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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家庭是冠家，这一家是胡同里最富裕也最恬不知耻的一家。冠先生和他那位又胖又爱穿红衣服的夫人——绰号大赤包儿——都是狡猾的投机分子。他们俩出卖钱家，一开始就赢得了日本人的宠渥。而冠家里面也不得安宁；冠太太、姨太太以及家里两个女儿之间的争闹从不休止。
《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书影
这三个家庭的安排自有主题上的模子。而且祁家三个孙辈的设计似乎也借此延伸。老大瑞宣是个敏感、正直、顾家的人，在孝道与爱国之间举棋不定；老二瑞丰是个不太高明的投机分子；老三瑞全是个血脉贲张的学生，最后离开家加入了抗日游击队。老舍有意从三兄弟的行为投射战时北京人生活的不同面貌。
学者已经注意到老舍的《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家》结构上的相似之处（45）。两部小说中的社会与政治视野都基于对传统家庭体系的审视。但《四世同堂》的祁家与《家》的高家有基本的差异存在，而正是其间的差异，而非类同，可以让吾人一窥老舍的用意所在。就某种意义来说，老舍写的的确是部一九四〇年代版的《家》，然而他目的是为了坐实——而非抨击——传统家庭体系的价值。《家》里面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因为家正是一连串社会腐败的根源，而《四世同堂》里的英雄之所以必须离开家，却是出于爱家必先爱国的信念。
老舍借一个英国人角色富善先生之口，明白揭示自己对中国传统家庭的看法：
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46）
的确，唯有家才是最后的避风港，维系着活下去的希望，就连对不肖子祁瑞丰也是如此。老舍对中国家庭的看法或许显示了他的保守倾向，但是，有鉴于他写作的时代正是千万家庭破碎离散之际，“四世同堂”这个念头恰巧对所有在家破人亡的阴影下过活的读者发生抚慰作用。
除了颂赞乱世中家庭的稳定力量之外，老舍更进一步以家庭内的互动关系来诠释战争与政治的动荡。书中的三个家庭十分清楚地代表了三种政治以及道德的立场。清白高尚的祁家竟然出了祁瑞丰这样的不肖子，诚属不幸，而冠家一家都是卖国贼，自然门风隳败。老舍将道德/政治植基于个别家庭的故事中，固然有其道理，但当他把家这个暗喻延伸到小说的每一个层面上，把天下大事都化作家长里短，却不免有把战争以及政治都“家庭化”（domesticated；驯服化）也琐碎化的危险。
我以为老舍本来可以写出远比《四世同堂》的三家关系更复杂的小说来。他并非不了解传统家庭的问题。这一点从《新时代的旧悲剧》这个中篇就看得出来，他揭露兄弟、妯娌之间的争斗、老家长的贪婪顽固，以及整个旧家庭的崩毁非常在行。然而老舍对家庭与社会价值的观点有过于此：一个狡诈的伪君子也可以是个孝子，而一个终生维护家族荣誉的人也可以是个寡廉鲜耻的汉奸。儒家的传统教训是由修身而齐家治国，一以贯之。但如老舍所见，在真实世界中，各种价值之间往往互相冲撞而非互相共荣。
然而在《四世同堂》中，一切是非都似乎要化成黑白之争。老舍费尽心力抚平家与国间的冲突，可谓用心良苦。他一再强调没有国，哪有家，战时人人都应该移孝作忠、弃家保国。即便如此，老舍对这样一刀两断的逻辑还是有不安的时候。《四世同堂》里，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在国与家之间应该如何取舍，一再成为辩论的焦点，但如果按照老舍写作的意旨，这个问题不是早在小说开始之前，就该有了笃定的答案吗？反讽的是，小说真正的动人之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痛苦思辨，而不是行动。
最为这反省与延宕所苦的角色是祁家的长孙祁瑞宣。瑞宣是高中英文老师，有着艺术家气质。老舍显然最同情他，常常以他的观点来看北平在战时的社会习俗与情感变化。但是瑞宣一直活在罪恶感之中。他是祁家第三代的长子，自知责任重大，因此不得不放弃离开北平远走高飞的理想。瑞宣的问题其实并不陌生，他让我们想起巴金的《家》里长孙高觉新的悲剧。老舍好像接了巴金的棒，继续考察那一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命运。
瑞宣也可以视作老舍十年来一连串角色的总合。从《二马》的马威开始，老舍一直对不能适应生活环境的知识分子频频照看。他们生来就浪漫，内心满溢理想，只是他们的理想无法在充斥着平庸、不义，以及混乱的土壤里开花结果。他们心怀郁闷，情绪摇摆不定，甚至自怜自伤，渴求朋友和亲人的理解和关怀而不得。他们在卑琐的现实与浪漫的理想之间剧烈挣扎，因而自苦不已。他们都是现代中国的哈姆雷特。
老舍较早的战时小说仍延续着这种“哈姆雷特情结”。例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杀狗》及《一封家信》。我已在前一章提出，老舍本来甚至预备把一出爱国剧命名为《新罕默列特》，直到最后一刻才代之以《归去来兮》（47）。剧中的青年主人公乔仁山迟迟无法决定自己在战争中应当做些什么，尽管他明知国难当头，人人有责。虽然这些战时哈姆雷特在长考之后终于有所行动，但他们身心的能力颇为令人怀疑。我们还记得《一封家信》中的老范抛家弃子为国效忠，但他瞻前顾后，终于以被炸死收场。
老舍对战争的态度渐趋复杂，所以瑞宣不曾像老范那样受什么从天而降的惩罚。我们看见他帮助幼弟逃跑，安抚不幸的钱家，叹息着、流着义愤的痛泪，在一次又一次的丧事中主其事（包括他自己父亲的丧事）、谴责自己、苦痛折磨，但他却总有理由不去面对最后的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唯一能留下来照顾祖父、母亲和孩子们的人。他受良心谴责而痛苦万分，但又似乎苦中有乐。听到少年时爱国革命的偶像汪精卫竟背叛祖国，在上海建立伪政权，瑞宣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他甚至把自己与叛国者做了一番比较：
……汪逆以前的一切，由今天看起来，都是假的。他自己呢，明知道应该奔赴国难，可是还安坐在北平；明知道应当爱国，而只作了爱家的小事情；岂不也是假的么？革命，爱国，要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假的，中国还有多少希望呢？……他觉得自己也不是人了，他只得在这里变小小的戏法。
……这都是假的，都是魔术，我和汪精卫没有多少分别！（48）
像这样的念头延续了一页又一页。要不是他的幼弟在全书接近尾声时回到家来，教训了他一顿，让他参加由钱先生组织的地下工作，瑞宣很可能就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整个战争，做不成一件“正面”的事情，使自己成为战时“畸零人”（the superfluous man）的最佳代表。
另一方面，《四世同堂》的闹剧层面由一大群小丑联合演出。他们上承老舍《老张的哲学》中的丑角人物造型，投机、诈骗、伪善、假冒，无所不为。这些人现在成了新政权底下的新贵，上演一出接一出的混乱大戏。在一部充满爱国言论、泪水与感叹的小说中，这些小丑其实提供了我们意外的调剂。
在上一章我们曾经讨论过，老舍在处理丑角时采取的是不同的论述法则。他呼应晚清谴责小说的叙事姿态，一方面不齿这些小丑的道德败坏，但另一方面以一种嘲弄的社会学角度，罗列，甚至研究他们的恶行恶状。老舍取笑这些小丑，尤其是当他们发明各种连环巧计、自欺欺人的时候。不过无论老舍笔下的卖国贼们再怎么蝇营狗苟又异想天开，却很少上达权力的高层。他们最擅长的——或说老舍认为他们最危险的——是闲言碎语、狗咬狗、买卖芝麻点大的官位、背叛家庭朋友、非法赚点小钱、乱追好人家的女子。而这些绝大部分都只是危及个人与家庭价值的举动。
小说中汉奸的家业兴旺也让老舍质问：除了日本人，这场战争还能怪谁？日本鬼子不用说当然是罪魁祸首，然而老舍也强烈暗示，卖国贼与漠不关心国事的中国人也同样该为国家的遭难负责。与《火葬》一样，《四世同堂》对侵略者的描述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小说反而揭露了一大批汉奸，他们利用日军的侵略来剥削伤害自己的同胞。正如代表老舍立场的钱先生所说的，汉奸“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49）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书影
我们现在可以说明《四世同堂》“家庭化”的方向有二。老舍不仅借家庭互动来描写国际战争，更强调日本人外，我们是在与内部的敌人作战。《火葬》及《四世同堂》里的汉奸、《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官僚投机分子等，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侵略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老舍的爱国小说谱系中，汉奸，而非日本人，才是最大的威胁。
《四世同堂》的大群小丑中，浑名大赤包儿的冠太太堪称其中佼佼者。她是老舍小说中唯一十项全能的女丑式恶棍。冠太太外貌俗艳，不知良心为何物，“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50）大赤包儿虽然是传统“坏女人”（femme fatale）的戏仿版，但是她对男人倒颇有一番魅力。借着丈夫的帮助，小说前两部的恶行劣迹多半出自她的手笔。她兢兢业业地奋力工作，“她的装三磅水的大暖水瓶老装着鸡汤，随时的呷两口，免得因勤劳公事而身体受了伤。她拼命的工作，心中唯恐怕战争忽然停止。”（51）
小说进行到一半，大赤包儿已经如愿得到妓女检查所所长的位置。她巧妙地运用这个位置，从卖身女人的身上再榨出油水。想要通过健康检查的妓女，稍经指点就会认大赤包儿做干妈：“彼此有了母女关系，感情上自然会格外亲密；只要她们肯出一笔‘认亲费’，并且三节都来送礼”（52）。做了全北京妓女总干妈的大赤包儿现在等于是在组织一个大“家庭”，如此一来，根本颠覆了老舍心向往之的家庭基本价值观。她也被看成是妇女道德最大的败坏者，特别是威胁到每一个年轻女子的贞节。即便如此，大赤包儿还是坏得颇具娱乐效果。老舍将她描写成一个要命的老饕、谣言家、购物狂，以及一个品位低下的服装设计师。很少有读者能忘记她怎么“救活”了唐代服饰与发型，使之成为北京最新的流行。“她非常的大胆，硬使不调和的变成调和。……像万里长城似的，虽然不美，而惊心动魄。”（53）
大赤包儿与日本人打交道做生意，无往不利，而相反的，冠先生却一事无成。老舍其实在他身上投注了比大赤包儿更多的想象力。冠先生并不是某种喜剧刻板角色的翻版。他的小丑行径包含着对北京生活中文化符码的精确参照，也是所谓“北京士绅”琐碎化了的象征。对老舍来说，冠先生代表一个原本可敬的人物在战争中能坏到什么程度。冠先生礼数周到、相貌堂堂，本是老北京文化的最佳产物。他生活悠闲自在，吃穿讲究，长于交际，谈吐做文质彬彬有学问状，闲暇时听听戏，四时游兴不衰。然而冠先生缺少的却是一份真正的国家和民族感：北京城里谁当道，他就向谁卑躬屈膝。在新的日本政权底下，他同样也在渴望着成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明日之星。
但冠先生却一直无法在傀儡政府中找到一份差事。他的失败，让老舍看到沦陷的北平正上演着一出奇异的悲喜剧。冠先生与其他的小丑（包括他的妻子）不同，因为他身上带着所谓“京味儿”——他本人也为此沾沾自喜。他善于假冒伪善，认为玩弄乾坤也要品位超群。他认为日本人多半欣赏优雅，于是就摆出一副精通诗词的姿态来打动他们。他还绞尽脑汁，为他太太的职位找个雅称：根据他天马行空的文字考证，大赤包儿不应该叫作北平“妓女”的所长，而应该叫“织女”的所长才对。他注意到日本人对数字特别迷信，所以拜访日本朋友时，总是准备三份而绝不是四份礼物。他甚至还精于计算亲朋好友的吵架时间，以便自己在最佳时刻出现，充当调人。冠先生自觉尽善尽美，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