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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将从前奉为神圣的金科玉律历史化，动摇了任何内化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又忙不迭地开出替代品，泄漏其对“定律/真理”（real/Real）本体论式的渴望。他们强调像“客观”、“距离”这类写作律条，却又希望以此律条激起同情，博取承担。论者早已指出，现代中国写实主义发展的“情节”犹如悲喜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写实”到“现实”主义的转折，历历可数（4）。这一矛盾如何影响中国现代写实/现实主义小说，以及我们讨论的这三位作家如何面对这个矛盾，就是本书的主要关怀所在。
鲁迅及其前辈处理现实的新方法，首先可以用“形式陌生化”（formal 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5）。为了用文学来诊断中国的病症，鲁迅必须先建构一个充分有效的叙事方法；要再现现实，必须先找到再现现实之“道”。在这方面，鲁迅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融入中国的叙述规格里，并为晚清小说家描写现实的努力，找出另起炉灶的可能。学者如韩南（Patrick Hanan）及西曼诺夫（V。I。Semanov）等研究鲁迅对十九世纪欧洲叙事模式与晚清叙事模式的接受与改换，早已为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打下坚实基础（6）。
任何“形式陌生化”的尝试都牵涉到时间长流中新旧现实观的对话。就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而言，其首要的动机在于借由文学促进改革与革命。在这样的号召下，不管传统的经典小说所刻画的现实如何生动，也往往会因为无法配合时代对主体和形式的需求，而被讥为“不写实”。鲁迅的小说原本立意与旧的、不写实的文学传统划清界线，却因此见证了任何奉现实之名的写作所引起的辩证——为动态的现实赋予形式与为该形式找到历史脉络的辩证，超越时间与铭刻时间的辩证，美学净化作用与规范性的（7）、追求“模仿”（mimesis）与“逼真”（verisimilitude）效应的辩证。在此，“模仿”指的是对世界客观存在亦步亦趋的仿拟，而“逼真”则强调任何仿拟行为中，让人“信以为真”的文化/历史动机（8）。当然两者都必须包含语言媒介的介入。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叙事内在与外在的传承动因，那么不论“模仿”或“逼真”均属空谈（9）。
既然如何再现现实，再现什么样的现实，或者现实如何被接受、如何被信以为真，都有历史无所不在的因素，那么“模仿”的实践就必先预设“逼真”的动机，现实的再现因此永远来自多方考虑（over…determined）。这就使我们注意到——而非抹消（如传统以为的）——现实的不可捉摸性。如此一来，我们更可以理解隐含在鲁迅自膺的“写作”的道德使命、与他写作的结果间的矛盾。尽管他一开始就昭示重新捕捉并改造现实的用意，但他却总难为心目中的真实提供一以贯之的意义，反而更揭露了意符与意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断层（10）。如此这般的写实主义彰显出重重矛盾：为现实（the real）命名的努力或引生了对“真实/真理”（the Real）的逾越，或是否定。鲁迅所形成的写实主义论述于是引发了一个反论述（counter…discourse），一个寓言式的潜文本，并泄漏出真实的应然与真实的实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鲁迅的故事将社会现况做了动人的呈现，也同时告诉我们“真实/真理”（Reality）是如何透过文字的媒介，一再地消失与重现。
重读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可以为以上的观察提供一个范例。评者早已论及这篇小说中的寓言层面。不论其含义如何丰富，归根究柢，我们可以说《狂人日记》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诞生的一个寓言。这篇小说横跨可解与不可解的心理/意识形态脉络、可读与不可读的语言符码，由此戏剧化地呈现鲁迅（以及当时作家）如何尝试与传统叙事体系划清界线、努力追求新声。值得重视的是，这一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论述的啼声初试，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对写实写作本身困境的反射。它引导我们叩问作为主观内涵存在的现实与作为历史决定下的现实之间，以及作为现实反映工具的语言与武断限定“真实”的语言之间，种种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都指向现实与愿景、写实与寓言间永恒的辩证。与传统的评论正好相反，我以为鲁迅的魅力并不来自他能够抚平这些紧张关系，而恰恰在于他意识到他对这些紧张关系的无能为力。我将从语言、叙述形式、心理分析、认识论与意识形态、历史与诠释学等五个面向来分别讨论。
首先，《狂人日记》向来以其框架式叙事与两种风格强烈相对的形式设计而闻名：小说开头简短的介绍部分是由不知名的叙述者用文言讲述的，而正文——即狂人的日记部分——则使用白话文。框架型叙事其来有自，作者声称自己只是作品的传抄者，因此以透明的中介身份出现，造成仿真的假象。这样的先例在西方固不可胜数，而晚清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中国晚近的先例，鲁迅必然相当熟悉。“框架部分”将故事的中心部分置入特定脉络中，使得阅读与诠释有所凭依，更让我们产生一种“信以为真”的错觉。不过，故事的中心部分也同样要求实事求是的阅读，而这也是鲁迅之所以要讲故事的动机所在。白话的运用使得故事更平易近人，也更像是接近现实。“被置于框架中的”叙事部分因此又将周边故事置入特定脉络，表明文言的使用只会阻挡读者贴近真实。于是，鲁迅以语言的形式，将现实问题重叠，并使人注意到传述真实之际，叙事与语言的不稳定情况。
其次，语言符码的断裂又带出中介（mediation）的问题。虽然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未必平行，但不可讳言地，五四前夕的白话文运动的确表明，改革社会、政治现实的欲望可以落实在改革论述与写作的真实性上。幽禁狂人的“铁屋”不只是一个空间的禁锢，更是语言的牢笼。狂人以白话与西式语法表达自己，与框架部分典丽的文言对峙，如此一来他所陈说的问题就包括了两者的龃龉。对他来说，意符与意指还有他所看到的世界与他应当看到的世界，便再也不能贴合了，只剩下他的日记犹作困兽之斗，要以（尚）未被社会所认可的话语来为他所发现的真实命名。
《狂人日记》点明了写实主义叙事中各种声音的辩证。十九世纪西方写实小说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声音（voice）与视界（vision）的复杂性越来越有自觉。作家穿透个人的心理，以客观观察的名义，将它与浮动的社会/历史意识连结起来，然而这个观察其实受制于隐藏作者（the implied author）的全知知识。正如热奈特等批评家注意到的，叙事中“声音”的作用比叙事者或任何角色的话语都大得多。声音的观念与视角密切相关，它规范了叙事与其对应物之间的关系（11）。不论是第一或第三人称、限知或全知、部分或完全可信赖，写实的声音都提供各种切入点，将作者/读者的主观与描写下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且要求被听见。
《呐喊》书影1
《呐喊》书影2
鲁迅对声音功效的迷恋可由他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呐喊》——一见端倪。《狂人日记》可以读成一个要大声说真话的狂人陷身于一个充耳不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当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障碍变得无法跨越后，狂人的（也是鲁迅的）声音只有转而向内，以日记的形式出现。外界的现实使狂人噤声哑口，只能喃喃自语。但是这便是问题所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作者又何必要写一个关于话语有去无回的故事呢？这里鲁迅的问题与其说是德里达（Derridian）式声音/书写的二律悖反问题，倒不如说是他对有意义的对话是否能够成立，深深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故事结尾，沉默降临，再次点出狂人（与鲁迅）面对言语时的两难困境。一旦狂人的呼喊沉静下来，他所代表的主观真实也随之声销迹匿。
我们也应当注意位于故事边缘的那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他的声音往往被读者忽视。这个叙事者的位置十分暧昧，他或者是清醒自信的社会大众的代言人，或者是狂人呓语的被动传述者，又或者是扩大狂人呼喊的帮手。不论他的角色为何，他都以否定的方式召唤我们对狂人日记的注意。尤其当狂人的声音被框架部分叙事者的声音所掩盖吸收时，一个有若腹语者的文本便随即出现，一方面促生、一方面又压抑它的潜文本。我们是透过叙事者的声音才听到狂人说话的，我们必须接受叙事者的评语才得以进入狂人的世界。故事最迷人之处，并不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简易二分法，而在叙事者与狂人的声音之间令人迷惑的对话回声。
第三，《狂人日记》描写的主题是疯狂，而这个主题又引领我们进入了鲁迅处理现实的心理与喻象层面。众所周知，鲁迅特别关心与疾病和死亡相关的题目，他的《药》、《孤独者》、《父亲的病》等作品都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取向。然而，他更关心的其实是另一种病——道德的病、意识的病。如《呐喊》所述，鲁迅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全力治疗中国人精神上的病。
鲁迅所描写的疯狂，并不只是心理、行为上的失调，更是一个心灵在试图了解现实与理性时，所产生的一种偏颇的反应。《狂人日记》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狂人并不狂，反倒是那些迫害他的人才表现出错置现实的病症。这当然与中国传统名士的“狂”相互辉映。以拉冈（Jacques Lacan）的术语来说，狂人的呓语揭露了正常世界中象征锁链的断裂，并且把我们推回想象失落的压抑境界。疯狂仍是观察及谈论世界的一种方式，只是这个方式被视为混乱的未知，而遭到噤声、排除、监制。由此看来，《狂人日记》可以视作一则人们如何以叙事来定义及/或否决理性与现实的寓言。
因此，《狂人日记》所描述的狂症，像是妄想症、分裂症、幽闭恐惧症等都不只是心理方面的症状，故事中的医学问题其实需要隐喻式的解决。如果说狂人可比为摩罗诗人或尼采式超人的话（12），那么他的病就可视作一种借喻，戏剧化地呈现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作家对真实的洞察，以及他使尽全力维持叙事及理性化的尝试。
然而，如果鲁迅将疯狂隐含的暗喻，要求解放被压抑的真实/真理，他无疑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如果狂人的呓语指向一种隐喻式的言谈，那么这个呓语也必须不断引申出寓言化的、甚至约定俗成的解读与再解读。正如故事的框架所指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对疯狂的断定及排斥，才有可能将客体与主体、意识与无意识、真实与非真实区分开来。与此相对，故事的中心部分则在疯狂与理性之间、幻觉与现实之间回转盘旋。如果将鲁迅的叙事策略推到极致，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任何想在写实的论述中落实意义的努力，最多落得个事倍功半。我对这篇故事的解读与传统对这篇故事的看法相反。我认为鲁迅的批判立场之所以耐人寻味，正是因为狂人并没有比他所谴责的吃人礼教，来得更为理性。
第四，既然《狂人日记》并不止于临床诊断的疯狂，而是对疯狂的譬喻式读解，这篇故事就引领我们进入写实论述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情境。的确，故事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种所谓“真理”彼此竞争。近年许多研究（尤其是傅柯式的研究）已提出，疯狂与理性二者并非全无交集。疯狂既非神秘的黑暗世界，也非心理疾病的孤岛；它其实是一种医疗与知识空间，在其中各种不同的知识与理性系统，持续争夺真实与理性的发言权（13）。狂人与鲁迅都把日记的叙事当作一个诠释的过程，经过此一过程，真理才得以发觉，混乱终归重获秩序。正如狂人所说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14）他的日记急切地要厘清所观察与接受到的事物，并建立新的知识系统。职此，故事的楔子部分不仅是一种现实语境，使狂人的日记可被理解，更是一个知识论的陈述，将理性与非理性、健康与疾病、真实与幻想区隔开来。
在鲁迅看来，此一定义“真实/真理”的诠释势必引起同化、迫害、自然合理化（naturalization）、审查等等政治手段的联想。这不仅见于弥漫全篇的隔离、迫害、心理改造、窒息的铁屋、幽闭恐惧症等意象，更表现在故事框架本身上。叙事中充满了检查、推测、控告、监禁、处死等例子，而狂人这样的境遇也为中国现代写作的命运做了绝佳的预言。
不过，在鲁迅对非真实与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排斥态度之下，却潜伏着他最暧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