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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声、炮弹以及烟雾中，唯一可辨识的角色是游击队的石队长。老舍对这个角色存有出乎寻常的尊敬，因为他是老舍以及他笔下知识分子人物无法企及的一切质量的化身。在小说中段，他的表现像是传统的侠士，披星戴月地调查丁一山的死因。不过他的英雄气概要到最后一战才完全展现出来。在混乱中，“石队长却清清楚楚的知道哪里有几个人，哪个人是干什么。他极忙，极沉着，他像一根有力的鞭子，抽动着战斗的陀螺。……他跑，他跳，活像一条去交战的豹子。……他已经忘了自己是肉作的任何活东西。……只要他前进，他觉得，就没有东西能挡得住他，他是飞着的，带着呼哨的，能把山打破一块的，炮弹。”（33）的确，石队长并非血肉之躯。他以童子军式的勇气与热诚来战斗，几乎成了老舍爱国儿童故事里的人物“小木头人儿”的翻版。战役最后在日军临时军火站的大爆炸声中结束。
老舍似乎对爆炸与大火的毁灭性破坏力量情有独钟。这样的场面在小说结尾发生了两次。他的英雄石队长在第一次爆炸中侥幸逃生，逃出城外，在一个乡下房舍避难。当他发现日军正朝他的藏身之处而来，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掷向他们，然后引火自焚而死。爆炸和大火令人想起（我们下一节将讨论的）《“火”车》这篇小说里炼狱般的场景。虽然暴力与死亡被描写成战争中的必要之恶，但老舍对这种玉石俱焚的非理性力量，显然不能轻易释怀。当战役达到最激烈的时刻，游击队、日军以及人民正面交锋，一同赴死，“头拚着头，手挨着手”；我们“分不出谁是战胜与战败者；侵略的野心与复仇的狂热使大家的血流在一处。”（34）
《火葬》的结尾安排石队长壮烈自杀成仁。有鉴于老舍的作品一向游走死亡与混乱的边缘，我们大可说老舍不只写出了个牺牲小我的烈士故事，同时也为他不能忘情的“自毁”主题，找到个顺理成章的出路。如果重拾隐喻式的阅读法，我们恐怕要说石队长自杀、这本书终于走到尽头，老舍自己也一定如释重负。于是石队长
等着化为灰烬。他完全无忧无虑，只觉得生命随着鲜血往外流泄。慢慢的，烟充满草屋，迷住他的眼。他觉到憋闷，心中可是很平安。他完成了他的——一个军人的——任务。（35）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老舍的叙事恢复了诗意的泰然。像石队长一样，老舍似乎也完成了他在这场战争中应尽的义务。无论结果是好是坏，真正重要的是他做了没有，而不是他达成了什么。
不成问题的问题：爱国短篇小说
老舍在战时只发表了两个短篇及中篇小说的集子。虽然这两个集子也是奉爱国之名而写，所投射出的战争形象却大不相同，因此也呈现了老舍对民族主义、对抗战文学的不同态度。如上所述，老舍原来是不计代价地献身战争文学。但随着战事继续，他的写作不仅在理论上出现缝隙，有时甚至——即使是无心地——反噬了他的初衷。
《火车集》书影
一九三九年的小说集《火车集》收入老舍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的作品。九个故事中只有三个故事与战争没有明显的联系，而如果将这两类故事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抗战文学的概念如何对老舍逐渐产生影响。中篇《我这一辈子》延续了他在《骆驼祥子》中表现的对社会弱势的人道关怀。“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36）这篇小说是一名老巡警对过去的回忆，详细记述命运如何一再玩弄他，终于将他推向绝望的悬崖。老人以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方式，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少年时如何做葬仪；年轻时在亲戚间如何又聪明又讨人喜欢；婚姻“完美”，但最后老婆却与他最要好的朋友跑了，留下两个孩子给他；以及巡警的日子如何艰苦；北平的各种政治动乱；他那个也当巡警的儿子怎么突然夭折；还有他最近新得的大包袱，也就是怎么养大他的孙子们。
《正红旗下》手稿
《正红旗下·小人物自述》书影
与《骆驼祥子》一样，这个中篇的取胜之处就在于对北平底层人民生活做出生动有情的描绘。故事也许悲惨得很，但是老舍对北平生活的执迷，不论好的坏的，却昭然可见。其中的叙述张力到了稍后的《四世同堂》会浮现得更清楚。由老舍的自传小说《正红旗下》来判断，这篇小说似乎有所本。例如老巡警很可能就是根据老舍的父亲以及一名表哥为原型来写的（37），而其生活方式的描写也指向一个下层满洲人的生活圈子。
最令人注目的是老舍对小说叙事声音的处理。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以疲累、甘苦尽尝的语调娓娓道来。他的回忆有着内省的敏感，因此不致成为单纯的社会控诉或自怨自艾。这个老巡警不是简单的人物，虽然一生到头是一场空，往日的得失悲喜仍然有他值得回味之处。他观察北平的政情民情，自有一种世俗智慧。整篇小说里，怀旧与玩世、回忆与绝望相互交错，使人重新思考小说题目——《我这一辈子》——的涵义。
另一篇与战争没有明显关系的故事是《兔》，处理的是一名京戏乾旦大起大落的生涯。这名年轻旦角为了前程，陷入同性恋的交易不能自拔。在此老舍写出一种颓废的引诱，使主人公的命运注定沉沦。老舍一向擅长以狄更斯模式嘲弄社会邪恶；他的恶棍通常可恨而又可笑。然而《兔》所塑造的恶棍与受难者的形象却更为阴郁而且充满色欲暗示。当他笔下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步一步被诱向堕落时，老舍所刻画的世界令人联想起巴尔扎克的巴黎故事，权力、金钱、性，与邪恶一起编成一张魔网，燃起所有想要向上爬的人的欲望，然后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摧毁他。作为叙事者，老舍似乎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股邪恶的力量一步一步掠走年轻旦角的名声、财富以及他最后的生命。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火”车》都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这篇小说写于老舍乘火车逃离济南之前，却似乎预演了他的逃难经验（38）。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战前不久。这次火车不是带难民离开家乡，而是载乘客回家过年团聚。虽然没有日本军机轰炸的威胁，但火车上却有一队军人，他们带了一大批给将军祝寿用的烟火。二等车厢的乘客都是最后一刻从别人手上接受来的免费车票。至于军人，谁说他们旅行还需要票呢。
这节二等车厢清楚地象征了一个由小官僚、投机分子、中级公务员和军人组成的小型社会。这也是一个趋炎附势的社会，人人严守虚假伪善的规则，绝不越雷池一步。然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怀着回家团圆的焦急渴望。要是他们在工作上更有成就些，大概也就不必等到大年夜才揩油搭车回家了。老舍讽刺这些人的嘴脸，毫不留情，但是对他们贪便宜的小家子气却不乏同情。在老舍看来，这节车厢里终究没有谁是生命真正的赢家。当同情与犬儒玩世的界线逐渐模糊，老舍下笔也就更成熟了。
这个故事的风格简洁爽利。老舍很明显在制造一种节奏，呼应着火车的律动以及乘客不耐又兴奋的情绪。他对人物的姿态快笔速写，相机般的视角迅速地由一景移到下一景，简短的字句以令人喘不过气的速度推进。整个叙事方式好像是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中，随时都会爆裂成碎片。老舍就是这样把写实的片段转变成一个印象派图画的拼贴：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轮声这样催动。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树村坟集团的往后急退，冲开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后退；下面水点白气流落，落在后边；跑，跑，不喘气，飞驰。一片黑，黑得复杂，过去了；一边黑，黑得空洞，过去了。一片积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过去了。但是，还慢，还慢，快去过年，还不到家！……抱着扯着一列灯明气暖的车，似永不撒手，快去过年，还不到家！（39）
然后故事起了剧烈转折。两名乘客相见言欢之下，烂醉如泥。其中一个点燃香烟，随手把火柴丢在一旁，结果马上引燃了空气中早已弥漫的酒精。于是我们看见了中国现代小说中最难忘的一幕。这两名乘客的脸、身体、行李全烧着了。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们冲撞其他熟睡的乘客，把大家都烧了起来。同时，烟火也开始爆炸了。一个兼做鸦片膏走私的茶房早就麻醉得人事不知，却“急坐起，烟，炮，火光，不见别物。身上烟膏发奇香，至烫，腿已不能动，渐及上部，成最大烟泡，形如茧”（40）。火延烧到顶点时，感官与幻觉也合而为一了：
火……若狂喜，一舌吐出，一舌远掷，一舌半隐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联烧，姿体万端，百舌齐舞；渐成一团，为火球，为流星，或滚或飞；又成一片，为红为绿，忽暗忽明，随烟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若惊浪；吱吱作响，炙人肉，烧毛发；响声渐杂，物落人嚎，呼呼借风成火阵；全车烧起，烟浓火烈，为最惨的火葬！（41）
灾难发生的当儿，火车仍旧毫不稍停地经过一站又一站。站上的人们似乎看见了这节着火的车厢，却漠然不顾。火苗最后延烧到三等车厢，造成了更多死亡。
多数读者看到这个充满如此暴力与残酷的故事，都难免悚然变色。老舍的“火”车在雪夜奔驰于华北平原之上，车厢里满载着小丑般的人物，浑身是火，嘶喊着跳窗逃命而不免粉身碎骨——写实与奇想便在此交会。然而即使是最恐怖的片段里，我们还是注意到那些充满戏剧力量的形象，譬如上面引述的火舌的舞蹈。老舍一向喜欢以黑色幽默与死亡之舞（dans macabre）来衬托他笔下可悲的人物；连《骆驼祥子》结尾悲戚的送葬场面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节庆感。但他之前的作品从来不曾表现出如此玉石俱焚的倾向，更不用说是如此蔚为奇观的毁灭了。就这一点来说，这场同归于尽的大火与爱国小说《火葬》似乎有点关联，因为那部小说中火也是最重要的事件。
我们大可臆测《“火”车》象征了老舍在战争前夕面对自己与国家命运的焦虑。但在自传成分之外，这个故事再次彰显了老舍对一个非理性世界中、任何努力终归徒然的看法，而战争存在与否还不是最紧要的事。祝寿的烟火、揩油的车票、鸦片，回家的愿望等都可看作是方便的象征，嘲弄人们不堪一击的幻想和虚荣。《“火”车》的故事似乎与山雨欲来的战争没什么关系，但却捕捉了一个灾难一触即发的社会里，那种坐立不安、瞬息易变的情绪。
《火车集》里的另外六个故事都以抗日为主题。若说这几个故事都是粗制滥造，未免有欠公平，但它们的确都显现老舍急于写出刺激的情节，不像以往一样深入事物的底层。老舍希望例举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及期待，并为读者指出“正确”的路。然而我们的焦点是，老舍如何以各种不同的叙事模式来记录这些改变，间接也透露自己的改变。
《蜕》刊载于《抗到底》（4期〔1938年2月〕）
一开始，老舍认为战争唤醒了中国，形成新的道德意识。正如他未完成的小说《蜕》（一九三八）的书名暗示的，战争迫使中国人经历痛苦但必要的蜕变。所以，学生认识到课堂以外的责任，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连老人都自愿掩护年轻的游击队活动（《人同此心》）。这种对改变的期待像魔术一般，足以让代沟消失（《杀狗》）；让真爱出现（《一块猪肝》）；让同胞之情更强（《人同此心》）；让婚姻关系受到考验（《一封家信》）；让社会的坏成分受到公众的嘲笑（《东西》及《浴奴》）。我们几乎要以为虽然日军占领之下，虽然有残酷的追捕、羞辱、杀戮，但战时的社会竟比战前有更多脱胎换骨的机会。
不过，尽管这些故事充斥爱国修辞，但每当现实因素切入，一种不确定感便油然而生。这在老舍处理主要人物——多半是学生及都市知识青年——时看得特别清楚。他试图将正面质素注入到他们身上，结果却常常把他们描写成眼高手低的人物。他们动不动就颠踬踉跄，因战争而受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动的决心，而是因为他们给自己的任务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因此与老舍意愿相反，一出因爱国而“蜕变”的好戏往往有变成身份错乱的悲喜剧（tragicomedy）的危险。例如，《人同此心》里的学生暗杀队与老舍心目中的理想英雄算是最接近的了，但他们的暗杀活动与其说让我们血脉贲张，倒不如说更担心他们力有未逮。别的角色，例如《杀狗》的杜亦甫、《一块猪肝》的林磊、《一封家信》的老范等，就更加脆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