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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收音机是巴西人消费足球的主要渠道。的确，除了报纸读者的小圈子之外，收音机是国内大部分人接收新闻、故事和娱乐内容的主要来源。相比之下，独裁统治的年代也是电视兴起之时的同义词。1960年全国只有60万台电视，直到1986年独裁者退回军营，期间政府补贴的电视机分期购买计划使全国电视数量达到了2650万台，是当初的44倍。
得到全国的关注后，军事政权把精力集中在允许谁去播送内容上，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颁发和撤回频道许可证，政府制造了一个傀儡产业，其中最重要的公司就是环球电视网——罗伯托·马里尼奥的报纸广播帝国，这个公司最初是美国媒体巨头“时代生活”的合资企业，它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它的合作伙伴，政府积极扶持“环球电视网”的贷款、设备、建筑、技术引进和播送许可。作为回报，这个全国最有活力、最专业、最有创造力的媒体集团成了政府的可靠盟友与伙伴，在政变发生、实行军事统治仅仅1年之后，环球电视台于1965年成立，之后的20年它都是巴西最强大的文化寡头，它的新闻、名人花边、娱乐节目和肥皂剧统治了收视率。不过足球产业对媒体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害怕影响球票的销售，他们拒绝出售直播权。然而环球电视台勇往直前，播放了足球比赛的重播和巴西军团在世界杯的比赛。
独裁统治开始的前几年，足球比赛，尤其是重要比赛的上座率保持得不错，但球迷群体本身正在改变，弗拉门戈的著名球迷德卡瓦略由于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是在家就是在医院休养，于是四十年来第一次缺席了弗拉门戈的比赛，在看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一群更年轻的球迷横空出世，就是日后的“弗拉门戈年轻球迷（Torcida Jovem do Flamengo）”组织。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好斗、对抗的支持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时从电视上学来的。与老的球迷组织“洽朗加（charanga）”和它的支持者们不同的是，“弗拉门戈年轻球迷”会嘘自己的球队，会在球网后面集结、更积极地嘲讽对手。德卡瓦略在身患癌症、时日无多之时，于医院病床上写信给报纸，谴责这种球迷中的转变，并提醒公众“弗拉门戈教会我们：对巴西的爱高于一切”。随着他的过世，“洽朗加”消失在看台之间，只作为个人在社交时谈论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里约的各个俱乐部里，同样的世代斗争也在上演。达伽马球迷达尔西·罗萨莉娜被迫放弃对“加油”组织的领导权，“达伽马年轻力量（For？a Jovem do Vasco）”也取而代之成为最主要的达伽马球迷组织。在圣保罗，相同的故事也在发生，同样也是年轻群体冲击旧势力，比如科林蒂安的“鹰（Hawks）”和“卡米萨12（Camisa 12）”、圣保罗的“三颜色（Tricolore）”，那时他们已不是逃离的群体，而是统治看台的力量。
任何流派的足球主题电影如同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新潮电影一样，在军事统治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抛开迷你史诗电影《运河100》不谈，传记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是1970年世界杯之前拍摄的唯一一部足球电影，然而在墨西哥世界杯之后，名人足球电影得到了许多资金支持。关于当时“三星巴西”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且鱼龙混杂，有些就是同一部电影的重新剪辑，还有一些是把1958年和1962年的世界杯电影打上了1970年世界杯的标签，卡洛斯·尼迈尔的《巴西好球》、奥斯瓦尔多·卡尔德拉的《天下足球》、雨果·施辛格的《祝贺，大力神杯》和罗杰里奥·马丁斯的《70年世界杯——三星巴西》都属于这个范畴。
路易斯·卡洛斯·巴雷托的《这就是贝利》在1974年，这个伟大男人动身去美国的前夜上映了，这部电影只是贝利众多精神传记中的一部，但是它是彩色的。与此同时，歌手兼喜剧演员戈兰德·奥特洛仍靠着在《贫穷的有钱男爵》中表演呆头呆脑的乡下人赚大钱。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他发现名誉和财富不是为了给像他这样的人准备的。正是在这种阴暗的种族歧视的环境下，人们几乎原谅了贝利自己在1979年出演的电影《特罗姆巴蒂尼亚斯》——一部带有寓意的惊悚片，浮夸而不真实。在电影中，贝利被圣保罗企业大亨聘请，通过足球和打架来解决儿童扒手问题。贝利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演技最差的人之一，但是他和巴西的白人精英一样对于名声和财富安之若素。
音乐和足球的关系要比电影和足球的关系更好一些。虽然1958年和1962年世界杯并没有引发大量音乐作品的诞生，但贝利获得了最多的歌曲创作，新生代的巴西音乐家与足球建立了良好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和诗歌逐渐远离了足球，而流行音乐仍然是歌颂足球这一欢快的大众运动的主流文化方式。20世纪60年代中期，热带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关键人物——卡埃塔诺·维罗索和吉尔伯托·吉尔都录制了一些足球歌曲。他们把美洲非洲音乐和西方的流行乐、摇滚乐结合起来，这对于当局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他们被迫流浪他乡，这也激发了对他们所写歌曲的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了支持球员阿方西尼奥对抗俱乐部的封建控制，吉尔伯托·吉尔写了歌曲《中场》。豪尔赫·本的专辑《乌芭芭拉乌玛》尖锐地指出巴西黑人在塑造这项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性。直到1989年，奇科·布瓦克对贝利和音乐家作曲、伟大的艺术家、画家做了比较——
为了挂在画廊
画家精雕细琢
没有一笔一画
相比射门更美
干脆像一支箭
或是一片枯叶
这一观念在巴西军事统治的20年来一直存在，而巴西足球的其他方面则不会这样。
Ⅲ
备战1970年世界杯时，钱对于梅迪西政府来说不是问题。军队上尉克劳迪奥·库蒂尼奥成了球队的体能教练，他之后被派往美国宇航局学习美国空间站计划。主教练若昂·萨尔达尼亚的亲共产主义使得他被政府视作眼中钉，他公开批评贝利，还在里约的一家酒店大堂会见一位媒体批评家时带了上膛的手枪，之后被炒了鱿鱼，巴西足协以情绪不稳定为由解除了他的教练职务，随后安排了自己人马里奥·扎加洛上位。
1970年世界杯是第一届彩色直播的世界杯，给予了它的观众一种彩色的魔法。巴西军团的黄衫在墨西哥正午炎炎的白色日光下闪闪发光，这个开球时间是为了配合欧洲电视时间表而定制的。习惯于见到黑白颜色的巴西队的绝大部分观众仍然感到目眩。巴西在本届比赛中踢了6场比赛，打入19球，清晰地记录了冒险而积极的比赛，他们为了保持礼仪只有一场未失球，好让对手有反抗的希望——也使比赛更加精彩。为此他们增加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巅峰时刻：贝利在中线的射门尝试；他在面对英格兰滴水不漏的防守时，找到了对方唯一的空当并送出完美的短传。决赛中，比赛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意大利人以1比1紧咬住巴西，终场前20分钟的精妙配合给巴西队带来了3个进球赢得了胜利。即使是曾发过誓不会支持巴西军团的政府最强硬的左翼反对者的心，也因此融化了。
“批判精神没能挡住我们的第一波攻势，桑巴军团的每一次胜利，都使大城市街道上出现了自发的狂欢节，当巴西第三次成为世界冠军时，整个国家都涌向广场、街道、小巷，为了冠军而狂欢。”（4）
球队直接从墨西哥城飞回了巴西利亚，从机场被市政消防车接至总统府，就像1958年他们在里约的街道上一样。联邦首都平日里空荡的广场、冷清的高架路都挤满了来迎接球队的群众，总统府外，数以万计的人聚集起来，为每一位出现在阳台上或与梅迪西总统站在一起的球员欢呼，之后球员们与内阁共进午餐。这是军政府统治巴西的20多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开放总统府。
清晰乐观的行进曲《前进，巴西（Pra Frente，Brasil）》是这次比赛的主题曲，歌词想象了9000万巴西人共同前进，国家队和其他所有人和谐无间。现在这首歌被政府采用作为主题曲，在印刷品和电视广告中，这首歌的歌词连同足球比喻和厚脸皮的标语一起被播送，球员和教练们被要求记住自己的台词。1972年，当数以千计的政权反对者被送进监狱和流放时，贝利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接受了体育媒体的采访，据报道，贝利称“巴西没有独裁统治，巴西是自由国度和充满欢乐的土地。我们是自由的人民，我们的领导者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并且用宽容和爱国主义统治我们。”（5）贝利的形象被张贴在大城市的巨大广告牌上，配有文字：“现在没人能阻止巴西这个国家，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
这是第三次拿到世界杯带来的自信，但是军政府的兴高采烈不仅仅来源于此，1968年至1974年的6年间，巴西经济每年不可思议地增长10％。赤贫之人从北方移民至南方使得工资水平下降，工会也被压垮，巴西的将军们越来越多地把巴西称作“伟大的巴西”——一股开疆扩土、走向国际的力量。通过良好的国际信誉评价，巴西政府开始贷款大兴土木，按自己的蓝图创新了民族及其足球文化。
20世纪60年代军政府让足球自我管理，到了70年代对体育的掌控加强了许多。阿维兰热是巴西足协不可动摇的领导者，但当他在1974年成为国际足联主席后，政府很快安插了他们自己的人员。政府政党ARENA（全国革新联盟）在里约州分支的首领、海军上将埃莱诺·努内斯成为了足协新主席。他一边安排弗拉门戈的罗伯托重回国家队，一边组织巴西军团获得1978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每场预选赛都有ARENA的政客到场，徒有其表的助威集会充斥着挥舞起来的旗子和政治传单。另一方面，圣保罗俱乐部主席隆德·纳特尔联合巴西银行，把他的足球纽带转换成政治资产，成了圣保罗州的ARENA长官。
在控制了政治机构并镇压了颠覆分子之后，军方将最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搭建伟大巴西那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肌肉。在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全国开展了3项大型工程：全长超过2000英里横跨整个大陆的跨亚马逊高速公路；巴拉圭边境的伊泰普大坝，这一工程将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创造一个原子能源产业。这些庞大项目的背后支持部分来自产业的政策，部分来自政治，其宏伟的规模足以与政府花钱大批量修建的足球场相比。关于这些项目的宏伟美学在1970年的系列电影《托斯陶——金色野兽》中完美展示出来。该片基本是一部传统的甚至粗糙劣质的大前锋的圣徒传，在克鲁塞罗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却似乎改变了格调。相机缓缓移动过贝洛奥里藏特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一辆车在行驶，路面上没有一个行人，米尔顿纳西门托的《这是足球的国度》开始播放：“巴西在星期天的下午是空的，对不对？你看，桑巴王国，这里是足球的国度。”然后影片切到了一系列围绕着刚刚建成的米内罗球场的航拍景象，体育场就像一个有着深深斜角的混凝土大碗，通过它巨大的角悬臂和扶壁，体育馆的平顶和墙壁搭建起整个球场。球场的规模真是毫不含糊地大，工业化的野蛮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足球舞台，供球员在广袤的绿色草坪上奔驰。体育场旁是一片宽广的停车场，足够停放那些不断从巴西爆炸式增长的汽车行业的新生产线上送出的一辆辆大众和奔驰汽车。
全国性大力修建巴西足球场馆的浪潮——“建设伟大巴西足球之翼”，从发展较缓慢的巴西东北部开始，这种政治上的优势给了巴西东北部发展的机会。特拉皮绍球场于1970年在阿拉戈斯的首府马塞约开幕，巨大的马查多球场随后于1972年在纳塔尔开幕；而位于福塔雷萨的卡斯特朗球场比之前的这些球场都要更大一些。甚至是皮奥伊那小小的首府特雷西纳，也拥有了能容纳6万人的阿尔贝陶球场。位于圣路易斯那气势宏伟的若昂·卡斯特罗州长球场，也被称为卡斯特罗球场，是当时巴西最大的球场，其广阔的下沉式混凝土看台可以最多容纳10万人。所有这些体育场馆均采取了米内罗的建筑结构，巨大的圆形钢筋混凝土碗状构造，通过带状的预先制件搭建，这样的形式让整个建筑保持了一种庞大的优雅，虽然在热带条件下，它们会因为潮湿的气候和疏于修理而过快老化。中部高地和亚马逊丛林中也开始修建球场，马瑙斯的维瓦尔第球场可以容纳5万人，在热带雨林的中心开始施工，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才终于在1970年完成了这样一个�