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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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