
（35）Yu…shih Chen，Realism and Allegory in the Early Fiction of Mao Tun。亦可参见朱德发、阿岩、翟德耀，《茅盾历史小说的创作特色》，《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张平，《评几篇历史小说》，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天津人民，一九八四）。
（36）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
（3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38）时空型（chronotope）一词出自巴赫汀（M。M。Bakhtin），指的是叙事将时间与空间之交互关系加以概念化及呈现的方式。根据巴赫汀，在文学性叙事的时空型里，“空间与时间的指数融为一体，成为细密思维下具体的一个整体。时间是会凝聚的，会变得有血有肉，在艺术上得以看得出来；相同地，空间也会变得与时间、情节、与历史的运动相呼应。这个轴线的交错与指数的融合就是艺术上时空辐辏点的特征……时空辐辏点作为一个形式上的组成范畴，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也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人的形象在內涵上其实永远都是一种时空型。”见M。M。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ed。Michael Holquist，trans。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3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40）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
（41）茅盾，《农村三部曲·秋收》，《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卷八。
（42）有关《春蚕》中反讽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M。A。Abbas and Tak…wai Wong，“Mao Dun’s‘Spring Silkworms’：Rhetoric and Ideology，”in The Chinese Text：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ed。Ying…hsiung Chou（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6）。
（43）例如，Dominick LaCapra，Soundings in Critical Theor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44）例如，庄钟庆，《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的独特性及其评价》，收入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现代文学论集》（长春：吉林人民，一九八〇）；何家槐，《茅盾的〈春蚕〉、〈秋收〉和〈残冬〉》，《文学知识》一期（一九五九）；洛夫，《评〈春蚕〉》，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Feng Wu，《关于“丰收”的作品》，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荃麟、葛琴，《残冬分析》，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
（45）毕树棠，《多角关系》，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
（46）茅盾，《多角关系》，《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卷四。
（4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4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49）批评家也将《子夜》与其他大型小说比较，例如《战争与和平》。可参见林海，《子夜与战争与和平》，收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
（50）例如，参见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收入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三）；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86）。茅盾的否认可见《我走过的道路》下册。
（51）Mao Dun，Midnight（《子夜》），trans。Mengxiong Xu and Barnes A。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57）。
（52）参见陈清侨与高利克关于《子夜》开场的讨论，分别收入Stephen Chingkiu Chan，“The Problematics of Modern Chinese Realism”，以及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53）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54）关于吴荪甫的角色讨论，请参见罗宗义，《吴荪甫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四期（一九八〇年七月）；陈诗经，《论吴荪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四期，（一九八〇年七月）。
（55）“解体中的合作”（disintegrating ensemble）一词借自L。S。Dembo，Detotalized Totalities：Synthesis and Disintegration in Naturalist，Existential，and Socialist Fiction（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不过登博（L。S。Dembo）乃是以此词形容沙特（Jean…Paul Sartre）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间的文学生涯。
（56）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第三章 革命的情境与情节
——茅盾的小说政治学
《我走过的道路》书影一
《我走过的道路》书影二
茅盾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之后，他以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诠释。茅盾首先是一个党员和理论家，然后才是文人。基于他对意识形态与文学的献身、对社会/政治议题的大胆处理以及参与共产党党内外斗争的不凡经历，茅盾实在称得上是一九三〇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小说家。然而，茅盾之所以在今日仍然吸引我们，倒不是因为他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阐明了何种政治现实或意识形态真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话语中混杂的不同声音，这些噪声跟他殚精竭虑阐发的长篇大论的意识形态一样值得瞩目。
茅盾的小说为写实主义美学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理宣言与党派路线，还有背叛与皈依等主题提供了一个竞技场域——每个话题各显神通，彼此争斗，最后竟使他原先期望厘清的议题混淆不清，令人目眩。例如，茅盾关于自然主义小说的理论和实践，就在左翼批评家圈内造成激烈争论，彻底反讽地揭露了致力于讲述“真理”、“真相”的话语其实暗存着层层监控与自我审查。他自言在左拉与托尔斯泰之间——或“为人生而艺术”与“为革命而艺术”之间，犹豫不决——这正显示五四一代作家典型的两难处境。不过他的摆荡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骨子里自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茅盾在一九二〇年代后期神秘地失去党籍，却仍然与中国共产党维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加说明作家暧昧的动机与其写作背后复杂的政治运作。正如他的笔名所暗示的，“矛盾”才是茅盾写作的中心；他的作品一方面建构意义，一方面又不断地（自我）否定意义。
因此我所谓的“政治小说”，指的不仅是以描写政治理念与环境的小说，也包括小说的写作与阅读，文本间（inter…textual）与文本内（intra…textual）的叙事辩证现象。换言之，我要处理的，不只是有关政治的小说，还涵盖小说的政治（2）。
在通过小说来表达政治主题的过程中，作家需要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文本格斗之诡谲多变并不亚于文本要描述的政治内容（3）。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文学形式可能正是意识形态永恒争斗的战场；文本与语言既可忠心耿耿地为作者代言其立场，但一转身也同样可以成为背叛（自我）的媒介。政治与美学之间的二分，即使存在，也绝不像以前欧文·豪（Irving Howe）等批评家宣称的那般一清二楚（4）。这一章的篇幅有限，我在此只准备处理茅盾政治论述中的四个层面。第一个部分，揭示茅盾如何由误读西方前辈的作品而发展出自己的自然主义小说理论；第二部分则描绘茅盾在其女性/女性主义主题与人物中所表现的性别政治与欲望；第三部分将定义茅盾两部政党意味最明显的小说中，有关背叛与自我否定的辩证；最后一部分则从反讽观点——茅盾的矛盾立场——来重新评估茅盾的政治论述。
左拉还是托尔斯泰？
虽然文学改革不见得与政治变动同步进行，但五四小说倒的确是由政治所驱动，因此对五四小说，也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辩证来阅读理解。“政治小说”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借自日译的新名词。在梁的传世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氏赋予小说绝高地位，认为足以变化人心，强大国家（5）。夏志清与米列娜（Milená Dolezelová…Velingerová）都曾经指出晚清文人所称道的政治小说的两大功能——载道说教，移情化性——并非来自西方的小说传统，而与传统佛教和儒家文学观遥相呼应（6）。小说的政治功能论又为五四一辈如鲁迅者进一步巩固。鲁迅笔下理想化的摩罗诗人就是明证（7），而他本人自述在一九〇六年弃医从文的经过亦是如此（8）。
茅盾及其多数同道都相信中国现代文学应该为一个严肃的目的服务，而知识分子应有启发众人的义务，使其认清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在一九二三年的一篇文章中，茅盾声称：“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9）
茅盾的言论之所以引人注目，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将小说负有政治功能的说法导向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主义，因此给原本模糊的论述赋予了形式活力；第二，他试图建构一个可行的框架，用以同时支持他的西方文学知识和政治观点、美学认知和小说创作实践。这些造就了茅盾个人标签鲜明的自然主义。批评家常常认为茅盾的自然主义不过是流行的写实主义别一种称呼罢了，因为他并没有呼应西方自然主义大师如左拉或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等人的论调。不过这一点却正是笔者思考的起点。即使茅盾提倡自然主义之举只是称呼上有别于写实主义，他还是提出了一些极具争议的观点。他对西方自然主义的误读或许真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和当时条件限制，但问题是：就算他对自然主义有通盘了解，他是否还是会选择“误读”，从而将之融入他的社会/历史情境里去？
粗略地讲，茅盾的自然主义至少包括四种来源：左拉对人类情境的决定论观点，托尔斯泰对宗教启示与转化能力的渴望，中国共产主义意志至上的理想，政治小说激进面貌下的儒家载道思想。这其中的每一种观念都有特定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倾向，彼此并不能相容。然而茅盾却将它们凑合起来，可见他的自然主义本出自一个“不自然”的组合；看来自主自发的论述，其实暗藏不少紧张与裂隙。不过最吊诡的是，茅盾的误读却也暴露了这四种思想来源间，有着相通之处。所以在解析茅盾的自然主义理论时，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想想左拉与托尔斯泰是否真的南辕北辙；而中国共产主义对艺术功能的解释是否又真的比儒家文以载道的古训更进步。
因应左翼同僚强烈攻击《蚀》对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晦暗描写，茅盾写出《从牯岭到东京》，提出以下的响应：
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其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