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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一九四三年一只鸡；一九四五年一个蛋；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