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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唯一一支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曾夺得五次大力神杯和两次世界杯亚军。除了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巴西足球的踢法、巴西的胜利方式和失败都深深地融进了世界足球文化中，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重要的是，远在其他国家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国家名片之前，巴西就证明了这一点。
Ⅱ
不到40年的时间，由巴西20世纪中期的杰出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本前言开头处提到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米尔顿·纳西门托在其畅销单曲《这里是足球国度》中反复唱到了“在比赛中”。的确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足球成为巴西举国的仪式，是巴西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当巴西国家队踏上世界杯赛场，巴西国内超过90％的人在电视上收看直播，整个巴西空前一致和团结。这不单单具有象征性意义，足球产生的需求也带来实际可见的变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不仅赢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军，最令人信服的大获全胜，更是首次搭建起连接南北半球的通信设施网络，以保证比赛的全球覆盖转播。这只是巴西用足球创造民族性的多种方式之一。
巴西国家民族的形成以及巴西国家和人民的存在感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者都必须克服资源贫乏带来的困难。巴西在1822年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宣布独立，直接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并未经历对南美西语国家来说塑造民族性所需的重大突破。一开始，为躲避拿破仑军队，葡萄牙人大规模从里斯本逃亡到里约热内卢。在定居差不多20年后，葡萄牙皇室统治着巴西这个葡语国家。当多姆·佩德罗一世不情愿地回到欧洲继承王位时，他任命儿子多姆·佩德罗二世为如今已经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所以巴西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帝国试验品是从1889年正式开始的，当时的军队在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中摧毁了帝制，首次宣告巴西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以国家的名义存在，但巴西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产物。巴西边界问题直到20世纪初才最终得以解决，而从地理上看，巴西并未在实质上对争端边界进行管辖。不管在宪法上享有何种特权，巴西联邦政府和总统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足够能力来管辖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从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直向南延伸500英里至厄瓜多尔边界、深入亚马逊盆地2000英里、沿着加勒比海岸一直向北的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拥有极强的自治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理上看，巴西可被划分为四到五个区块。在南方，几乎全由欧洲人构成的一拨人控制着富有的牧场；东南方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一区域的咖啡种植经济令全世界瞩目。现在人们所知的中西部地区、内陆州马托格罗索和戈亚斯所在地，仍是巴西土著的避难地。虽然已经在该区域的地图上划定了一个未来的内陆首府，但这一地区不曾有欧洲人定居，也未被开发。大西洋沿岸东北地区是糖料种植园、奴隶制建筑的历史遗留物、地域辽阔、干旱的大牧场与庄园的结合，这片区域几百年来被世袭统治，目前仍在这些大家族的管辖之下。在北方，除了玛瑙斯、贝伦和创造了当地经济但寿命短暂的橡胶业，巴西并没有在辽阔的亚马逊雨林区域留下开发的痕迹。此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空运才逐渐普及，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之间的连接和运输极不发达。沿海海运仍是连接南北部地区最便捷、最可靠的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不发达，20世纪初巴西的铁路还没有比利时的多。
20世纪下半叶，巴西逐步从乡村向城市化社会转变。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展成了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农业经济在巴西仍然很重要，但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更迅速。人口迁徙，包括迁入和迁出，都加速了这些进程。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丧失土地的非裔巴西农户，他们与东北部地区贫穷的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种一起向巴西沿海地带迁徙。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跨越大西洋到巴西定居。这些变化带来了许多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识字人群逐渐增长并向低社会阶层缓慢扩散。在选举体系中，识字与否对拥有投票资格至关重要，识字率的增长使选民人群扩大并且构成更复杂。
巴西脆弱的联邦政体和陈旧的军事体系以牺牲个体州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此建立国家政府。但这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管是从地理还是社会因素上看都四分五裂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巴西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小拨知识分子开始向欧洲寻找灵感。向葡萄牙学习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葡国的文化和它的资本、劳动力一样匮乏。巴西高级知识分子转而向法国看齐。大量的巴黎美好年代时期的装饰建筑被照搬到里约热内卢。法国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为密谋策动的底层军官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从而推动了巴西的共和国革命。归根结底，这是孔德“秩序与进步”的理念在巴西的一次实践；让人想起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欧洲科学可以用来诊断一个国家的顽疾，并且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除了类似荒谬的乐观积极主义，巴西还吸收了欧洲生物学理论方面的优生学和人种学理论。一方面为欧洲白人的优越性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巴西支持者开始担心欧洲巴西人的人口状况和种群健康度下降，他们提倡整个国家的“白人化”。这场运动之所以没有跨越南大西洋，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彻底和民主的理念，因为公民权理论及其实践。这些成系统的文化理念本可以开创上流社会、白种欧洲人的巴西这样的观念（尽管一直受到巴西人口和种族现状的威胁），但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再实践下去。
对战争工业化的需求是推动形成民族国家体制和集体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尽管巴西军队一直忙于各种战争——19世纪与邻国巴拉圭打得不可开交，镇压东北地区独立的前奴隶群体，镇压暴动和地区叛乱，甚至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意大利出兵代表盟军参战——但没有一个体现了民族气节、英雄式的胜利或者不屈不挠的集体主义精神。考虑到巴西低得惊人的识字率，指望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来推动形成民族性也是不可行的。
这么看来，卡洛斯·德拉蒙德显露无遗的尖刻其实掩盖了20世纪初巴西民族主义者的深刻问题。巴西在寻找自身的过程中处于这样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刻，白人、教育和精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巴西必须结合自身非洲裔人口的状况、复杂的种族问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想法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大众阶级的情况。实际上，巴西文化在许多方面有丰厚的积淀：流行音乐领域，从轻音乐到桑巴及舞蹈和狂欢节；坎东布雷教是奴隶制压迫下非洲文化的杂合体所形成的非洲宗教和精神实践活动的统称；巫班达是随着城市兴起的坎东布雷教的一种变体，融合了非洲神灵、天主教圣徒、异教徒仪式和古罗马圣礼。尽管巴西上流社会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让这些形式合理化，或某种层面上将非洲优秀文化融入巴西人的生活中，这些举措统统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相反，都根植于陈旧文化。巴西民族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它可以涵盖、涉及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足球运动满足了这一点。足球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一种集体仪式，一种盛大狂欢，更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随着巴西国家队在世界赛事上斩获冠军，收获如潮的赞美，足球运动在巴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巴西足球运动最早由英国人带到圣保罗，一开始踢球的也主要是外国人。但这些外来的影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地消失。一战结束时，也就是圣保罗开展第一拨足球赛事大约20年后，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英语对足球词汇的影响迅速被葡萄牙语取代。圣保罗工人阶层球队科林蒂安仍然保留了“英语古希腊语”的名字。但英国人这种绅士味十足、娱乐消遣式的精英足球文化在巴西只剩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足球的影响彻底消亡。英国足球的特色是职业球队到处巡回打比赛，这和处于上升期的巴西足球截然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西，足球成为最流行的集体运动项目，球迷人数最多、广受各类媒体欢迎，并且成为探寻和描述各类巴西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主体。在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
在20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但是数十位顶尖巴西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足球元素——从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到民族超现实主义，到伊凡·赛尔巴的抽象几何图形，再到克劳迪奥·托齐的波普艺术。巴西作家和小说家也不断在作品中提到足球这项运动——从马里奥·安德拉德的《马库纳伊玛》，到霍斯·林斯·雷格描述里约热内卢周边地区史诗传奇生活的《水就是母亲》，到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文雅、诙谐的纪实作品，再到埃迪尔维托·科蒂尼奥精彩的短篇故事集《再见，马拉卡纳球场》。足球运动还将巴西人不同的生活领域串了起来。
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
Ⅲ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4）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
“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