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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他的女儿想成为一名芭蕾舞者，这和他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原本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名科林蒂安球员，而他的女儿应该要嫁给当时的科林蒂安球星——里维利诺。这并不是一部有意搞笑的影片，但也没有感伤和不自然的地方。另外一部很搞笑的影片则是1963年的带有一点偶像传记风格的《球王贝利》，这部影片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式闪回和对贝利职业生涯的剪辑讲述了贝利的人生。这部影片改编自一部巴西的先锋作家鲁伊·巴博萨的著作。
巴西新电影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兴起，这也证明了电影业在那个年代所起到的作用，巴西新电影运动依靠着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使用了街景和龙套演员，并向美国的真实电影借鉴了纪录片的技术，并且将2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将镜头移到了巴西最穷最乱的地方。在早期的巴西新电影中，有内尔森·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在1955年导演的《里约40度》。这部影片讲述了里约的贫民窟里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由5段在里约城的街道和主要标志性建筑（包括甜面包山和星期天有比赛举办的马拉卡纳球场）里卖花生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几个场景都是实地拍摄，并且大部分的演员都是群众演员。这部电影对于当时的巴西电影圈来说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这是第一部描述足球是巴西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巴西电影，并且这部电影一度给保守的里约和巴西当局带去困扰，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禁止这部影片，有爱钻牛角尖的人指出里约从来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炎热得超过39。6摄氏度。在这部电影的一系列故事里也有一个关于足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老球星担心自己在球队中的地位不保以及即将被转会到圣保罗的事，这是足球运动员第一次在巴西电影里被描写成可以像商品一样可以进行买卖。十年之后，另一部根据内尔森·罗德里格斯的戏剧所改编的电影《逝者》描述了位于里约北区的一对穷邻居关于足球和婚姻的争吵。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对不开心的夫妇祖尔米拉和托尼，祖尔米拉总在预想着她的死亡，所以开始为她那奢华的葬礼做准备。托尼则天天玩弹球、喝酒并且担忧着瓦斯科达伽马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当祖尔米拉因为肺炎而正如她所预想的那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她让托尼去见自己的前男友皮门特尔，皮门特尔会为祖尔米拉支付她葬礼的开销。托尼威胁敲诈皮门特尔让他离开并把钱留下。他花了很少的钱为祖尔米拉办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最后的场景是托尼在马拉卡纳观看瓦斯科达迦马的比赛，并且在人群中哭着叫喊自己还是选择放弃金钱。足球，据说是伤心人的发泄物，也能为人带来安慰，它也许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但能让人忘却悲伤。
巴西新电影运动在60年代初有两部重要的足球纪录片。《地下足球》是名为《巴西真相》的纪录片四部曲里的一部，这部影片的摄影是经常游走在巴西各地的伟大摄影师托马斯·法尔卡斯，导演是莫里斯·卡波维拉。这部影片汇编了3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球员们的生活和想法。虽从贝利这样一位已成名的巨星开始，但是影片的中心部分还是描述刚刚开启职业球员生涯的路易斯·卡洛斯·弗雷塔斯和将退役的球员佐齐莫。这部影片通过在训练场、医疗室等接受采访的场景描述了球员的生活。3名黑人球员被白人俱乐部主席、教练和医生所严格监督。佐齐莫是两届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但他最终还是失宠。他的人生是苦涩的，球员只是球队的奴隶，并且他的妻子还经常抱怨他常常不归家。这部影片的结尾是发生圣保罗州联赛赛场里的球场暴力——看台上的醉酒球迷混乱不堪，武警和带着头盔的士兵冲向人群，球员受伤的头还在滴血。
《加林查：人民的快乐源泉》的核心情节是由若阿金·佩德罗·德安德拉德执导的，描绘了加林查的场上和场下生活，以及他在巴西著名足球历史里的地位。这是一部支离破碎的、非线式蒙太奇叙事的作品，这部影片包括了马拉卡纳打击的片段，加林查在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里天才般的表现，以及展现了这些视觉性故事的根基——巴西国内穷人的足球文化。加林查在他的家乡保格朗德的泥土场里踢了一场没有上衣和球鞋的5人制比赛，这是在他在喝酒抽烟闹绯闻之前的故事。当科巴卡巴纳海滩还允许穷人在上面玩耍时，小孩们都在沙滩和街道上踢球。《地下足球》这部影片给予了人们一种很清晰直观的感受，球员的生活和工作都处在一个被监督的环境下，摄像机经常会停留在加林查养在笼子里的宠物鸟身上。但是这部影片中最好的瞬间就是它描述加林查作为球员时在球场上的表演。和缓慢节奏的桑巴不同，德安德拉德快速剪切了加林查的动作，他那低重心式的弯曲和扭转用慢镜头展现了出来，向人们揭示了加林查那精巧的触球技术——他带球晃过对手，简洁有力地戏谑对手，将对手弄得天旋地转。这部影片的取景可以说是天才般的，这部自传体式的作品揭示了一个多彩的巴西足球，表现了太多的期待和焦虑。这部影片达到了和费尼希邬斯·迪摩赖斯的诗歌一样非凡的欢乐顶峰：
“一次盘带，两次盘带；这球就像个饰带；
你的双腿之间就是欢乐，你就是一阵风！
一个瞬间，人群躁动
在致死的瞬间，站起来并尖叫
团结是他们的希望之歌
加林查是天使，人们喊道：进啦！进啦！进啦！”
在瓦加斯和库比契克政体下的巴西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巴西在足球运动方面获得了很多胜利，这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在1960年那年的总统大选里，来自圣保罗的州的官员雅尼诺·夸德罗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当选巴西总统，他是反腐和反通货膨胀的右派人士。但在仅仅7个月之后他因害怕失败而辞职。他的接任者则是副总统古拉特，古拉特在瓦加斯时期一位非常有人气的。但古拉特手里的巴西在3年内骚乱越来越多，在库比契克时期巨大的财政开销并且通过印刷货币来填补烂账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当时的10％变成了1964年的100％，这是一次金融崩溃和外贸危机。当经济在螺旋式上升中失控，巴西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开始变得两极分化。支离破碎并且怨言颇多的左派开始给政府施压，他们妄图以极端方式达成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巴西的足球俱乐部，像所有的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对当时巴西的经济状况也是很绝望的。在外汇不跌的情况下，不同于巴西其他的出口商品，足球比赛的需求量则因2次世界杯的成功而变得很大。巴西足球开始了一段世界之旅，桑托斯和贝利是最大的吸引点。球队在每个大洲都进行了比赛，弗卢米嫩塞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苏联，瓦斯科达伽玛则在非洲进行过比赛，博塔福戈游历过法国和摩洛哥。来自里约低级别联赛的一支俱乐部——马杜雷拉都能支付得起他们在中北美和加勒比海的3个月旅程的费用。他们甚至还在导弹危机过去仅1年的古巴完成了比赛，并且还和微笑的切格瓦拉有过合影，这张合影在巴西国内的媒体中也有过报道，这名摄影师使有着偏执反共主义的巴西军政府相当恼火。
在1963年末1964年初，以中间温和派掌控着局势的古拉特最终选择了左派，并且在全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下宣布开始一系列的国有化改革和土地改革。右派人士则认为这是一种反市场的经济制度而聚集起来。之后的1964年春天，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巴西军队开始干涉政治。在里约和巴西利亚的主要政府部门都被军队所控制，而左派的主要人物也均被逮捕入狱。副总统要民众上街示威，但是他们都被流放，同时古拉特也逃亡至乌拉圭。那年的2月和3月，桑托斯队和贝利都离开了那个充满活力和善于创新的巴西，他们开始了一段在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和智利的旅程。当他们在几乎20年之后回到巴西时，局势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然后，没有任何改变的是，圣保罗依然赢得了圣保罗州联赛的冠军。军政府的出现显而易见的将会深刻地改变巴西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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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O·尼迈耶，《时代的曲线：奥斯卡·尼迈耶回忆录》（The Curves of Time： The Memoirs of Oscar Niemeyer），伦敦：Phaidon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1．引自杰弗里·格林，《时代》（The Times），1958年6月30日
2．J·雷特·洛佩斯，“人们欢乐的消失：关于足球运动员之死引发的思虑”，《拉丁美洲人类学杂志》4（2），2000年
3．引自《贝利1990专辑》，第一卷和第二卷，悉尼：韦尔登出版公司
4．J·利弗，《足球狂热：巴西对世界最流行的运动满怀激情》（Soccer Madness： Brazil's Passion for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Sport），第二版，伊利诺斯州普罗斯佩克特海茨：韦夫兰出版社，1995年
5．同上，第74页
6．同上，第72页
7．J．德·里斯维克，《100000小时的足球》（100；000 Heures de Football），巴黎：圆桌出版社，1962年，第224–225页
8．引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9．罗德里格斯引自A·贝罗斯，《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10．若奥·德·卡布拉尔·梅洛·内托的书信全文详见：。literaturanaarquibancada。/2011/11/joaocabraldemelonetoeofutebol。html
11．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Quando é Dia de Futebol》，里约热内卢：Editora Record出版社，2002年
第五章 强硬流派：独裁统治下的足球（19641986）
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我”不断抗争，是为了自由和对个体的尊重，为了平等的人权，为了充盈的毫无条条框框的讨论，为了这项运动冲破不可预见的限制实现民主化，而这一切坚持都深深地源于这项运动开拓、欢乐和令人愉悦的本质。
——苏格拉底
在巴西，采用何种方法赢球并不重要。一种非常暴力的足球方式正在渐渐成形。
——泰莱·桑塔纳，1985
Ⅰ
《巴西日报》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严肃的文章，将当年世界杯上巴西4比1战胜意大利的成就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提并论。在这篇文章看来，两者都是一个国家在某方面发展到了顶峰的体现。美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庞大的科研和工业力量、钻石般坚硬的理论与精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他们可以将人类送上月球，这是19世纪太空时代的重现。另一方面，巴西虽然没有美国那样的经济实力，但是它却从它的流行文化和短命的民主公民社会中汲取出了复杂的生态，从而造就了一代特殊的足球运动员。足够贫穷的经济环境给了他们持续的激励与天赋，他们在街头足球中学习，但是并没有被贫穷完全埋没，他们的天赋有在最高舞台上发挥的机会，这样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又是足够富裕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国内外已经普遍认为巴西之所以第三次赢得世界杯冠军不仅仅是球员的原因，巴西的胜利远不只是简单地赢得一场比赛。巴西足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一种对巴西音乐与舞蹈的体现，一种对巴西韵律、美丽和自信的美学标准的展现。但是到了1985年，老式进攻足球的热烈支持者、巴西国家队教练泰莱·桑塔纳却对巴西足球尚未成熟的球员和野蛮的打法表示了失望。究竟发生了什么？巴西在将军的掌控下赢得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真是神话般的好运气。他们的统治时间如此之长，并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这项运动，这是足球的不幸，他们的独裁留给足球运动最主要的遗产只是对足球运动的粗糙化。
1964年上台的军政府被划分为鸽派和鹰派，前者认为巴西的困境可以归结于民主的不稳定性、民粹主义政党较差的纪律性和左派人士的邪恶的煽动性等。短期的军事干预会清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在经济决策等问题上注入一些必要的纪律和方向，而之后军方就可以从权力中退出。强硬派的倡导者则更加悲观和偏执，他们认为巴西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经过一个更加彻底的改造，这就需要军政府长时间的执政，以便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对手和媒体的审查。
1964年和缓派止步，卡斯特罗·布兰科将军被他的军事同仁任命为总统。国会中的左派和其他对手被清洗一空，参议院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