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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刺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 ※ ※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 ※ ※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 ※ ※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将我合而为一。那一个我、看着这一个我，这一个我、看着那一个我。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谁都觉得谁不是真的。
唯一正常的感觉是我的心在慌乱地跳着。
※ ※ ※
我一面推着车一面对妈微笑着。一再对她说：“别担心，您最喜欢的甲大夫会一直守在您身边。”明明是危机四伏，为什么我却要满脸堆笑地这样说？那可不就像骗妈去死一样？
我还自以为是地叮嘱她：“如果感到有些痛，尽量忍住。可不要喊，一喊大夫也许就慌神了，那对手术不利。万一大夫以为您忍受不了，再给您加麻醉药就不好了。”
我不知世上有无探测眼底神色的仪器？如果有，我相信这时我眼底深处，一定让人惨不忍睹。
到了手术室门口，手术室的护士就接过了我手里的推车，车子很快就拐进去了。当推车就要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鼓足力气发出信心十足、但愿妈听了也会信心大增的喊叫：“妈，您放心。”
可听上去却是那么有气无力，像从远处传来的、一个回声的、飘浮的尾音。
妈没有回答，手术室的门跟着就关上了。我的眼泪一涌而出，就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手术室外两个和我同样角色的女人，好意走上前来劝慰我：“没事，没事。”
但愿妈能借上她们的吉言。可是有事没事全看上帝的旨意了。
我潜下心来祈祷。
妈进手术室不久，瑞芳就到了。她是特意来陪我的。那天要帮忙的朋友还有几个，我想来想去，还是请了瑞芳。她是儿女双全、家庭和睦的有福之人，我希望妈能借上她的福气，平平安安度过这一关。
手术期间，承蒙手术室文学爱好者郭小明大夫的关照，我和瑞芳可以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休息室里等候消息。
郭小明大夫本不上妈那台手术，可是每到关键时刻，就来报一次平安。“对病人家属来说，早一分钟知道手术安全也是好的。”她说。
幸亏瑞芳来了。我总不能撂着瑞芳自己愣怔，便和她拉些家常挨时光。一拉家常，人就不得不回到实际生活之中。
没想到罗主任请出了全国两个最好的麻醉师之一、天坛医院的麻醉室主任王恩贞给妈做的麻醉。
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几乎没有出血。我曾对大夫说，万一需要输血，千万别输血库里的血，输我的。我怕血库里的血不干净，再给妈传染上别的病。
因为要动手术，给妈测了血型，这才发现妈也是0型血。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几遍：“咱们家都是0型血。”
自言自语。
她在慢慢地咀嚼这份验证。这种咀嚼显然让她深感慰藉。她总算找到一些可以和她引以自豪的女儿、外孙女的相提并论之处，以及再有多少次也不嫌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