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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最佳时刻出现，充当调人。冠先生自觉尽善尽美，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北平沦陷之时，他的糟糠之妻与其他那些猥琐的汉奸能坐收大利，他自己却一无所得。在这一点上，老舍对北平的思慕起了特别暧昧的转折：难道当北平沦陷，连“京味儿”的坏蛋也失根了？
因此冠先生是个经历“存在”危机的小丑。“他奔走得比谁都卖力气，而成绩比谁都坏。他急躁，他不平。他的过去的经历与资格不但不足以帮助他，反倒像是一种障碍。……他几乎要失去自信，而怀疑自己已经控制不住环境与时代了。”他的怀疑使他猜度“日本人的攻占北平一定有点错误，要不然，怎会没有他的事作呢？”（54）。在一部充斥着刻板角色的小说中，冠先生不合时宜的风度与他遭遇的挫折反使他成了少数的“人物”（character）之一。
更意外的是，冠先生与“北平的哈姆雷特”祁瑞宣成了绝配：他们是沦陷的北平市里最不快乐的两个人。他们的理想固然天差地远，但两个人都很清楚“应该发生”与“正在发生”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无论是祁瑞宣爱国主义的不断延宕，还是冠先生汉奸事业的屡战屡败，老舍在其中都看出同一种无常的因素，与理性背道而驰。祁瑞宣最后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而冠先生则在油尽灯枯之际，仍然竭尽所能去满足日本人的要求。这两个人的角色设计背后浮现着一种相当无奈的苦笑冷笑，而这又带我们回到老舍写实观的荒谬底色。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寄予最多私人感情的是一个隐形角色，就是北平。整部小说处处充满了他对北平的回忆和爱恋。他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重庆或遥远异乡的美国写这部小说，但是他热衷描述的却是各个季节北平的不同景象。他回忆着老城的气味与景致，“笔下的温柔情感他早期的任何作品都比不上。”（55）《四世同堂》讲的本来是北平如何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但小说结果却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佳参考书，巨细靡遗地描写北平的四时景色、风味食品、社会习俗、生活情调等等。因为战争，北平在老舍的想象中显得生疏了，反而被赋予了一种比往昔都更加美好的文学意象。
小说的下层阶级角色构成了北平大众生活的精彩“活人静态画”（tableaux vivants）。这些角色包括黄包车夫、理发师傅、搬家工人兼葬仪工、放洋片儿的、英国领事的管家、警察等等。老舍自己生于贫困人家，对这班人的生活非常熟悉，下笔之际充满理解与同情。他们在战争中都受了苦，但是如果我们想想《骆驼祥子》的祥子或《我这一辈子》的老巡警，那么北平在战前的生活倒也未必好到哪里去。爱国情绪似乎已然超越了来自社会自身不义的痛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舍有意以北平的沦陷为理由（或借口），来合理化沦陷之前已有的问题，像是下层阶级的贫贱、社会政治的动荡，以及北平市民的无动于衷。
在压迫之外，日军的占领也强化了另一种摇撼北平的可怕力量：时间。根据小说的逻辑，北平原本是个魅力无穷的文化古都，历经时间洗礼而仍巍然屹立。是日本人将她变成一个老城，一个被历史所轻视的“猫城”，甚至是个鬼城。不只仕绅与中产阶级失去了传统高高在上的地位，连穷人也觉得战前的日子好过些，虽然那种生活实际上也很艰难。这么一来，老舍就回避了他在《骆驼祥子》里所面对的议题，即北平的迷人之处只是留给特定阶层的人来品味的，沦陷前的穷人可没什么和平和安乐可言。现在受到强烈的民族情绪影响，老舍所塑造的北平是个乡愁回忆与爱国情绪的组合，而两者都以其“神话”力量凌驾现实。
最后，我们必须检视老舍如何选择死亡作为全书最主要的意象。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全面探索死亡的概念及其各种面貌，为他前此的作品所未见。他点明战争中人不只是死去而已；人以不同的死法来见证战争的残酷与混乱。除了这个明显的目的之外，老舍还有个私密的动机。前文已经指出，老舍的小说对一个环境的体制（decorum）与感性（sensibility）骤然崩解，常怀忧思。老舍对这些其实本来就没什么信心。现实的不可测甚至带来一种魅惑感，让他将所有的不公不义视为一场残酷的玩笑，个人的理想则像堂吉诃德的白日梦一般脆弱。可是老舍心目中的终极威胁——或诱惑——还是死亡。战争带来的毁灭性让他有理由公然进入这个私密的黑暗境界，且称之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小说的人物中，有死于失败的暗杀行动的、死于疾病与饥饿的、死于日军的凌虐的、自杀的、被炸死的、甚至还有死于身份错认的，加起来起码有几十个。像钱先生的二儿子与尤桐芳（冠先生的小太太，后来成了爱国抗日分子）的确是为了理想而死，但是多数的人其实只是凑巧时运不济而已。不过在战争中，“凑巧”也成了一种规律。老舍惩罚笔下的人物从不手软，特别是那些以为乖乖顺服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像祁家的邻居小文夫妇，这对满人夫妻正当年少，待人亲切，但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结果他们快活地在戏园子里串戏时，碰上轰炸，死了。面对大批无辜民众的苦难，老舍还是不得不做出伏尔泰（F。Arouet Voltaire）式的观察。小说的第三部《饥荒》中，许多北平市民因为新的食物配给政策不当，死于饥饿。死者当中有一个是妞子，她是祁老人的曾孙女，祁瑞宣的女儿。她本来是家里人人宠爱的开心果，但是她还是得死，来见证老舍面对人类的灾难与疯狂时的悲恸。
也许看了太多无辜者莫名其妙地在战争中丧命，小说中坏蛋的不得好死，竟让我们有了解脱之感。如果说命运巨轮未曾让好人得到善报，那么老舍至少希望坏人要有恶报。的确，坏蛋如果不受到惩罚，他的爱国煽情剧就无法收场。于是老舍又转回喜剧轨道，津津有味地为他的坏蛋“发明”各种死法，好让他们走得大快人心。大赤包儿被她的追随者推翻，下狱后发了疯，又抓又撕地把自己给弄死了，恐怖至极。她的继任者是祁瑞丰的前妻，后来变成妓女，日本战败前夕在一家低级妓院中死于梅毒。祁瑞丰被另一个汉奸出卖后处死。冠先生被活埋，他的二女儿则被老情人勒死。最壮观的死法留给《饥荒》中的头号恶棍蓝东阳。他在战败前夕逃往日本，却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
这些死亡事件中有三个场面特别值得注意。冠先生并不是一个人死的。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得了一种传染病，所以被送到隔离监狱去。与他一起的还有邻居孙七，一个自尊、勤奋的理发师傅。孙七瞧不起冠先生死期将近，还到处宣传日本人的好处。最后日本人一声令下，冠先生被孙七给活埋了，而下一个轮到被埋的就是孙七。“就是这样，我们的天字号的顺民冠晓荷，与我们的好邻居，朋友，理发匠，都被消了毒。”（56）这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军暴行，但是也清楚地说明了老舍怀疑论的立场：好人与坏人的命运永远纠结在一起，都被一个更诡秘的无形力量所左右。
《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刊载于《小说》（4卷1期〔1950年5月〕）
另一个引发道德暧昧问题的死亡是祁天佑——祁家的第二代，祁瑞宣的父亲——的自杀。祁天佑是个老式的生意人。他诚实无欺，斯文温和，在这个充满英雄、烈士、恶棍的故事里只是个配角。在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的生意一落千丈，被迫遣散他一向善待的员工。他的生意以及他的挣扎都让人想起老舍早期小说《老字号》中那个好商人的悲剧。祁天佑最后的重击来自日本人；明明是日本人狗腿子犯了错，祁反而被指责是奸商。他被拉到街上，被迫穿上一件写着“奸商”的坎肩，还要对着来往行人大喊“我是奸商”。
这个天外飞来的羞辱使这个生意人沮丧至极，他一直认为自己正直无私，处处为人着想。要维持自尊，似乎只有一个法子了：
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像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戾。
……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57）
《四世同堂》既然提倡全民抗日，则祁天佑的自杀很可以受到老舍的批判。但与《浴奴》中那个无辜的澡堂老板之死比起来，祁天佑自杀的决定毕竟带有自尊自重的意味。
老舍在文化大革命的白热时期受到红卫兵无情的侮辱与殴打，因而在一九六六年自沉而死，所以《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的自沉诡异地成了老舍自己的“预知死亡纪事”（58）。这样的读法虽然有传记索隐派的嫌疑，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老舍在他的战前小说里，其实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自杀主题。《月牙儿》里，女主角跳进济南的大明湖，结束自己当妓女的悲惨生命；《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是祥子的知己，当日子苦得过不下去时，也上吊自杀了。《猫城记》的小蝎与她的爱人在城陷时双双自杀。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火葬》的游击队石队长的自焚。老舍用各种方式来度量自杀的情状与结果。他笔下自杀的角色也都不顾一切地以死明志。生命的战争大势已去，他们至少能够以自己生命的结束来表明最后自觉的抗议姿态。
但在《四世同堂》中，连自杀这微弱的悲剧潜力也被老舍消挫了。祁天佑并非在“自由，清凉，干净，快乐”的海洋中飘荡。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被冰、水藻，与树根，给缠冻在河边儿上”。祁天佑心高气傲地赴死，但身后的一切，是好是坏，哪里由得了他？老舍那实用的、犬儒的一面又一次压过了他通俗剧的一面。祁天佑与老舍本人自杀后的情况相似，令我们惊讶之余也唏嘘不已。老舍之子舒乙的回忆录记得清清楚楚，老舍尸首在他自杀后第二天发现时，其惨状与祁天佑并无二致（59）。这里人生苦涩地模拟了文学。至于老舍是否终于追求到他向往的“自由，干净，快乐”，恐怕是千古疑案。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死亡是祁家附近一个日本家庭的家长之死。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这家人与其他日本家庭一起搬到小羊圈胡同居住。小说的前两部并未仔细处理这家人，只说他们是这个胡同矮小、可笑的侵略者。但是在《饥荒》的中间，老舍竟大胆描述祁瑞宣如何被这个日本家庭发生的死亡所感动：
……更使他难堪的是他发现了自己的眼已经湿了。他知道他不应当替他的敌人伤心，他的敌人已杀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包括着他的父亲与弟弟。可是，他也知道，为死亡而难过，也不算什么过错；敌人也是人。（60）
这样一段话暗示老舍对战争的态度已经做了巨大的修正。他试着由一个更包容的角度来看待痛苦与死亡。《饥荒》的写作进行至此，战争其实早已结束。很可能是因为时空的转换，让老舍对敌人也有了哀矜勿喜的态度。由祁瑞宣发出如此的同情思考可谓恰如其分。但回头看看老舍当年和梁实秋的关于抗战文学的论战，我们不禁怀疑，时光如果倒流的话，老舍在《饥荒》中的立场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批判。不论如何，《饥荒》试图呈现更宽广的历史景观，同时正视人生情境无限复杂的可能；在这一点上，老舍重现了早期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行文至此，我们尚未谈到老舍两部未完成的小说。一九三八年老舍写了《蜕》，处理的是一座小镇中一群流亡学生的抗日活动，这些学生为打这场救国圣战而离乡背井。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提示的，他们在小说结束时应该会完成一个成长仪式。一九四五年老舍又写了《民主世界》，以夸张的语气讽刺后方的战时生活，极尽揭露官僚腐败与社会伪善之能事。从《蜕》到《民主世界》，从爱国的政治倡导到犬儒式的闹剧大关，这两部小说恰恰标示了老舍抗战八年中的心路历程。老舍所经营的“抗战文艺”论述要比他这段时期创作的小说更来得耐人寻味。由此我们看到一位五四作家如何在国难时期尝试重建写实主义的社会、政治使命。他努力引发了复杂的结果，从而使他要定义的“现实”也变得歧义横出。当他在一九三八年起草攻击梁实秋的公开信时，老舍将自己塑造成“抗战文艺”的竭力捍卫者，誓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