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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