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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正宗“实话实说”的写实手法。通过大量细节，沈从文创造出一种精确感和临场感。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等等倾注纸上，形成信息大观。这些信息不为了形成因果结构或陈述高明的见解，而是默然罗列于兹，体现事物兀自的存在——这是实现“写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怀着还给事物本来面目的心情，描写一切。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七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无论他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沈从文现在采取的姿态是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的叙事视角。
在《湘西》中，沈从文尽力控制自己不介入所描述的场景、人物和逸闻；这和《湘行散记》的叙事态度显有不同。看看《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啰的首领带走。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响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戏剧性，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他只采取温和的反讽角度，思考湘西这样一个地方的人民面对人情世路特有的动机和规范。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看来虽然古怪有趣，却又仍出入情理之中。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
但当我们说《湘西》的叙事话语是“写实的”时，我们是在“假定”沈从文要把这个神秘的区域做一览无遗的呈现。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要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情合理的报导，但在解说过程中，他是不是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连带消除了（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做旁观描写，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意在将那不可说的说出来吗？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的湘西风景历历在目，也无意暗示他没能还原自己家乡的原貌。我的问题旨在陈述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文本的两难。而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写实文字才更加令人着迷。
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了描述一个地方，沈从文竟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至少有七次之多。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21）。《泸溪·浦市·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22）。《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23）。
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文本互涉性。当沈引用自己以前的话，他成了自己的出处，因而便暴露出他的写实方案的同义反复。尽管他渴望保持记忆的客观公正，他却坦然地将自己的印象和关怀加诸他的书写对象。尤其《边城》和《凤子》都是富有田园气质的虚构作品，沈从文引用其中文字，必会有人追问：为虚构而作的叙事，现在如何又能用来阐明“真”相？当历史和故事，事实和对事实的追忆，“真实”和“虚构”在《湘西》中相互融合之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文本互动产生的高度游移性。
正如沈从文叙事中涉及到的无数历史古迹、废墟遗址和风景名胜一样，他的自我引述也成为他的湘西文学之旅中的一“景”，一个空间。当我们探访沅水岸边的古老藏书洞、为纪念东汉老将马援而修的伏波宫、被凤凰乡民以革新为名毁坏的明代佛像、一个曾是地主、绅士、匪王、富豪而终遭暗杀的军阀的弃宅，我们渴望要破解那些秘密，想要聆听这些遗迹的永恒沉寂下幽幽的回声。我们像历史家一样，要让自己明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边城》、《凤子》和《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也出现在古迹遗址、断瓦残垣间，要求着一代代的观光客——读者——也来倾听字里行间传来的声音。由此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历史观的变化。他想要批注、破译湘西神秘往昔的方式和他所批注、破译的对象一样重要。如此，《湘西》已是最佳的历史记述，也成为湘西风光中最重要的一景——文本风景。
凤凰是沈从文文学之旅的目的地。凤凰是湘西中心的一个闭塞小镇，是沈从文的原籍所在；也是他的创作想象力的源泉。凤凰山区中历来居住着苗族和土家族等民族部落，为沈从文的部落传奇《月下小景》（一九三三）、《龙朱》和《神巫之爱》等提供了合适的背景。这个地方也被视作许多湘西神话传闻的发源地——像部落战争、土匪、迷信、巫术及许多其他奇异风俗等。以《湘西》的叙事布局而言，凤凰标志着沈从文旅程的“黑暗之心”。在那里，沈从文记忆的幻影初步成形，也是他欲望之旅必须乞灵的终点：
苗人放蛊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24）
凤凰是南国的外疆，对“中国”来说，无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是异地。当地居民不仅继承了苗汉混杂的血统，而且千百年来一直依照一套独特的道德习俗生活。在这个地方，现在重复着过去，神鬼和生人共相始终；无所不在的精灵滋养着无数传奇和迷信。也正是在这里，身体和心灵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形成道德风俗的奇丽风景，挑战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并跨越真实与幻想的界线。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好勇斗狠的胆气。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何成为无数当地神明精怪的牺牲品。她们或成为蛊婆、女巫，或为神巫之“爱”着魔致病。沈从文描摹这些癫狂病症的迷人和可憎之处，又一次让我们想到他的家乡（以及女人的身体）所享的原欲或本能力量，这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边缘化了。这种性本能力量在禁忌、宗教仪式和精神病症等扭曲形式中的释放，在在值得认真研究。被神魔附体的女子结局或很悲惨，但她们的奇异举止和幻想却见证了浪漫热情的活力，因此为沈从文笔下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提供了精彩资源，像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和《夜》等。
另一方面，女人着魔时的癫狂表现与男人不惜一切的固守原有社会风俗成为强烈对比。沈从文赞美那些视死如归的男人。为了做英雄好汉，他们在决斗中互相砍杀，直到一方死去；为了保持贞洁名誉，他们只因一丁点儿的怀疑便杀死自己的爱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野蛮嗜血，他们却是古代侠客的末代传人。在一个忠义精神逐渐消失的时代里，这些男人是一群堂·吉诃德，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而战。但在这些男人的勇敢行为中亦潜伏着癫狂因素，正与女人的精神错乱交相呼应。凤凰男子献身于勇敢事业，其狂热程度，与女人们自愿沉迷于爱情魔力，可谓不相上下。
从任何标准来看，《凤凰》皆可算是沈从文对于中国西南地域最令人着迷的研究之一。但沈从文通篇采取了一个自我矛盾的叙事立场来抒写他的故乡。作为凤凰的子弟，沈和家乡人一样，对于未知事物的神秘性身怀虔敬的热情，但他同时也是个写实作家，对家乡暧昧不明的种种从事祛魅工作。例如，他在描写那些中蛊的女人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观察她们的色欲幻想和见鬼通神的灵视，还进而借助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知识提出病理判断。沈从文试图把男人的侠义热情加以历史化的理解。他甚至注意到着魔女人的病症和她们经期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对那些为性幻觉所苦的年轻女人开出一剂良方——找个丈夫。
但还有一个问题：沈从文把凤凰的“真实”图景展现无余，但他的解说是否同时把原来意在追回的楚文化魔力也消除殆尽了？癫狂、巫术、道德狂热，俨然是来自神秘世界的鬼魅，而写实主义的做法即在于将这些鬼魅从文本清除。但这些不可说、不可知的幻魅仍然萦绕不已，找寻着进入写实话语的门路。凤凰小城的种种神秘都必须摒除，以便我们看清它的形象。但我们又被不断告知，凤凰是《楚辞》中鬼魂精灵的最后家园。沈从文于是写道：“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25）
这种明显的矛盾把我们带向沈从文故乡书写的高潮。他以理性的声音告诉我们神巫仪式和侠义精神是宗教迷信与道德狂热的产物，但他也另有所图。在努力描写、揭示神秘的楚文化的过程中，沈从文何尝不也划定了所谓现实、理性的疆界——而这疆界何其有限。在为凤凰驱魔的同时（但不管怎样，当地居民仍会持守他们所相信的“现实”），沈自己或许还想为那超自然、神秘的故乡保留一块秘密的领地——它不在关于凤凰的写实报导中，而是在萦绕文本内外的“想象的乡愁”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和远古习俗在沈从文的记忆里徘徊不已，它们是凤凰和湘西有别于北京、上海的根本所在，由此才有了楚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形成了动人心魄的美景，引诱沈从文苦苦追寻，却同时又不断逃脱写实主义的掌控。《凤凰》代表沈从文探勘“历史的湘西”的最后一站；但同时也是沈从文进入“神话的湘西”的起点。
《边城》与《长河》
通过比较《边城》和《长河》两部作品，我们很容易证明沈从文对待故乡的两种不同态度，以及将这两种态度形诸笔端的不同叙事策略。《边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自觉依违于田园诗的世界，以及对人生命运的神秘所投注的幽思冥想。《边城》抒写寂静的山峦、河流，善良的乡下人，传说故事，古老的节日仪式，构成一个看似封闭、自足的世界，其历史背景则恰如其分的模糊含混。与之相对照，《长河》把读者从牧歌般的世界拉回到时间之流中。尽管沈从文承认《长河》中仍有着“一点牧歌的谐趣”（26），这部小说却表露出在日军入侵前夕，沈从文预见故乡必然难以幸存的焦虑。甚至两部小说的题目也微妙地暗示出沈从文的不同态度：“边城”指向居于时间和变化之外的神秘乌托邦，而“长河”却点出了在历史潮流中民族与人性的挣扎。
但这种对照阅读不能触及沈从文“想象的乡愁”中的细微之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心思简单的乡土作家，不过沿用了“失乐园”和“复乐园”的主题而已。我认为上述这种对照不仅存在于两部作品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个别作品之内，因此呈现给读者的是在神话与历史、梦幻与现实之间无穷尽的交相映衬。
初看上去，《边城》像是数起灵光一现的经验的交织集合。沈从文承认，这部小说的写作几乎是以一种普鲁斯特式（Proustian）的风格，由人生中一二偶然经验引发，从而使他对故园的想象得以成形。沈从文当兵时从保靖去川东的路上目睹的竹木渡筏引出了《边城》的整体氛围（27），小说女主人公翠翠的形象，灵感则来自一九三四年他的还乡之旅中遇到的一个杂货铺里的少女（28）。《边城》出版多年，沈从文在散文《水云》中，又提到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